十世修得同船渡
——为北大百年校庆作
最早可能成为一名北大的学生，该在1966年。
那年我高中毕业。我读中学的太原三中是省内重点中学，我是学校的高材生。我在全省统考曾获总分第二名；我认为自己考取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学府都易如反掌；我的首选目标是北大。我在毕业前夕已填好了报考志愿表；我的第一志愿以及第二志愿都是北大；我选了天体物理系以及飞行器系。考北京大学，要讲北京话怎么办？从高一起，我就学了一口太原“京腔”；袜子破了又怎么办？从高二起我开始学习做针线、打补丁。连补袜子这样的细节都考虑过了，有备无患，万无一失。
然而，恰好在我已经很会补袜子的关头，“文化大革命”就史无前例爆发开来。
停课闹革命。
“红卫兵”。
“大串联”。
考大学，上北大，天体物理系，谝京腔，打补丁，眨眼成为过去。
命运之车载了我呼啸狂奔而前，离当初的首选目标北大越来越远。
大家都倒霉，一个人不走运便也不那么悲哀。没进北大就学会了这样自我安慰、自我保护、自我治疗的传统大法，不妨说我进了另外一所大学。
我学到了也许进入北大都学不到的。
过去了整整二十年，到1986年，我在不期然间却成了北大的学生。无心插柳，妙手偶得，天上大落馅饼，不由浩叹人生无常。
1984年，我先是读鲁迅文学院。鲁院原名叫文学讲习所，学习进修一段，读点书，开一回眼，认识些新朋友罢了。那时文坛文化热、寻根热，社会上文凭热。鲁院存了一分好心，既让大家学到文化，还要给大家颁发文凭。文凭对作家有多少实际意义则另当别论，如是读书两年。
不料，鲁院的文凭国家不予认可。那大家不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为了那并无多少用处的文凭，鲁院作家班的同学们不惜再花两年时间，转插到北大中文系继续读书。大家对那纸文凭志在必得，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一时中了魔法；随了惯性，进了漩涡，入了黑洞，不依不饶，集体有意识，在社会上文凭热已然冷落之后，大发高烧，如扑火之飞蛾，之死靡它。
当然，其前提是北大也乐于接收这样一批四十岁上下的名声大小不等的作家，成为她的中文系本科三年级学生。同时，美其名曰北大作家班。
对于命运在二十年之后的赐予和补偿，我已经没了多少旧梦重圆的欣喜，反倒嚼出一丝早成追忆的苦涩。应有的求学权利被剥夺，大好青春年华被葬送，我到底不能释然于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样的布道听得人毛骨悚然。
生活这盘磨并不曾磨圆了所有的石子。所以有人讲我们这批老三届是“狼孩儿”。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理解，这名堂都够酷的。
而我们到底进入了北大，成为北大正式注册的学生。
我还有幸被同学们推选为一届班长。其时，我已经担任《山西文学》主编。
我在负责编好一本省级刊物的同时，还努力当好班长。尽管我们班大多数同学皆是中国作协会员，在当代文学课上老师们不时会讲到大家的作品；尽管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比我们的班主任还要年长，大家在就学期间不曾放弃创作纷纷在全国获奖，为自己也为作家班争得荣誉；应该说，我们是北大称职的一批学生。我们与学校其他当龄的学生一样住拥挤的宿舍，一样吃嘈杂的食堂，一样规规矩矩在阶梯式教室听课，一样接受严格的期中期末考试。
一切，都煞有介事，和真的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茬又一茬的学生皆是北大的过客。相比而言，年龄的原因再加文学创作的实践，我们更能自觉意识到这种身如过客的现实。
我们更加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同时，也更加理智地感觉着北大。
甚至还在读书期间，我就已经归纳出自己对北大的若干印象。
可惜我不是画家，无法用印象派的技法传达许多强烈的印象。然而，我几乎可以提供许多相当成熟的绘画构思。
比如，北大着名的三角地，学生们匆匆由教室奔来，纷纷向宿舍奔去，争先恐后涌入食堂，比肩接踵围观招贴——我的印象就是在一匹大画布上，使墩布蘸了浓墨十字横斜涂抹两笔。
比如，仿佛饥民抢粮一般的食堂，我的印象则是可以省去画布，在一面雪白的墙上，使红油漆炮弹轰炸上去。
在阶梯教室，秃顶教授手之舞之，仿佛在抗议学生们众目睽睽如利剑，斩去了他满头青丝；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翻书声如春蚕咬啮桑叶；未名湖畔石拱桥弧顶，有男女学生拥抱接吻，旁若无人；资深教授见惯不惊，也许竟是视而不见，仰面朝天渡过拱桥，大家各不相扰；而在校园林阴深处，藤萝绕架，曲径通幽，专讲聊斋的先生卜屋而居，暗影里似有城狐社鼠出没……而在离开北大之后，每当想起她，许许多多的印象叠合在一起，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绿地。
我不知这个印象从何而来。
我只感到那片绿生机盎然。
如火如荼；载歌载舞。
我离开北大已经整整十年。
十年前，我们将要毕业之际，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校庆。
当日，从未名湖畔到北大运动场，人山人海。到处欢歌笑语，你却听不清人们在讲什么唱什么；千万人踏起的尘土有如浓雾烟岚，是为甚嚣尘上。
那年，我四十岁。
如果说，我一向把自己童年生活的故乡视作自己的伊甸园，那么，北大曾是我有幸搭乘过的一只方舟。
她载了我，穿越两年时光的人生洪荒。
如果说，北大是一株人文知识分子建造的参天巨树，我曾经是她的一片树叶。
她的乳液，浸润过我。
北大，命定地不可更易地刻触在我的生命的年轮。
我到底进入过一所大学，她叫北大；我终于求取到了一纸大学本科文凭；我与作家班的同学共同圆满完成我们的学业，我们的毕业论文绝大多数受到先生们的普遍好评；我还认识了那么多新的朋友，我们曾经同船共度。
这一切，到底都是我今生的幸运。
这样的幸运，几世修来？
今年，我五十岁。
我们的北大建校百年。
我的儿子今年于复旦大学毕业读罢硕士，他将投考北大博士。
而我的父亲是个扛麻袋的老脚行。他用血汗培养我家两代读书人的情形几乎就是一个象征。托举着北大和其他大学这许多文化圣殿的，有我父亲一副血痂如铁的肩膀。
我想，北大该懂得这些；至少，我和我的儿女心底明白。
这，也许到底正是北大那深不见底的绿地之生机所在？
（发表于1998年出版的《中国作家谈北大——我观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