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谨以此文献给我童年时代的亲友和师长。
此文作于1987年，以志四十不惑。
一三个名字
我从开始学习写作发表作品，就不曾认真地取过笔名。因为我的名字已经不少。
除了大名之外，我有两个乳名。一个乳名叫“九十”；一个叫“来有”。两个乳名都有点来历。
第一个乳名九十，记载了我出生体重。旧制秤九斤十两，折合现行市制十一斤多。有这样的出生体重，我当年可以算作巨型胎儿。乳名称呼“九十”，表示了我最初的“不同凡响”，自然也反映出父母的骄傲心情。
第二个乳名来有，是我奶妈家给取的。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托人找到一个奶妈。义父姓雷，家境比较清苦。奶妈哺育了我，她家可以得些钱米度日。所以，义父的母亲雷老太太就给我取了第二个乳名“雷来有”。
而我现在用的大名石山，是我的祖母为我取的。我在故乡村子里读初级小学，始终是用乳名“九十”。至今村中老少，仍用这个名字称呼我。到我考上高小，要出村读书，名字问题在奶奶心目中变得严肃起来。出村读高小，容易的吗？奶奶说：要上高学了，可得取个大名！大约因为我的故乡是山村，出门就爬山，我的堂兄弟们取名都带个山字。有宝山、靠山、东山、锁山之类。奶奶想了好几夜，终于做出决定：就叫个石山吧，顺口，好听！
我听从奶奶的决定，要把名字写上作业本。奶奶不识字，她是只知道读音的啊。那么，山是大山之山；石，是哪个(Shi)呢？奶奶理直气壮地道：石山的石嘛，还能哪个石？
是小学老师在我的毕业证上，写上了“石山”二字。张石山从此，名正言顺。
从那以后，在故乡山村红崖底，奶奶就第一个改口喊我“石山”，坚持不懈，大声疾呼。老人家希望她为我取的大名从此流行开来。然而，在我的故乡山庄，人们仍然称呼我的乳名九十；除奶奶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叫我石山。奶奶去世之后，大伯挺身而出，继承了奶奶的衣钵，又成了唯一坚持呼喊我的大名的人物。
十年前，大伯也下世了。于是，在我的故乡庄子上，就再也没有人叫我石山了。
这些年，我以“张石山”之名发表了不少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所谓小有名声。但这个名字对我的家乡父老来说，是陌生的。他们熟悉那个叫“九十”的孩子。九十这个名字，和我的童年密不可分。因而，每当我回到故乡，满耳充斥着对我的乳名的呼喊，我就仿佛回到童年，心中溢满了温馨的记忆。
二我的奶奶
我是在太原出生的，两岁上被父母送回故乡交给奶奶抚育。所以，我最早的记忆是故乡的生活场面，我记得最早认识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奶奶。
记得我还在炕上玩耍做游戏，我站着和坐着的奶奶一般高，而我的脚和奶奶的奇形怪状的脚也恰好一般长。奶奶的脚是那样小，样子又是那样奇异，这都使我极其好奇。
平常，奶奶总是在炕上坐着。穿一身青布衣裤，上身板正，青布大襟褂子一尘不染；两条腿盘得严严实实，两只膝盖对得十分整齐；裤口一向都用裹腿条子扎紧，两只脚则完全藏在身下，不知去向。
有时，奶奶也下地走走，找她的老姐妹去聊天或者摸纸牌。奶奶下地出门，总是一只手柱了拐杖，一只手扶了我的肩，在起伏不平的石板街上扭打扭打地走。短短半条街，起码得扭打一顿饭的时辰。
有一次，奶奶突然决定上沟里边的张家庄去看一个亲戚。红崖底到张家庄，不过二里地；奶奶不愿张扬铺排，骑驴坐车什么的。要带我步行前往。
她扶着我的肩膀，扭动了半上午，走出村子不过半里地。后来，奶奶脚疼，再也无法走路，她就跪下来前进。我离开道路，跑到河滩里去逮蚂蚱。河滩里灰色的石砾中，跳动着大大小小的灰色的河蚂蚱。靠近庄稼地的青草坪上，就有其他颜色的了。有褐色粗胖的“老牛驮羊”，有绿色瘦长的“扁担”，有摇着大腿“吱吱”叫的“磨大腿”，还有通体鲜红的红蚂蚱……我逮了好多蚂蚱，扭头去看奶奶，她好像还在原地，并没有跪前去几步路。
那一次走亲戚，我们究竟到了张家庄没有，后来又是怎么回村的，我都记不得了。然而，奶奶在河滩里跪动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是小脚妇女备受苦难的一篇活的特写。
大约就在那次走亲戚之后，奶奶告诉了我——我是怎样从太原回到故乡的。
原来，太原解放后，我一岁半离开了奶妈家，回到父母身边。但那时母亲开始参加工作，我就每日被反锁在家。这时，奶奶到太原来见到了我的处境，十分心疼，我也格外依恋奶奶。据说，我曾经策动奶奶一块逃亡。我说：
“奶奶，咱们逃跑吧！逃得远远的！”
奶奶叹息到：
“唉！奶奶脚小，跑不动啊！”
我鼓励奶奶：
“不怕！有我！你一只手柱上拐杖，一只手扶上我，咱们跑吧！”
后来，奶奶回到家乡，就因为不时想起我的那几句娃娃话，病倒了。父亲是着名的大孝子，结果就将我送回到奶奶身边。父亲当时唯一担心的是：这孩子脑子也还聪明，送回山沟里变傻了怎么办？
奶奶立刻反驳道：
“山沟里怎么啦？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父亲顿时无言以对。
从那以后，我才幸福地生活在慈祥的奶奶身边。
三博爱医院
从我记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生”下来的，而是开刀从肚子里取出来的。
平常走在街上，人们总爱指指点点：
“这个娃了不得！没有走‘红门’！只有太上老君没有走‘红门’！”
“红门”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人人都走“红门”而偏偏我却没走，这些都使我极为困惑。我询问地去瞅奶奶，奶奶不回答我，只微笑地告诉人们：
“这娃娃，头顶上有两个旋儿哩！”
立即就有人来验看我的头，终于确信无疑。然而奶奶又介绍了：
“这娃娃，手上是十个‘斗’哩！“于是，又有人来验看，同时惊呼：
“呀！一个‘簸箕’也没有！”
旁边人就念叨：
“男人九‘斗’，越吃越有！好，好，大富大贵呀！”
头有双旋，手有十斗，出生时候又没走什么“红门”，人们将我形容成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小时候就很有几年认为自己不同寻常。
后来长了几岁，在周围也见到头上有双旋的人，也见到双手指纹十只斗的人。那委实都没有什么稀奇。至于我出生的全部情况，也渐渐弄得明白。
解放前，父亲在太原做搬运工，扛大件。由于他的力气和品格，当上工头。
不久，我们地下党就发展他加入了组织。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由他担任站长。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又把我母亲从家乡送来太原，和父亲建立家庭。
母亲结婚时只有十四岁，生我的时候十六岁。母亲年龄小，个头也很矮，结果难产。只好到当时英国人在太原开办的教会医院做剖腹产手术。那教会医院叫博爱医院，据说做手术之前，操刀的修女还虔诚地做了祷告呢！
当我出生后，父亲很绅士地说：修女，是你把这娃娃接生到世界上，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修女用怪异的汉语说：这个孩子儿，有九斤十两，就是在我们英国，也属于巨型胎儿。我看，就叫个“九十儿”吧！
博爱医院旧址在我们太原市杏花岭街口。
到现在，我被那修女接生到人世间已经四十年了。当我路过杏花岭街口的时候，胸中偶尔会生出某种复杂的感慨：假如不是那位修女会做祈祷并且会做手术，那么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人。
有时，我真想知道，那修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还是否在世。我想当面向她表示我诚挚的谢意。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
四寻菜砍柴
奶奶有七个儿子。儿子以下有二十几个孙男孙女。由于我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奶奶最疼我，有时就到了公然袒护的地步。大家有意见，但奶奶自有充足的理由：哪个孩子都有爹妈，九十儿爹妈在太原，我不亲他谁亲他？所以，在奶奶一手统治的家族里，我差不多就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公民。婶子大娘们的孩子挨了我的打，多半都不敢还手。敢怒而不敢言。
奶奶尽管宠爱我，但她对我的管教也很严格。她老人家的许多规矩是谁都不能违反的，她的规矩很多，难以一一列举。最突出的有两条：一条是节俭；一条是勤劳。这正是中国农民立身持家的两大法宝。
平时，我们全家老少都要吃糠。即便粮食充足，也不例外。到农忙时节，庄稼活儿若累，下田上山的受苦汉们才能吃到不掺糠的玉米面。妇女儿童，仍旧坚持吃糠。而无论吃什么，抛米撒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喝瓜菜居多的米汤，碗底儿上必须不剩一粒米。奶奶有时开导：
“米可是好东西。‘一米度三关’。不敢抛撒！”
有时，她又吓唬：
“可不敢抛撒米面！丢一颗米，死了到阴曹地府，阎王爷要罚吃一条蛆！”
所以，直到现在，我喝稀饭的时候，也总要习惯地将碗底儿刮得干干净净。
从四五岁上，奶奶就叫宝山、靠山带我到地里去挖野菜。家乡话叫“寻菜”。
农家糠菜半年粮，一年间各种野菜要吃不少。
“二月半，旮里旮旯刨小蒜。”
“三月半，柳絮儿泡捞饭。”
“四月半，甜苣芽子满手攥。”
诸如此类的民谚都和各种野菜有关。其他野菜，灰灰菜、扫帚苗、刺荠菜、茉萝蔓，也都要按时令挖了来吃。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上述各种野菜了。和大哥二哥一块寻回一筐子野菜，奶奶非常高兴，特别要夸奖我几句。我也就很早体会到了劳动的欣喜和自豪。
满了六周岁，奶奶又叫我开始上山砍柴。
虽然我们村子四周全是山，但在六周岁之前我却没上过山。山上究竟有些什么呢？山外面又是什么世界呢？第一次上山，显得庄重而又神秘。山，是那样大！有那么多山梁和沟壑，像滔天巨浪从极目之处滚滚而来，有向极目之处滚滚而去，有那么多种类的树木柴草，树木上有那么多山桃野果，柴草间开遍了那么多五彩山花。而且，山林中还不时窜奔出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山鸡拖着长长的尾羽从斜刺里飞过，黄羊子闪着黄缎子一样的皮毛就从眼前三丈五丈的蹦跳而去。大山，家乡的大山，一下子迷住了我，征服了我。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和神秘的大山紧密相连。
只是，我还不会砍柴，不会使镰刀。大哥二哥们帮我砍好柴，又帮我捆好柴，而我又不会扛。连背带抱好不容易舞弄回村，村街上的人们都拿我逗乐子：
“嗬，这是拿来给老鸹垫窝的吧？”
可见我的柴儿是多么的小。我觉得惭愧，也有些委屈。手心里磨了血泡，手背上划开了血道，人们还要笑话。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但奶奶见了我委屈的样子，只是说：
“这是你。你爹和你七叔，五岁就上山了！”
六岁上山，这是奶奶疼我才特别放宽了要求的尺度。山里人爱讲一句话：男孩孩不白吃十年饭。生在山乡，不能上山下地，不会劳动，那还不是一个废物？
从那之后，我就没再间断过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寻菜砍柴，抬水抬粪，推磨推碾，什么都干。在同年仿纪的伙伴中间，我决不比别人落后。而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奶奶才更喜欢我。她真正喜欢爱劳动的孩子。
五写仿认字
在正式上学读书之前，在家里已经有人教我读书认字，还有写仿打算盘。家庭教师就是大伯。
那时的乡间，根本没有什么儿童读物。看不到小人书，也看不到画册。记得奶奶的房间西面墙上，挂过四幅牛郎织女故事的条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张家家户户都贴着的灶王爷。灶王爷是麻纸上印刷的质量极差的图画，线条和色块根本不吻合。灶王爷是一张大红脸，灶君娘娘是一张大白脸。他们的眼睛都是不规则的四边形，斜斜地瞪了人看。
而大伯给我开蒙的课本，是一册线装的发黄发脆的《三字经》。这本书上倒是有插图，比如“三才者，天地人”，画着三个头顶有两只角、两角间丛生着朝天毛发的鬼怪。这大约就是伏羲、神农、黄帝了。让人又是想看，又是害怕。越害怕，越想看。
“人之初，性本善”，大伯教一句，我背一句。渐渐认得许多字，意思不很明白，大伯还要讲解。但我后来验证，大伯把许多地方都讲错了。比如“香九龄，能温席”，本来说的是黄香孝亲的故事，九岁知道替父亲暖被窝。大伯则抑扬顿挫地讲到：
“香九龄这个人呀，是能温习功课的呀！”
尽管如此，大伯对我的学前教育始终是严肃而隆重的。晚间，炕上摆开一张方桌，方桌上点起煤油灯。平素灯火管制极其严格的奶奶，这时允许将灯头儿挑大，不再吝啬灯油。她老人家远离桌子，正襟危坐，虔诚地注视着我读书认字的场面。无论我学到多晚，奶奶都要那么直撅撅地坐到多晚。婶子大娘们在地下走动，也都小心地蹑手蹑脚，绝不敢弄出声响来。
除了读《三字经》，我的晚间功课还有写仿和打算盘。
打算盘比较好办。“三遍九”、“九遍九”，只是简单的加法。除法当中最难的不过是“四归”和“七归”。有“学会四、七归，走遍天下不吃亏”的说法。
我心算很快，所以口诀都能理解。渐渐手法打到熟练，算盘功课就算毕业。大伯这方面没有更高深的东西来教我。
写仿却不容易。手总是抖动，笔画很难写得横平竖直。浪费许多麻纸，大伯的脸色始终很难看。写得满头大汗，奶奶探过身子来看着我写的仿，又小心地去瞅大伯的脸。大伯面容僵板，鼻孔里哼一声：
“哼！不用说写匾写碑，写副对联也贴不出去！”
过年写春联，我们村写得最好的是锁爷，连小学校的老师都要时时请教锁爷哩！学习写了许多年仿，我终于没敢在村子里写过一次春联。现在参加一些会议，有时要用毛笔签到，我很为自己的毛笔字差劲而惭愧。
幸好奶奶一向节俭，我写过的麻纸一张都没有毁弃。糊窗户、裱笸箩，或者铰了鞋样子，全派上了用场。
由于大伯对我的学前教育，我认了不少字，对读书认字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大哥大姐们上学读书的课本我已经差不多可以通读，平日听他们背书，结果我背得比他们还快。大伯就和奶奶商量，准备送我进学校念书。奶奶说：
“这么大的事，给他爹打一封书子吧！”
六我的父亲
写信，奶奶叫做写“书子”。每次写书子，奶奶都是请锁爷来执笔。奶奶或者差大伯去请，或者亲自去请。这功夫，大哥宝山和我就分头研磨摆方桌。
锁爷到来，一张红枣似的窄长脸，脸上点染三五颗浅麻子，头上戴一顶青布六棱瓜壳帽，模样很是威风。他自己带着笔，先使笔尖舔舔墨汁，说：再研！这中间，他就听奶奶说书信的内容。研好了墨，锁爷从怀里取出眼镜，架在长麻脸上，然后下笔书写。偶尔从眼镜框子上方栽下来脸面，看着奶奶问点什么。不一会儿，信就写好了。奶奶留锁爷吃饭，他不肯。只吃一盏茶，然后告辞。
不久，父亲就从太原赶回来了。
在这之前，父亲回家乡来看过我，也曾接了奶奶和我到太原小住。但我的印象很模糊。只是记得父亲回家，家里就变得十分热闹。每天晚上，许多人来听父亲聊天。他说太原市的楼房有半座山高，街上的“电蹦子”一眨眼就跑得没影。
他说呀说，直到我睡了一觉，奶奶叫我小便，他还在说。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中，奶奶直撅撅地坐着。大伯们一人叼一支汉烟袋，模样都很恭敬。而到了早上，大家都起炕了，父亲却蒙着被子呼呼大睡。大娘扫地掸桌凳，比平日格外蹑手蹑脚。父亲终于起床，大娘早依了奶奶的吩咐，给父亲做好了荷包蛋。总而言之，父亲的派头和家中的氛围都在证明：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最多的舆论是说：父亲是个“挣大钱的”。这自然使我十分骄傲。一度另有一种说法：父亲是一只“大老虎”。因而我就又骄傲地给人们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