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认为：将为国辅，辅周国强。这是孙武关于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观点。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国家与军队的关系是以君主与将帅关系来表述的。君主与将帅是“主”与“辅”的关系。将帅有能力，具备将德——“智、信、仁、勇、严”，则主安而国强。因此，孙子认为：“故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就是说懂得用兵的将帅，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将帅是一切军事活动的中枢，无论建设军队、管理军队，或是指挥作战都起着主导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兵法主要是为将之法。从《孙子兵法》直接论述将帅重要作用的文字看，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直接参与制定重大军事决策，通过未战而“庙算”，协助国君作出战与不战的战略决策，或如何战的策略决策。二是将帅“受命于君”，在外出征，又是国家战略决策的主要执行者。这时，“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军民的生死，全部系于一身，责任重大。将帅掌三军之权，理三军之事，要“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要通“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等，对将帅要求之高可想而知。因此，选将任将不可不慎。应当说充分认识将帅的重要作用是完全应该的，但《孙子兵法》也流露出过分夸大将帅作用、将帅决定论、官兵对立和愚兵思想，这是应当批判的。
三国，诸葛亮作为丞相、将帅，真可谓“忠臣”、“辅周”之臣。一朝天子一朝臣，诸葛亮能够实现“两朝开济老臣心”，至死不渝，真不容易。刘备白帝城托孤，要刘禅“父事丞相”，刘禅基本上是遵循的。诸葛亮《出师表》真有慈父教子之意味。诸葛亮天资、能力、完全可以称帝，刘备托孤时就说：“你的才能胜过曹丕十倍，必须安邦定国成就大业。若是嗣子（指刘禅）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取而代之。”果然李严曾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但诸葛亮仍然我行我素，忠于蜀汉，鞠躬尽瘁。其实，刘禅虽然能耐不大，但他信任诸葛亮，放手让诸葛亮大权独揽。李邈上书进谗言，刘禅不听，杀了李邈。一个敢放手，一个尽忠心，这天子与朝臣真可算是一对值得称颂的典范。
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打开局面，首先必须创造一个能够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的内部环境，尊重、信任本企业职工并充分授权让他们施展身手，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稳步走上成功之路。
“尊重、信任、授权”，是美国著名女企业家珊蒂·柯吉格的用人之道。她在1972年以2000美元创办ASK系统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全球十大软件公司之一，55个分公司遍布全球。珊蒂·柯吉格的成功关键在于用人之道。她主张让员工自觉自愿去全力工作。职工对企业负责，企业“尊重、信任、授权”予职工，使得ASK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珊蒂·柯吉格成为1991年最受瞩目的25位高级主管之一，被企业界誉为“硅谷女杰”。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有机合成厂的领导，放手让一位操作工人对引进的一套外国装置多次进行改造，虽有失误、挫折，但终于使这套装置更符合厂情，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厂里信任、放手、尊重他，他尽心尽力为厂改装，终于取得了成功。当外国专家到厂访问，看到这套装置的先进性得到进一步发挥时，赞不绝口并反而把它作为“中国专利”用重金买了回去。
六、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感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译为：国君贻害军队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让它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让它后退，这叫做牵制军队；不懂得军队内部的事务而干涉军队的事务，就会使军队迷惑不解；不懂得军队的权宜机变而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产生疑惑。军队既迷惑又有疑惑，那么诸侯乘机进犯的灾难就到了，这叫做自己扰乱了自己的军队，而导致了敌人的胜利。……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君主不加牵制才能够胜利。
这一段文字是论述将帅要有独立指挥权的问题，指出君主不牵制将帅才能够取胜。
这是孙子关于机动灵活用兵的思想之一。将领选择好了就应授权让他独立指挥。将帅有能力组织、指挥军队作战，国君就不要越权干预指挥，应该大胆放手让将帅发挥主观能动性；作为将领应该在“唯人是保、利合于主”的最高原则下，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大胆机断行事。当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客观实际时，身在战场、熟知军情的将领要从实际出发，机断行事，绝不能囿于君主陈命而机械服从，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君、将相互信任为前提，倘若君疑将骄，就会“三军既惑且疑”，必然导致自乱其军，自取败亡。
对于君将关系，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
将领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执行国君的使命。将帅指挥作战，是受命于君；将帅领兵出战是为完成“庙算”战略，目的是“安国辅君保民”。因此，受命君主，对君主负责是将帅的职责。
孙子不仅从这一方面讲君主与将帅的关系。而且还从国家利益、战争全局的高度来论述君将的另一方面的关系：将帅受命之后，不能时时处处拘谨地固守君命，应根据战争实际进程有所权变；同时，君主也不能脱离实际地去干扰将帅的作战指挥。
孙子主张“通于九变之利”，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他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这是说：有的道路不要通过，有的敌军不要攻击，有的城池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有的君主命令可以不执行。将帅对九变之利通晓就是懂得用兵了。孙武讲的包括了有所由和有所不由、有所受和有所不受，一切以利而动，依战场实际情况而定。
孙子提出“君命有所不受”，是根据古代交通、通讯落后，君主不可能掌握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为了胜利随着战局发展变化，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去执行君主的命令而说的。这一点在汉简《孙子兵法》佚文中作“君命有所不行”，就更为明确，它是以“四变”为条件来说的，不是无条件的；对于“君命”不是一概“不行”的，只是“有所”不行，应当正确看待。
不管怎样，孙子“君命有所不受”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很可贵，有很多著名的事例。
东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十一月十九日，吴、楚两国在柏举摆开阵势，阖庐的弟弟夫概王早晨请示阖庐说：“楚国令尹子常不仁，他的部属都没有誓死拚战的意志，我们先向他进攻，他的士兵一定会逃跑，而后我大军随后追击，必获全胜！”阖庐不同意。夫概王说：“做人臣的见到合理的事，应该立即去做，不必等待君命。今日我决心死战，楚军必破。”于是，夫概王不顾阖庐的反对，自行率领部下5000人首先攻击子常的部队。楚军破溃，子常奔郑。此战，吴军深入楚国，劳师远征，应速战速决。夫概王见到有利战机，建议吴君主进军未准，于是果断地自行进军，一举破楚军，这是深得“君命有所不受”的精义之举。
1948年，解放战争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中央军委为继续贯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迅速巩固中原解放区，1月底2月初，先后电令华野副司令粟裕，要他迅速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开赴黄河以北濮阳地区休整，两个月后南渡长江，挺进闽浙赣诸省，创建新解放区，以求吸引中原敌人20～30个旅回防江南，配合中原作战，并令中原我军加紧作战，以利于粟裕兵团南下行动。4月，粟裕率第一兵团到濮阳地区休整，但他对中央军委指示并没有盲目执行，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我军在中原地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的条件，如果此时我军调兵南渡长江，深入敌之后方作战不如留在中原将会对战局发展更为有利。于是，他向中央军委建议：华野一兵团3个纵队暂缓渡江，应集中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陇海北路作战，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同时在敌人后方派出有力的游击兵团，相互配合，推动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针对粟裕的建议，与前线指挥员审慎研究后，毅然决定粟裕兵团暂缓渡江，加人中原战场，会同中原我军作战，寻歼敌人之有生力量。实践证明：粟裕的暂缓渡江，留兵中原的建议是正确的，它对中原歼敌以及后来的淮海战役，乃至全国战局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企业经营也应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但有时这些方式是打破常规与一般规律有所不同。如不灵活处置，一成不变的按常规做法去做就很难获得成效。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汽车售量还很小，为了挖掘社会上对汽车的潜在需求，当时资金才10亿日元的丰田汽车工业销售公司，竟投资4．2亿日元开办了东方规模最大的日本汽车学校。这一举动，被不少人认为有悖于常规，受到公司上下内外的尖锐批评。但销售公司的经营专家神谷正太郎却认为：“就和生产必须先投资一样，销售也要先投资。如果只是全力挖掘当前的社会需求，企业马上就会走上绝路。如果考虑到五年、十年后的长远利益，即使牺牲眼前利益，也在所不惜。”他坚持了下去。事实证明，神谷的见解和处理是正确的。汽车学校培养的驾驶人员和销售人员既懂技术，又懂销售业务，成为活跃在推销第一线的得力骨干，大大促进了汽车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