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初跟山西精神上的联系，是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
鲁迅于1898年离开故乡绍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矿务班，1902年初毕业。矿路学堂的课程有金石学（即矿物学）、地学（即地质学）等。鲁迅在此读书3年，成绩优秀，以后继续搜集资料。190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写出《说鈤》（鈤今通作镭）和《中国地质略论》两文，又跟同学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一书。在那之前，帝国主义列强出于经济侵略和殖民掠夺的需要，派出许多科技人员，对我国进行了大量地质勘探。据勘测结果，山西的煤炭储藏量非常丰富，为全国之最，足够世界一千年（一说六千年）之用。《中国地质略论》和《中国矿产志》都论及山西矿产资源，后者特辟专章论《山西省矿产》。
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我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压迫之苦下成长的。鲁迅的故乡绍兴地处沿海，附近有中英《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绍兴城内也有了外国的教会，颇为霸道。章太炎在《徐锡麟传》中就说，“绍兴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会欲得之”。这种情形激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精神。青年鲁迅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格，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到日本后不久，他在《自题小像》中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伟大志向。在学习矿产知识时，已经认识到开发矿产在富国强民方面的巨大作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石炭者，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切之关系，而足以决盛衰生死之大问题者也。”同书第二章更有这样的话：“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文中写到德国人利忒何芬在中国各地考察情况。利忒何芬曾说：“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鲁迅述及此事，又一次明确表示了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阴谋的高度警惕，他说：“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哪里有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哪里就有被掠夺者的爱国主义怒火在燃烧，反抗运动在开展。1906年，山西人民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矿权”运动，而这一运动发起地正在日本的东京，鲁迅当时就在东京自学。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为了唤起全国人民对这一活动的注意，蹈海自杀，在留学生中引起震动。这是留日学生中爱国主义热情的一次大喷发。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显然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所知，鲁迅留日期间所交往、所接触者，都是浙江同乡，而未见有外省人。在写《鲁迅与山西》一书时，笔者致信同乡前辈李尤白，问及几位山西人跟鲁迅的关系，李在复信中说，他知道景梅九跟鲁迅有过交往。他说，1947年或稍后自己在西安帮景梅九编《国风日报》时，曾经看到过景写给柳亚子和鲁迅两封信的底稿，以及鲁迅逝世后景的两首悼诗，该诗当即在报上发表，已经引用在所写景梅九的传记里。又说，“有一次景老来我寓，和他谈起章太炎、鲁迅、郭沫若等人时，他说他在日本留学时，在章太炎寓所与鲁迅相识，鲁迅还可能比他大一点，郭沫若则比他小，去日本留学也晚。章太炎则比他们都大着好几岁。”景梅九为山西安邑（今运城市盐湖区）人，名定成，梅九为字，生于1882年3月，小鲁迅半岁。幼聪慧，12岁中秀才，17岁到太原入晋阳书院、令德堂就读，后转入山西大学堂中斋，接着被选送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1902年冬考取官费留日，入东京帝国大学本乡第一高等学校理化科，比鲁迅赴日晚半年。他是山西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后被选为山西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以后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是同盟会山西分会评议部长，山西留学生的“争矿权”斗争即是由他参与发动的。1904年初，女革命家、浙江人秋瑾赴日，景找到秋瑾，畅谈革命，甚为相契，后跟秋瑾等人合伙创办《白话报》，是景从事新闻事业之始。此后经常跟秋一起开会，秋瑾回国，景担负送行之责。章太炎出狱到日本后，景又结识章太炎，跟孙中山等人亦来往频繁。景是章所办《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景有关山西“争矿权”的笔锋犀利的系列时评都在《民报》发表。1906年11月27日《民报》举行周年纪念会，景参加筹备，孙中山、章太炎发表演说，由景担任日语翻译。景随后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汉帜》等报刊，宣传革命，抨击君主立宪谬论。1907年初梁启超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鼓吹君主立宪，景跟宋教仁、张继、黄兴等一起，受同盟会指派，将梁赶下了台，后来他在中篇白话小说《罪案》中对此做了生动描写。景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了三种报纸，最有名、时间最长的是《国风日报》，被称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创办的报纸”，其地址曾被清廷官府搜查。为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颁发勋章。后景提倡“无政府共产主义”，国内的喉舌《学汇》专刊就载于《国风日报》，每天一期。他又是世界语的积极提倡者，《学汇》鼓吹尤力，景亲自把爱罗先柯的《世界语者之宣言》翻译发表。鲁迅曾任教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景是积极发起者，陈廷璠所写《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提议》亦载于《学汇》。以后景致力于国学研究，在考《红》治《易》上成就突出，其所著《石头记真谛》为“红学”索隐派集大成之作。有人把景跟章太炎相提并论，有“南章北景”之称。从1906年6月章太炎到日本，至1907年景从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景和鲁迅同在东京约一年半。此时鲁迅尚未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但前往拜访不是没有可能，两人相见即在此时。鲁迅是后来所用笔名，当时用原名周树人，所以景在《悼鲁迅》诗开头说：“庐山真面无人识，鲁迅原来却姓周。”景梅九可能是鲁迅所接触的第一个山西人。鲁迅后来在给许广平信中说高长虹“似是安那其主义者”，当因高跟景梅九关系较好，误为二人思想相同，以致有此推断。
如果说景梅九跟鲁迅在日本东京见面细节不易证实，那么，另一个姓景的山西人景耀月就很可能是鲁迅冲破同乡圈子，开始跟外省人特别是北方人打交道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景耀月，芮城人，1844年生，比鲁迅小三岁，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景耀月以同盟会中坚干部名义出任次长（各部大都如此）。鲁迅经许寿裳推介，到教育部任职，成为景耀月的“部属”。蔡元培北上接袁世凯南下，部务即由景耀月代理。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景在部扩充自己实力，欲拉鲁迅到身边而鲁迅拒之，遂产生隔阂，景于是在报请大元帅府任命的部员名单中划去“周树人”三字，但被南返的蔡元培制止。鲁迅对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为感到失望，1961年请同仁陈师曾治印，嘱刻“俟堂”二字，据许寿裳解释，意思是因受到景耀月排挤，乃以“君子居易以俟命”自命，并跟陈师曾“槐堂”的室命相匹配。后鲁迅以“唐俟”为笔名，亦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