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园东出生于世纪之交的1901年，此时的清王朝国难频仍，严复说，中国社会“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李鸿章也说，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此同时，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转型”（汪丁丁）。
然而，不管今天的我们用怎样宏大的叙事去观望历史，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都永远在继续，生老病死的人生不断轮回，也许，多少年之后，仍然会有在那个时代懵懂未觉的记忆让我们慨叹，生活的存在有太多的奇幻与诡谲。而这一年对于山西忻州温村的梁氏家族而言，就是在家谱上新添了“梁佩衮”的名字，这就是1927年之后的“梁园东”。
添丁生子永远都是幸福的事情。梁佩衮（梁园东）出生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不知是在春夏秋冬的哪个季节，也不知是子丑寅卯的哪个时辰，为了他的到来，母亲经历了怎样的阵痛；听到他的哭啼，父亲又在心头掠过怎样的欣喜。所有的细节都被淡忘。
无法找到对于梁先生母系一支的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有关梁园东父亲的记载，在姚奠中先生为梁园东先生写的小传里说：
他的父亲梁际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了太原起义。清朝末年梁际蓉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民国建立，阎锡山控制了山西的军政全权，排斥异己，他只担任了几年榆次县的知事，就弃官从事蚕桑实验，在太原开设销售商店。这个商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就成了他支持儿子梁佩衮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掩护据点。梁际蓉的思想和行动，深受当时中国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对青年时期的梁佩衮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在不足两百字的短短的一段话里，“革命”一词出现了三次。这个充斥着正义色彩的词语，对于上世纪初叶的中国有识之士而言，应该是一种褒奖。在当时，这种实现正义和恢复公平的行为既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然而，革命不是由那些头部还埋在污泥中的人发起的，而常常是由那些刚从污泥中抬起头，举目四顾，注意到别人比自己生活得好，而且认为整个制度对自己很不公平的人发起的。也就是说，革命是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对一个不公平的制度的反抗。
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应该是引领梁际蓉先生人生道路的航标。在后来，梁园东先生比这走得更远，作为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用实践验证了自己的革命的一生。这也许与其父亲的基因遗传有关。在梁园东先生的一生的生命信息里，都体现着父亲梁际蓉变革现实的思想的影响。
革命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戆直的行动，思想的先驱性导向了革命的必然，而先驱性的思想如果没有对于过去历史的明了与感触，它的存在几乎就成了无本之源。在这里，梁佩衮在童蒙时期所受的教育成了他后来倾向革命的基因。
早期的启蒙阶段的教育是一粒深埋在地下的种子，它究竟是怎样发生、发展、壮大，这里面究竟隐藏了多少对于一个人的将来的成长难以预料的信息，这些信息怎样的在未来的日子蓬勃地涌动在人体的血液里，不经意间在某一个必然或偶然的时刻改变人们的命运。这里面饱含着神秘的东西。当我们看到人成熟后所结出的或大或小的生命的果实，就会不禁产生追本溯源的冲动。
对于他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姚奠中先生讲道：“梁园东上中学以前，在家乡读私塾，受教于叔祖前清秀才梁歌九，熟读了四书五经，打好了阅读古籍的基础，为后来研究古史准备了初步条件。”
私塾？是的，传统教育的温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两千余年延绵不衰。据说，最早关于塾的记载出自商代甲骨文。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的得名据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
“塾本以熟思”，私塾教育下的梁佩衮的确是一个对于古代文化能够在精读的基础上加以熟思的人。从梁佩衮先生出生的1901年起，到1910年的十年间，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私塾教育步步改良。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到梁佩衮幼年时期所学的书籍或课程的具体的有关资料，梁家的私塾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对改良进行了呼应，不得而知，但是，当我们翻天《史学论文集》时，我们除了慨叹梁佩衮的天赋，还不得不对其叔祖梁歌九表示敬意，可以肯定这位饱读诗书的儒者的悉心教诲，是梁园东先生日后的学术成就的根基。
孔子说“吾年十五而志于学”，15岁的梁佩衮从忻州老家来到了省城太原，他在四年中学期间，节衣缩食，刻苦攻读。他对书籍特别爱好，经常出入于新旧书店，广事搜购，旧书是其所爱，新书更不放过。很快他家便成为周围藏书最多的人家。对于书籍而言，物质上的占有永远都不是目的，可没有物质上的占有，却永远都达不到目的。字是要一个个的去读的，就算是一目十行，也得有纸张的承载；思想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一个从懵懂逐渐走向成熟的少年来讲，在哪个方向或者在哪个层面投注自己有限的财力、物力、精力，决定了他成长的方向与成长的高度，这是生命的营养。所谓“营养”，其实就是“经营养料”，一个人能够更早地、更有效地经营自己生命的养料，就会为未来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梁佩衮就是这样一位善于经营自己生命养料的人，所以在1920年，初中毕业的梁佩衮已经成为一个学识相当广博的青年。而这一年，也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个阶段，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隔了90个年头，我仍能设想20岁的梁佩衮在踏上北上的求学之路时的踌躇满志，当然也许不只是踌躇满志，更也许什么都不是。那么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小伙子，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定位来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在这个阶段，又遇到了人生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当他第一次站在北大红楼面前，对着“国立北京大学”这几个大字的时候，眼睛里闪现着的光芒有着怎样的繁复内容，我们无法推测。
从1920年到1926年，在将近六年的漫长的时间里，梁佩衮与北大朝夕相处。在未名湖畔诸多莘莘学子或神采飞扬，或庄重严肃，或机敏佻达，或激情澎湃的身影里，也裹挟着这位“沉静好学”的青年。而北大老师们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也深深地感染着这位年轻的学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大始终秉承着志在天下的严峻思想，这种思想滋养了梁园东刚正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他的身上凝注了北大特殊的精神魅力。
在北大预科学习了两年之后，梁佩衮进入哲学系就读。
北大哲学系始建于1914年，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创建之初为北大文科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在校史上，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熊十力、唐钺、邓以蜇、汤用彤、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沈有鼎、洪谦、张岱年、胡世华等先后在这里执教，培养了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摇篮。
其时的北大，正值著名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校长之际，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日新月异的北大由于吸引了陈独秀、李大钊、朱家骅、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学界精英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故而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
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就是马克思主义。身处其中的梁佩衮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这种思潮。这种接触点燃了23岁的梁佩衮心底燃烧的激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奠中先生在《梁园东教授传》里写道：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人物倡导下，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很快，另一方面以胡适为首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则与之相抗。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即是焦点。梁园东是一个热情、刚正、有抱负而又沉静好学的人，一开始他接受了胡适的一套，潜心读书，但面对北洋军阀统治下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他一天比一天更深刻的认识到，静坐书斋，潜心读书的生活显然并不适合当时的社会，要想更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体现人生价值，必定要有更正确的选择。
所以，当他一接触到共产主义，一下子就看见了前途。梁园东后来回忆说，马克思主义使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北大求学的第三年，经共产党员王壮飞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年十月，他在《大夏》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十年来之中国外交》，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关切和对军阀卖国外交的愤慨。
梁园东就这样掀开了他人生的最为重要的一页：成为共产党人，投身革命。
应该说在北大度过的六个年头，是梁佩衮一生的关键点，作为他人生路上必经的一站，北大给了他选择的机会。无论如何，选择都是一种机遇，与命运有关，与未来有关，与成败有关。有时候，也和亲情有关。
若干年后，梁园东先生回首1926年到1927年的这段时光，内心里会怀着怎样的莫可名状的情愫；当他回忆起自己的父亲，又会在心底泛起怎样的波澜。
1926年，梁佩衮在北京大学毕业时，正值大革命高潮到来，他被党组织派到武汉，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又被派回太原，任国民师范教员。在他父亲梁际蓉的支持下，以父亲的蚕桑销售商店为据点，开展党的组建工作。他是当时山西党的负责人之一，除一般组织宣传外，主要负责财务工作。这期间，他和梁春霆、赵镜如、续俭等人，筹办出版了《滂沱》杂志。这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名为文艺，实际宣传革命思想，先后发行了四期。与此同时，他组织了“滂沱社”，吸收进步青年，以进山中学学生为主，发展到百余人，成为当时和后来学生运动的重要力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成立了反动的“清党委员会”，镇压共产党。被搜捕的梁园东，由续俭等人掩护，逃离太原，只身赴上海。而他的父亲却和梁春霆、赵镜如先后被捕，扣押期间，受到严刑拷打。赵镜如死于狱中，梁春霆遭监禁一年后被保释。他的父亲在被羁押半年后获释，但因受折磨而得不治之症，几年后于穷困中死去。
人生就是这样，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拨弄着，意气风发也罢，踌躇满志也罢，身陷囹圄也罢，背井离乡也罢，都只是翻云覆雨的刹那，尽管有必然，但承受的时候，所能接受的只是偶然。因为偶然是和亲情、和自身、和小我息息相关的，而必然却需要那种跳到五行之外的达观和洞若观火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