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的上海，对于刚刚更名为梁园东的梁佩衮来讲，心情是沉重的。他无意体会“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傲岸，也不能欣赏“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景色。至于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弥漫在空气里的靡靡之音，在这位刚刚经历了理想的挫败而显得迷茫与苦闷的青年看来，更是有着隔山探海般的遥远。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对梁园东来讲，展现不出乐园的风采。冒险家们要的是一己的饱满，而革命者追求的是社会的安定和民族的复兴。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在这里，有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租界以外的地区控制在孙传芳部的军阀势力手里。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便是从这里开始的。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当时也设立在上海。而三月间刚刚发动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党应该就在这里。
然而，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党组织被迫转入了地下。梁园东打听不到党的消息，找不到党的踪影。没有了组织的引领，他踯躅在闹市的街头，茫茫人海中的梁园东像是一叶飘零在江湖上的扁舟。此时的他是否在心里产生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念头，因为对于中国古代的诸多文人来讲，这也不失为一种挫折之后的人生选择。士大夫阶层的超脱与逃避，有时候的确可以化解心头失意的人们心头的懊丧，但对于精神上有着自我振作功能的、更强悍的灵魂来讲，他们更愿意凭借自己的力量打造下一次的崛起。
荷兰名史家慧辛迦说过：“对于历史而言，问题永远是：‘向何处去？’。”而今的梁园东也很想明白，中国的历史究竟应该“向何处去”，为了寻找答案，梁园东“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知道的还很少”，故而“转向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系统研究”，他要从历史当中寻找答案。
对于学者气质更为浓郁的梁园东来讲，这当然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早在1902年新史学发轫之时，梁启超就撰文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之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也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这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最后，他下结论，倘“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20多年之后，这席话成了梁园东先生身体力行的圭皋。还历史以真面的企图，以近乎狂热的姿态楔入梁园东先生的学术追求。20年代末期，他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浦东中学任教，及在大东书局任编辑，最后在大夏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期间，他除编著了高初中历史课本外，在1930年前后出版了《五代十国史》、《中国文学史》、《爪哇史》，1933年前后世界书局又为之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外国史》（二册）、《中国现代史》，而他的译作《西辽史》（前苏联，布莱资须纳德原著），则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年中华书局重版。
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梁园东史学思想的日趋成熟，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开始思考，同时在各文史杂志上连续发表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性质，同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进行了论战。他在极力地探寻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出路。以回望的姿态，用一种力透历史纸背的方式想要在帝国曾经经验过的文明与野蛮、辉煌与不幸中抽丝剥茧般地寻找规律，以求指导实践。
从1927年到1937年，在上海的十年时间里，梁园东先生先后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社会性质、社会基础、史学方法、民族特点、古代地理、古代交通、门阀制度、教育制度、种族问题、土地制度、战争形式、专制主义等方方面面。
革命风起云涌，今天的学校教授的中国历史用最精简、最概括的语言描述了十年间的大事，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较量是贯穿这段历史的主线。在一系列的起义、一系列的围剿和反围剿背后，历史，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正用他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对未来中国的前途作着选择。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和历史更接近的智者，在风云变幻的局势面前，用自己特有的机智和敏锐，以更为直觉的方式体察着中国这具饱满的生命体，在遍体鳞伤之余所发出的强劲呼吸。
的确，在革命面前，有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有的人谋划筹措、机智果敢，有的人豪情万丈、指挥若定……而革命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缺失，对革命来讲，都不只是遗憾，甚至是失误。文化方面的革命又怎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缺失？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写道：
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由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昔人于此，观念虽未精莹，亦未尝毫无感觉。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
对于一个以革命为己任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拿起手中的笔，运用自己的智慧，为时代找寻前进的理由和方向，更为重要的事？
原本就沉静好学的梁园东在此时显示了一个具有大家风范的史家的气度，他所撰写的论文从宏观的角度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普及，作为一种普遍的哲学原理，小的方面，在升学、求职等重要的人生站点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而言之，在国家发展、党的建设、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等宏观的历史进程里，扮演者无可替代的角色。可是在共产主义发轫之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坚持却要抱着一种舍生取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思想是如此的先进，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对它的传播有着极端的恐惧。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陈独秀，一生当中先后被捕五次，最后一次在上海被捕，蒋介石谓“陈独秀等系犯‘危害民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27年4月27日被捕，次日于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刽子手以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秘密杀害……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如此“讨赤”》中这样写道：
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
可见“赤化分子”，即被“共产主义思想同化的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处境和遭遇。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共产主义者仍然会执著前行，前仆后继。
由于梁园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运用社会发展的观点思考问题，他在《中国社会的前途》、《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民族的特点》、《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等一系列论文中，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社会的组织问题（即制度问题）等方面，都提出了真知灼见。
他认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直至当时，本质上改变很少”，“最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的侵蚀，中国社会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但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成为半殖民地社会”，“出路只有从救济农业入手”（见《中国社会的前途》）。
针对一些人拿欧洲史套中国史的现象，他明确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见《中国社会的基础》）。
针对一些人认为秦、汉以后中国已不是封建社会的说法，他说“秦、汉以后，仍然是封建国家”，“官吏制度、郡县制度是行使封建权力的另一种方式”（见《中国社会的基础》）。
他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半封建的制度之下，产业实无发展的可能。要打开这种困难，除非用迅速而有效的办法，把这样旧有的、根本无发展希望的组织改造过来，中国的经济才有发展的希望。”（见《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实在组织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他还指出中国民族的前途，只有“采取萨拉森拥护‘阿尔拉’的精神，把中国民族所认为真理的和最合理的生活组织，极力扩大……使全体人类都归于合理的路途，以实现我们两千年前早已想到的‘大同主义’的理想社会”（见《中国民族的特点》）。
所以，姚奠中先生评价梁园东先生的这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文化反围剿战斗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梁园东先生的史学研究，影响十分巨大，但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李大钊先生的治史态度，对其影响更切近。
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的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见李大钊《史学要论》）
近百年之后，读到李大钊先生《史学要论》里的这段话时，受到激荡的心灵所产生的近乎亢奋的张力，仍然使人感喟不已。
既然如此，在这样“一直向前进的”、“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梁园东先生又怎能与时俱进，成为一名“进步教授”？他绝不是一个宁静的学者，而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的文化战士。从1931的“九一八”事变，经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到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梁园东虽不在斗争的第一线，但投身历史洪流的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对于中国命运的强烈关注，不能不使身为大夏大学历史教授的他，在学校的课内、课外，总是宣传进步思想，热情支持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活动。
“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史学还具备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李大钊先生所认为的治史功能，在梁园东先生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
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出来这一班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强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见李大钊《史学要论》）
虽然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先驱，但没有成为先驱，并不意味着不具备拥有成为先驱的素质。
当时的梁园东与在上海的进步学者邓初民、侯外庐等人有较多联系，而对同乡陈高墉、同学陶希圣等人，则越来越疏远；对另一同乡卫聚贤倾注于考古成绩，他也不予赞同。
每个灵魂都有他自己存在的方式，而每个高贵的灵魂都有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的能力。这与视野有关，与气度有关，与素养有关。
章太炎曾言：“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梁先生便是如此，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更愿意以学以致用的态度来研究历史。
梁园东先生的史学生涯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后期，而30年代则是梁园东学术著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正是建立在顾颉刚所说的“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的大背景下，因而，此阶段中国史学的各种潮流，都不可能不影响梁园东先生的学术眼界与学术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