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阴历五月，渠仁甫的祖父渠源潮去世，庞大的家族产业落在了37岁的渠仁甫身上。尽管他喜欢读书，喜欢研究学问，志向是从事教育，但家族的历史责任，使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勉为其难，担当了起来。这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知道这是历史的使命，责任重大，还是以他的人品、学识和能力，全力以赴地去经营，把渠氏商业继续推向了辉煌，成为渠氏商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他的所作所为使晋商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位明理诚信的儒商。
从1917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私人工商业改造，他整整经营商业40年。在40年的商业生涯中，前后经营有8大商号。其中3个是继承祖父的家业，5个是他亲手创建的。
继承祖父遗留下的商号有3家，分别是：百川通票号、长裕川茶庄、永春原药店。
百川通票号是渠氏家族投资最早的票号，由渠源浈、渠源潮、渠源洛、渠本立合资创办。总号设在平遥南大街134号，开办于咸丰十年（1860），至民国七年（1918）歇业，时间长达59年。开业时的资本已无资料可查，歇业时资本为30万两白银，在太原、太谷、祁县、北平、天津、上海、武昌、汉口、沙市、湘潭、常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梧州、广州、潮州、汕头、西安、三原等地均设有分号。百川通主要经营汇兑、存放款业务。其中承揽官家业务较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广东巡抚曾将还俄本息4.2万两白银发交百川通汇解海关投纳。光绪二十六年（1900），湖南巡抚曾将京饷13.7万余两白银转交百川通等九家票号解京。百川通还是最早与外商发生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也是最早使用电汇的票号之一。据估算，百川通在开业的59年中约分红600余万两白银。
长裕川茶庄前后经营近200年，是晋商中开设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茶庄之一，它一直是渠家的老字号。其前身叫长顺川，开办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光绪年间更名为长裕川，民国时由渠仁甫接管。总号在祁县城内段家巷，汉口、老河口、武穴、上海、青岛、长沙、衡阳、南昌、扬州、十二圩、张家口、绥远、呼和浩特、天津、塘沽、成都、内江、乐山等地设有分号10余处。共有店员100余人，仅总号就有20余人。由于茶叶质量上乘，信誉卓著，俄国商人和蒙古牧民对印有长裕川“川”字牌商标的茶叶争相购买。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茶业生意极盛。一般每箱茶至少可获利二两白银，最高时竟达7两之多，利润极高。民国20年（1931）以后，茶业生意衰落，长裕川则改业专营食盐，并在汉口兼营仓储业务。曾耗资40万元在码头购置仓库一座，用于储存食盐和仓储业务。主要业务是贩运食盐，由江苏淮北盐场装船起运，浩浩荡荡的船队沿长江运往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规模之大，称冠一时。抗日战争期间，还曾在成都经营棉纱、棉布。建国前夕，各地分号全部撤销，仅留汉口一处。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经营，当时资本约合人民币5亿元（旧币）。1953年迁回祁县，改成建新砖瓦厂。1956年按当时的政策公私合营，改为太原瓷厂，折合股金14600元。
永春原药店是渠家的老字号，开设于清道光、咸丰年间，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北大街。它是一家前店后厂式的中药材加工企业，业务范围广泛，批零兼营，以药材地道、疗效显著闻名三晋大地。长年高薪聘请名中医坐堂问诊，柜台服务周到，汤剂饮片、丸散膏丹一应俱全。该店自制防治感冒的“防疫宝丹”和治肠胃的“平痧丸”是当时家庭的必备良药。从祁县现存资料得知，永春原也生产龟龄集。它卖的每一味药都要用专用纸包好，纸上印有药名、功能及用法，深为客人称道。它在北平、天津、济南、祁州、禹州、安国、包头、西安、成都、汉口、广州、香港、昆明等地都设有分号，从事采购、批发业务。民国时期由渠仁甫与其堂弟渠晋云共同经营，后归渠晋云独资经营。但渠晋云早逝，仍由渠仁甫代理经营，资本3万元，由于经营有方，仅流动资金达30万元之多，资本增值10倍。建国后，永春原改组为宏达堂药店，公私合营后并入县药材公司。
他亲自创办的商号有5家，分别是：晋裕诚布庄、集庆和夏布庄、诚记茶号、书业诚古籍字画店和是盛楼点心店。
晋裕诚布庄为渠仁甫独资经营，是民国初年接管歇业的祁县裕丰久金银首饰店，改营布匹。总号设在榆次，上海、西安、郑州、成都等地均有分号，以批发为主，抗日战争胜利前结业。
集庆和夏布庄是民国初年长裕川接收太谷恒裕涌成立的，经营夏布业。在北平设总号，四川荣昌县设分庄，将四川的夏布销往东三省，远至朝鲜、俄国。该夏布庄是渠仁甫与其堂弟渠晋云合资的。渠晋云逝世后，由渠仁甫全权经营，抗日战争前东北沦陷，交通阻滞，销售不畅，因而结业。后由原夏布庄的同仁继续经营了一段时间，抗日战争胜利前结束。
诚记茶号为渠仁甫独资经营。抗日战争期间成立。专营“三和茶”（又称“千两茶”，圆柱形，重1000两），总号在湖南安化，并设有茶厂，由安化收购、生产茶叶，运至西安销售。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经营，当时资本人民币3亿余元（旧币）。1956年湖南安化、西安两地商号，按当时政策，分别进行公私合营，改为安化资江铁厂和太原车具修造厂，折合股金分别为23871元和27745.5元。
书业诚古籍字画店是渠仁甫在1923年接收清代早期设立的、山西历史上最大的私人书坊——“书业德”而成立的，总号设在太原靴巷30号（2003年太原市政府定为太原市文化遗存），祁县设分号，主要出版、刊印古籍，经营古籍善本与名人字画，附带文具、纸张，是太原有名的老字号。新中国成立后则以经营文具纸张为主，当时资本合人民币6千万元（旧币）。1956年按当时的政策公私合营，并入太原新华书店，折合股金8024.87元。
是盛楼点心店是祁县有名的老字号，位于城内最繁华的东街十字路口，民国年间由渠仁甫与其堂弟渠晋云接办。是盛楼所产糕点、月饼以选料精、加工细深受客户欢迎，祁县民谚有“要吃好的是盛楼”。其产品远销包头、绥远、北平、天津等地。祁县各大商号，每年都要在是盛楼订大量月饼，中秋节分送各地分号，供伙友与“相与”享用。是盛楼所产月饼品种有：提浆、提豆、提枣、混糖、混豆、混枣、翻毛、蜜酥、水仙酥、玉仙酥、冰糖酥、雪莲酥、至酥、金饼、自来红、自来白、茯苓饼、玲珑饼、干并皮儿、郭杜林等。有的品种只约定加工，不上市，如雪莲酥只供本县乔家堡“在中堂”一家。1919-1937年，是盛楼每年特制两个百斤重的特大月饼，一个赠送给渠仁甫创办的竞新学校，供全校师生食用，一个供本店店伙分享。这是祁县历史上最重的月饼。是盛楼的另一知名品牌是鲜绿豆糕，每年夏历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十九日各做一次。取精选绿豆蒸熟去皮，碾成泥，加入两倍的白砂糖，过筛入模，敷细白糖作面，切成块后再加“寿”字印；如夹馅则分两次入模，中间夹豆沙、玫瑰膏、山楂泥等。当日现做，午后供应，只售一天，货完为止。这种绿豆糕清凉香甜，酥香可口，兼有去暑败毒、清心明目之食疗作用，深受祁县民众喜爱。1942年后停制。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经营，当时资本为人民币两千万元（旧币）。1956年按当时政策公私合营，改为祁县杂货店食品第一门市部，折合股金2127元。
渠仁甫一生大部时间都生活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正值列强入侵、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日寇占领以及国民党发动内战等等，是个不济之世，战乱不断，动荡不安，时局不稳。在这样极不利于商业发展的条件下，他在不同时期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策略。
辛亥革命中，有的票号被抢，有的贷款收不回来，再加之票号竞争不过现代银行，导致山西票号都相继倒闭。其祖父亲手经营的“长盛川”票号也于1909年关闭，合伙经营的“百川通”票号在他接管家业一年后也关闭。在这一晋商生死存亡大转折时期，大多晋商从此一蹶不振。但他没有悲观气馁，而是努力寻求商机另辟蹊径。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20年间，他采取的是迎难而上的策略。这一时期虽有战争，但均是短时的、局部的，他抓住这一时机，在夹缝中寻求发展，除继续经营和扩大长裕川茶庄的业务外，又先后开办了湖南诚记茶号、晋裕诚布庄、书业诚古籍字画店、集庆和夏布庄、是盛楼点心店，并以巨资从洋人手中购地，为汉口“长裕川”开辟仓储业务。由于经营得当，这些商号都有盈利，从而使渠氏商业继续保持鼎盛兴旺。
日寇侵占中国后，商路隔绝，总号与各地分号联系中断，加之日寇摧残掠夺，国民党统治区法币大幅贬值，大量民族工商业衰败倒闭，而官商、汉奸大发其财。残酷的事实使他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奸商的时代、发国难财的时代，不是正经本分商人做买卖的时代，于是坚决地采取了收缩的策略，忍痛割爱，将世代相传的长裕川茶庄结业。紧接着，晋裕诚布庄、集庆和夏布庄的总号、分号也都陆续结束。这些商号当时并不都亏损，有的还有盈利，但也都一律关闭。为了生计，只留下汉口长裕川、书业诚、诚记茶号、是盛楼等少数几处。这样的收缩策略，既减少了经济损失，更落得清白做人，不与奸商同流合污。
在他一生的商业活动中，始终坚持“诚信仁义”这个最基本的商业道德。他亲手开办的商号，名称都带一个“诚”字，如湖南“诚记”茶号、“晋裕诚”布庄、“书业诚”古籍字画店等。他认为做买卖应该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对当时有的商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做法深恶痛绝。同时，他主张稳健经营，以保事业平安稳妥发展。因此他告诫各商号掌柜，做买卖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不许做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生意。二是一般不借外债。他手里经营最大的商号是“长裕川”。“长裕川”的砖茶由于质量好、信誉高，在蒙古、俄罗斯甚至可代替货币。据现代晋商资料记载，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有的俄罗斯商人到中国来要求订购“长裕川”的“川”字牌砖茶。另外，从仅存的少量账簿中可看到当年“长裕川”与省内各茶店的往来，大多是先交款，后分次提茶，说明在长期交往中，客户对“长裕川”的信赖。1928年，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感到蒋介石加快了消灭异己的步伐，担心迟早会轮到自己头上，于是开始大肆扩军，大量印发晋钞。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晋钞大幅贬值，富豪争相囤积实物，甚至连棺材都被抢买一空。到1931年，晋钞贬值到2元合1元。加之政府官员与奸商狼狈为奸，从中渔利，晋钞的价值一天比一天下降，几成废纸。阎锡山从大连返晋后，令省银行按省钞20元折银元1元，另发新省币兑换。在此打击下，山西众多商家破产、商号倒闭，社会经济一蹶不振。即使在如此严重的经济形势下，渠仁甫想的是信誉，想的是客户的利益，认为人家放在你这里多少钱，还应该是多少钱，于是他作出惊人的决定，各商号在祁县“长裕川”的往来款项及号内同仁的存款，一律仍按原银洋计提，贬值损失完全由自己承担，这一举措使“长裕川”的声誉倍增。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成都回到太原，此时多数商号已结业，个别债权人由于历史原因与原商号账务未结清。只要债权人找来，说明情况，并核对真实，他均以私款结清。
在处理商号内部东家和员工关系上，他一贯以“仁义为怀”，平时虽然对店里的同仁、职工在业务上要求十分严格，但在处理相互利益关系时始终坚持宽厚让利的原则，账期分红公开透明，从不克扣。1922年，也就是他掌管渠氏商业的第5年，阴历七月“永春原”合账，当期利润丰厚，每股分红2780两白银。他考虑到员工的长远利益，将山西票号通用的顶身股者去世后仍享受分红的制度移植过来，亲自拟定了《故俸清给年限规章》，规定：“一厘至三厘半者，故后两年清给；四厘至六厘半者，故后四年清给；七厘至九厘半者，故后六年清给；一俸者，故后八年清给。”并规定：“如有经东伙认为有异常劳绩者，不论资格大小，清给年限临时酌议。”次年，“长裕川”、“书业诚”均按此《规章》执行。遇到东伙利益发生矛盾时，他首先照顾商号同仁的利益。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法币大幅贬值，山西很多商号无法经营，在撤号清算员工股份时，弄得劳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无法撤号。而他经营的商号撤号时，对员工的股份仍以当初的银元计算，这样员工不吃亏，贬值的损失全由他自己承担，故而撤号非常顺利。职工个人或家庭遇到困难时，渠仁甫则多方接济，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就连职工的子弟有的也一包到底。如“书业诚”掌柜王利宾在创办“书业诚”时有功，其子王载明性情孤僻古怪，终身未娶，渠仁甫就将他安置在“书业诚”院内，并供其饮食，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