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傍着港澳的先富了，挨着海路的也富了；吃政策的先富了，啃老本的也富了。一富遮百丑，麻子变金豆。这时，一辈子还在穷窝里打转的河南人也急了。他们也开始寻求致富的门路，但别人的生意经，河南人只学到了一些皮毛，并没有把人家心理上的赚钱意识学到家。
在外地人的眼中，河南似乎仍处于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的出现时期，“豫商”原始而笨拙，他们不过是农民中刚刚分离出来的带着“土气”的“杂货铺的老板”，既无现代经济的专门知识和营作理念，又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因此成为河南人造假、吹牛、土气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中国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商人均出白河南，一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战败吴国夫差后深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良臣亡”的道理，与西施泛舟于西湖后走上经商之路，成为中国传统商人的鼻祖，至今河南南阳仍被称为“范蠡故地”。另一位便是出生于河南淮阳的吕不韦，此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才情与商情同样富有的杰出人士。他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富可敌国的财产参与政治，为秦国最终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统华夏江山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主持写作，流传至今的重要典籍《吕氏春秋》。
当然，这两位都是中国盐铁经济时代的宠儿，在目前市场经济下河南商人实力相对薄弱的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中国国民精神中的劣根性表现为瞒和骗。
有人引用一位外国哲人的话：“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河南人的性格或地域人文特征，都是典型中国人所具有的，河南人的优点电代表了中国人的优点，河南人的劣根性也代表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中国有句老话叫：“无商不奸”。在河南商人这个最纯正的中国人这里，这一缺点被无形地放大。
平心而论，河南商人做生意，就其技巧而言，少有惊人之处。有的河南商人学不到别人的技术，就想到了“拿来主义”，以为挂别人的牌子，就连别人的质量也一起跟上了。殊不知，这正好走上了“造假”的泥沼。
河南籍作家李佩甫在刻画河南风情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中，描述了一个“造假亿元村”村长的辩白：
“要叫我说，（香）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毒害人的。那么，真的，就是真毒；假的，就是假毒。相比起来，是假毒好呢，还是真毒好呢，再说了，烟总归是一股烟，冒冒气而已，我这里真也罢假也罢，养了多少人呢。别的不说，光镇上的干部养多少？工商、税务又从我这里拿走多少？……”
这种观点，在河南的许多造假、卖假甚至打假者心中，都堪称一种共识。
一个从行贩中打滚出来的郑州人也泄露天机：“抢银行要杀头，跑单帮风险大，做买卖收益薄，养花卉周期长，卖甲鱼太辛苦。当今之世赚钱最快的要算造假冒名酒了。”
这话不能不说是他的心里话。如今名酒价居高不下，做假冒名酒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有些人似乎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假冒上了。不仅名酒如茅台、五粮液、西凤、汾酒敢冒，就连刚刚创出牌子如浏阳河、金六福也不放过。只要见有厂家在电视上大做广告，便有不法酒商心领神会，马上投产。
但今天“豫商”的问题是否就是人们纯粹的“品性”与“诚信”问题呢？对于他们今天的落后是否就应该肆意抹黑，“落井下石”呢？河南近些年的确出了一些“造假”和“诈骗”的案例——正如同浙江、福建经济起步时的情况一样，在摸索中前进，总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也许在市场经济越发成熟的今天，河南商人也将越走越成熟。
5．河南商人聪明人多，凑成一团难成事
河南商人谈生意，往往是看似木讷，实则精明，但河南商人的精明常常是只顾眼前利益，故有人戏称河南商人“办事像猴子”，爱耍小聪明。
尽管河南在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在当今社会上却并没有什么特色，文不及北京人、上海人；武不及山东人、东北人；经商不如广东人、江浙人，这大概是因为河南人生长在中原腹地，既少有边塞风云的磨砺，又缺乏江南水乡的陶冶，因而性格中就少了许多诸如骠悍、勇猛，或柔顺、灵秀之类典型化的特色。如果非要找什么特色的话，河南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这一点在生意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河南人并非不能成大事，许多搞科研、做学问、搞经营的河南人，在河南苦苦奋斗多年不能成功，一旦离开河南到外地发展，很快“出人头地”，业绩突出，成名成家，往往能成为出类拔萃者。
还有一些河南人，创业初期愿意呆在河南，一旦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层次，就立即离开河南到外地谋求发展。
这究竟是为什么？
有人戏言：河南的聪明人太多了，聪明人挤到一块反而难以成事！
河南人谈生意，往往是看似木讷，实则精明，但河南人的精明常常是只顾眼前利益，斤斤计较的“小聪明”，故有人戏称河南人“办事像猴子”，爱耍小聪明。
的确，作为个体的河南人，很多人是非常聪明和勤奋的，河南的人口多，其中的能人和聪明人也不少。之所以成大气候的人不多，不是这些人本身素质不高、能力不强，而在于干事创业的环境令人不满意。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怨种子不好，只怪“水土不服”。
许多有成就的、想干事创业的人才离开河南，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待遇问题，更多的是对“本地水土”小满意。这也反映了河南的人文环境即“本地水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河南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说，还需要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个体来说，则需要增强公共意识和团结协作意识。
经商是一门精细的学问，特别是驾驭现代工商业，需要知识、智慧、胆识、科学的决策和周密的策划，因此对经营者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南北各地的商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无不打上地域文化和地域国民性的烙印。
那么，来自河南的“豫商”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呢？
平心而论，河南也不乏成功的大企业家和大商人，像成功经营房地产业和建业足球俱乐部的建业集团总裁胡葆森，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业务的奠基人李经谋，双汇集团的总裁万隆，新飞集团总裁刘炳银，许继电器集闭公司的总裁王纪年，宇通客车集团公司总裁路发尧，莲花味精集团总裁李怀清，新乡京华实业集团公可总裁、“中原女杰”刘志华，南街村的“领头人”王洪彬，等等，这些“豫商”中的精英人物，都以自已独特的经营谋略和人格魅力，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赞誉。
这些“豫商”精英，兢兢业业，坚忍不拔，深谋远虑，善于经营，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气魄，步步为营，稳步发展，终于成就大事业。但他们大多为人谦逊低调，不喜欢张扬。在他们身上，凝聚了儒家文化赋予的人格精神力量和道家文化赋予的深远谋略，集中体现了河南人的优秀品质和中原文化的精华。他们是当代“豫商”的中坚力量和主流，也是未来“豫商”的希望所在。
他们为河南人增光添彩，河南人为他们而自豪！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从轰动全国的“亚细亚现象”、“红高粱现象”、“郑百文现象”中看到了另外一些失败的“豫商”。诸如曾经引领“郑州商战”潮流的亚细亚集团总裁王遂舟，发出“振兴民族快餐业”和“挑战麦当劳”豪言壮语的“红高粱”集团总裁乔赢，因造假账虚报公司业绩而被审判和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郑百文集团总裁李福乾，涉嫌非法集资的“三读一集团”总裁张少鸿，等等。
这些失败的“豫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经营心态趋向浮夸浮躁，贪多求大，盲日扩张；玩弄手腕，投机取巧，缺乏敬业精神，耍小聪明；喜欢孤注一掷的赌徒式冒险，但缺乏企业家应有的深谋远虑和基本诚信；非法集资，虚报业绩，心存侥幸，违规操作；喜欢出风头，人前夸夸其谈，满足个人欲望高于对事业的追求……
这些“另类的豫商”，也曾经非常“成功”，风光一时，知名度甚高，被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吹捧和宣传，但因为根基不稳，靠泡沫支撑，时间一长，就逐渐显露出本来面目，最终成为人们的笑柄。
实际上，这些失败的“豫商”个个都是知识丰富、才华出众的“能人”，因为急功近利，招致事业的失败。从总体上看，河南商人是有根基、有底子的，也能够做得好，少…点浮躁，多一分踏实，事业应当能走得更远。
6．善待河南商人
近几年来，商场上活跃着许多河南商人，他们中间不乏脚踏实地、诚实守信的普通商人，更有领先国内市场，与世界高端对话的大企业、大老板。客观地说，他们才是河南经济发展的主流，是进取中的河南商人的代表。
河南这块长期在农耕文明下浸淫，反复遭战争践踏的土地，几乎发端了我们国家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的文明。从商业发展角度看，河南商丘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是中国最早的商人，有3500年历史的商城遗址尽管只剩下了一堆土墙，但它毕竟见证了我们民族商业历史上最初的灿烂。从那以后，如果说，除了出生于濮阳一直在河北做生意的吕不韦，多少还能唤起一点人们的商业记忆的话，绝大多数时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要么选择逃离，要么一直挣扎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深处。
一句“得中原者得天下”，反过来，却长期化作了河南穷困潦倒、生灵涂炭的真实伤痛。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经商恐怕至今仍是绝大多数河南人的梦呓，甚至连梦呓都没有。如今，东南沿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照顾下，洋洋自得地站起来了；西部大开发、复兴东北的倾斜性政策，使那些蒙恩的人们个个精神抖擞。可是河南呢？这个历史上一直滋养中华文明，长期输出血液、早生华发的人口大省，因为地处中原，在战略布局上扮演着忍辱负重的角色，因为经济焦虑头上多出了几根白发，因为无法一夜之间，从地摊式经营中培植出几个像样的“大商人”，于是就成了邪恶的异端，就成了不加分析、不愿分析而嘲讽漫骂迎头痛击的对象，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在这场典型的中国式“窝里斗”中，河南商人几乎统统成了罪魁祸首，从假电缆、假电线、假酒的一假到底，到王遂周的“野太阳”、乔赢的“红高粱”……凡是“垃圾堆”里能够掏出来抹黑河南形象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先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接着报刊、网络更是风起云涌。一时间，“河南商人”好像成了过街的老鼠，河南人似乎都染上了艾滋病，到处是口诛笔伐。口诛笔伐“河南商人”变作了一种时尚，一种无知也要时尚的“时尚”，仿佛不骂两声河南人，自己也会变成河南人似的。这种充满歧视、畸形、狭隘的认知心态，在新世纪之初，几乎波澜壮阔到了连火车途经河南，电要发出“骗子、骗子”的声音的程度。真不知道，这究竟是河南的悲哀，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诟病。
而如今外界流传的丑化河南商人的段子和对河南商人的歧视，造成很多地方、很多企业“不与河南人洽谈”，将他们封杀在全国市场之外，这对正在奋起直追的河南商人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对河南的经济不利，对国家的经济不利，这是智者、善者的行为吗？
在大变革时期，全国像河南一样，都曾经在“白猫、黑猫”的经济重建中，偏离商业道德与儒文化的指引，如果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正视、自省这一历史事实，只能说，这是一种悲剧，但绝不单单是河南人的悲剧！
在河南商人被诋毁得一无是处的日子里，河南省政府对此也相当的重视，由河南省政府或社会文化团体组织的关于河南形象的研讨活动，记得作家李佩甫在剖析这一现象时，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贫、贱”二字，他认为贫是根本，贱是表象，所谓的诚信也罢，保守、好大喜功也好，其实都是由贫生贱，在不对称社会交往或商务活动中的异质表现。李佩甫指陈的是河南，其实，在国门洞歼之后，从沿海到内地，全国又有多少想发财和发了财的人。没有经历过这种道德错位？
在致力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以地域来人为地撕扯河南形象、解读河南商人，拿河南人拉出来的大便涂抹河南，难道这也是我们国人面对市场全球化挑战，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所应该表达的态度与智慧？张扬这种歧视性的东西，矮化的是河南的形象，那么我们国家的形象又能好到哪去呢？
全国各地的商人，大部分人对河南商人的评价还是客观的。一位湖北的企业家曾说：“原来听说河南商人不可打交道，后来与他们接触后发现，他们人很爽快，也信守诺言，并没有那么可怕。”
近几年来。商场上活跃着许多河南商人，他们中间不乏脚踏实地、诚实守信的普通商人，更有领先国内市场，与世界高端对话的大企业、大老板。客观地说，他们才是河南经济发展的主流。尽管他们身上没有晋商、徽商的传统心理优势，缺少南方商人的精明和“财大气粗”，但不能否认的是，河南商人像全国各地的商人一样，都为我们国家的昌盛与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河南商人的素质20年来从整体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是他们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的结果，河南商人的成熟，也必将自今天和未来的坎坷中产生——他们需要的是闯荡的机会和时间，需要的是先富起来的“兄弟们”的善意的建议和引导。
历史上，我们是一个商业文化稀薄的国家，在经济一体化的滔滔巨浪中，作为一种资源，造就商人，就是造就财富，造就我们应对挑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歧视，善待河南商人，就是善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