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年，大宦官侯览的母亲死了，侯览回到山阳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老家，为他老妈修了高大的坟冢，超过了当时的制度规定。侯览倚仗权势，残害百姓，强夺民女，侵占民田民宅。这一切，激起了山阳督邮张俭的义愤，张俭不畏强暴，上书告发了侯览及其家人的罪行，请求皇上诛杀侯览。同时，张俭带人刨了侯览母亲的大冢，没收了侯家非法占有的全部资财。侯览对张俭恨入骨髓，便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盟，“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汉灵帝看了侯览的奏章，即刻下令逮捕张俭。宦官曹节、王甫、张让等又乘机请求重新逮捕李膺、范滂等人。于是，全国再次展开了迫害“党人”的运动，各地被诬告为“党人”而遭杀头、流放、贬官、监禁的达六七百人，死在监狱中的有一百多人。
窦太后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六月，因遭软禁，郁闷成疾而死。七月，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反对宦官的标语，标语写道：“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了窦太后，侯览又滥杀党人，朝廷公卿大臣白吃干饭，竟没有一个敢于忠言者！”宦官们被标语激怒了，再次疯狂地搜捕“党人”，仅太学生就被逮捕了一千多人。永昌太守曹鸾熹平五年(公元176年)，上书请求赦免“党人”，宦官集团认为这是“党人”死灰复燃，决定斩草除根。他们不问青红皂白，首先把曹鸾活活打死，然后下令州郡，严查“党人”父子兄弟及门生故吏，把他们全部免官禁锢。
李膺等官僚文人集团的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核心人物大多被害死，独有陈寔却毫发未损。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在灵帝刚上台后，张让的老爹死了。张让把他父亲归葬老家颍川，一郡有头有脸的人都前来吊唁，但却没有一位名士光临。正在张让感到脸上无光的时候，同郡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大名士陈寔却单独前来吊唁，使张让万分感激。因此，搜捕党人时，虽然牵连到了陈寔，张让却多次为陈寔开脱。两次“党锢之祸”，官僚文人集团虽然被彻底打垮，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却用文字、语言和鲜血向全社会作了宣告——政治改良已经彻底绝望，东汉政权的崩溃命运已不可逆转。“党锢之祸”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一个前兆信号，是东汉政权走到终点的一块路碑，是历史对东汉政权的一个无情的死刑判决！
汉灵帝即位不久，便把张让和另一个太监赵忠升为中常侍。中常侍虽无属员，却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比小黄门要高出了许多。在升官的同时，张让又和一批太监被同时封为列侯。这时的张让地位上升了，已和曹节、王甫等大太监不相上下。因而，他们便互相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大臣陈球、刘纳和宗室司徒刘邰等密谋诛杀宦官。这时，尚书令阳球以敢于打击宦官势力而着称，眼见王甫、曹节等为非作歹，便愤愤地说：“如果我阳球能当上司隶校尉，怎会容忍这些人祸害天下？”这话被刘邰等听到后，便秘密联络阳球。上奏朝廷，举荐阳球可任司隶校尉。四月，灵帝果然任命阳球为司隶校尉。有一天，阳球趁着王甫休假在家，以向皇帝谢恩为借口，进宫面见灵帝，密奏王甫等人种种不法行为，要求皇帝下诏逮捕王甫问罪。得到灵帝允准后，阳球迅速带人逮捕了太监王甫、淳于登、袁赦、封曰羽、刘毅、庞训、朱禹、齐盛及王甫养子王荫、王吉和太尉段熲等一千人，送入洛阳大狱。阳球以大刑伺候，亲自审问。王荫到了这时，仍异常嚣张，竟对阳球破口大骂。阳球大怒，立时让手下衙役弄来一堆土，强行塞进王荫嘴里，再乱棒猛打，段亦自杀身亡，王甫父子相继毙命。
阳球他们准备在这年冬天让开刀，一度吓得曹节都不敢离开皇宫。阳球有一位小妾，是程璜的女儿，曾把阳球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她的父亲。曹节、张让听到了一些风声，便给程璜送了一大笔钱财，进行收买；又以权势相威胁，迫使程璜全盘吐露了阳球等人的密谋。曹节和张让便率领一批小太监，跑到灵帝那儿告状说：“刘邰与刘纳、陈球、阳球等人相互交通，谋为不轨。”灵帝大怒，下令把刘邰等人逮捕入狱，后来这些人全被宦官害死在狱中。
两年后，大太监曹节病死，张让和赵忠一跃而成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到这时，宦官集团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廷大权，连皇帝也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汉灵帝就经常对人说：“张常侍(让)是我爹，赵常侍(忠)是我妈。”这时的张让，不仅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而且公然卖官鬻爵，因其权势熏天，也无人敢惹。陕西扶风有位大财主叫盂佗，他为了升官发财，就去结交张让家里的奴仆，给他们送贿行礼，挥金如土。张让的奴仆们填饱了私囊，非常感激孟佗，就问他：“孟先生，你有什么事啊？只要说出来，咱们一定替你办到！”
“我只求你们明天当众给我磕个头就行了。”孟佗作了回话。
孟佗到了第二天，乘着马车登门求见张让。这时，张让的家门前早已被车马挤得水泄不通了，求见张让办事的人不下一千多。孟佗来晚了，挤都挤不到前面去。张让的管家正在门前台阶上吆喝地指挥着，一抬头，远远地看见了孟佗，就想起了孟佗昨天说的话。于是，他对周围喊了一声：“都跟我来！”一群奴仆分开众人，随管家走到孟佗面前，齐刷刷地跪下，给孟佗叩了个头。然后，簇拥着孟佗的车马，趾高气扬地进了大门。
前来求见张让的人，见了这个阵势，一个个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孟佗的车马进了大门，这些人纷纷议论，都猜测孟佗和张让的关系绝不一般。为了求张让办事，许多人便转而去找孟佗，争先恐后给孟佗送厚礼，以博取他的欢心。孟佗见自己的计谋得逞，心中大喜，凡送上门来的珍宝银钱，一概照收不误。然后，背着人，他再把这些钱财分一大半给张让。张让见财源滚滚而来，也很高兴，很快就任命孟佗担任了凉州刺史。
东汉后期专权的宦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到汉灵帝时期，宦官集团逐渐形成了一个小核心，这就是当时人切齿痛恨的“十常侍”。古典名着《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中称：“后张让、赵忠、封曰羽、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遵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其实，小说中开列的“十常侍”的名单并不全对。所谓的“十常侍”，确切地来说，应是十二名大太监，即《后汉书》中列举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十二人都担任中常侍，而且封为列侯，贵宠无比；其父兄子弟布列郡县，虽为朝廷命官，却所在贪残，蠹害百姓。张让和赵忠位居群奸元凶之位，就是他们的首领。
张让等人掌权后，便整日鼓捣着，让皇上想方设法聚敛财富。东汉政府残酷掠夺百姓，敲骨吸髓，但农民已经极端赤贫化，实在没有多少油水可榨，于是，皇帝便想到了卖官鬻爵的一招。早在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就在洛阳西园开设了邸舍，专门卖官收钱。公布的价码是：二千石官二千万钱，四百石官四百万钱。对不同的买主可有不同的议价，廉价者收钱一半或三分之一。既收现款，也可赊欠，即“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卖官得来的钱，在西园修了座叫“万金堂”的仓库专门贮存，作为皇帝的私钱，以供自己挥霍。除了朝廷公开卖官外，汉灵帝和张让他们还私下命令左右卖公卿要职，规定三公卖千万，九卿五百万。他们又下令，凡刺史和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才孝廉，这些人升官、调任都要捐钱，名义上是捐助军费和修宫殿费用，每个大郡，仅此一项收入就高达二、三干钱。为了能多卖官，多收钱，灵帝他们又经常无故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可以调换几个人，每调一次，皇上就可有一笔收入进帐。官场完全变成了市场！
汉灵帝在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洛阳宣平门外修建东西昆圭苑和灵昆苑。司徒杨赐上书劝谏说：“先王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方合乎礼法。现在把城郊良田沃土都修作苑囿，驱赶居民，破坏生产，却养了大群珍禽猛兽，这恐怕不是治国的正道！”灵帝却听信十常侍的意见，对此不理不睬，照修不误。第二年，汉灵帝一时心血来潮，就让人在后宫修了模仿街市的阁楼店铺，让那些宫娥采女妆扮成小商小贩，吆喝叫卖。灵帝也身穿商人的服装，与几名亲信太监在酒楼上饮宴作乐，观看这些摊贩讨价还价、盗窃争斗。喝完酒，灵帝又弄来一群恶狗，给它们带上进贤冠，系上绶带，自己驾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街市上驰驱周旋，恶狗颠前跑后，高声吠叫。皇上玩得兴高采烈，大汗淋漓，才尽兴而归。汉灵帝原本就贪财如命，各地上贡的珍宝奇货，他都收积起来，留作己用，称之为“导行费”。有张让等人的教唆，更加聚敛有术。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八月，汉灵帝在阿亭道修了四百尺高的道观。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又让钩盾令宋典主持修南宫玉堂殿，令掖庭令毕岚铸造了四个铜人和四口大钟，把铜人布列在苍龙、玄武阙外，把铜钟悬挂在云台及玉堂殿前。又在宣平门外汴桥东侧铸造天禄和虾蟆，转河水入宫；复在桥西造翻车、渴乌，吸水喷洒南北郊路面。种种土木工程，不一而足。每一项工程完毕，张让他们都会大小发一笔财归己私有。
南宫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张让、赵忠不肯放过这发财良机，他们给灵帝出主意，让全国每亩地增收十钱的田税，用这笔钱来重修南宫。同时，还下令让太原、河东、狄道各郡往京城送木材、石料。州郡官员派人把材料送到京城时，张让就带上一帮小太监前去验收。小太监们故意横生枝节，从中刁难，宣称这些材料全不合格，强迫州郡把这批材料按原价的十分之一卖给他们。太监们“买”到材料后，再转手倒卖，张让等大小太监们凭空发一笔大财，老百姓却额外增加了一项负担。凡是那些太监用不着的木材，就故意不买，任凭其堆积如山，腐朽变质。因而，宫殿建筑一拖再拖，连年不能完工，各地刺史、太守年年忙于追讨苛税，运送材料，老百姓不胜其苦，怨声载道。后来，钜鹿太守司马直在上任途中，给皇帝写了一道奏章，派人送往京城，痛斥“十常侍”乱政的种种罪行。奏章送走后，司马直知道自己得罪了“十常侍”，迟早难逃一死，便喝毒药自杀了。汉灵帝知道了这件事后，似乎受到了一点震动，才暂时停止了征收修南宫的税。
张让同伙一边唆使汉灵帝聚敛财富，一边从中渔利，中饱肥私。“十常侍”在京城大修宅第，其富丽堂皇的程度，都赶上了皇帝的宫殿。汉灵帝平常喜欢登上永安宫的了望台，向四处眺望。宦官们担心皇上会发现他们豪华的住宅，就欺骗灵帝说：“皇帝是上天的儿子，不应该登高。皇帝一登上高处，老百姓就要吓得东躲西藏，这可是不祥的兆头啊！”灵帝一听，从此再也不四处眺望。
在“十常侍”当权乱政的时候，在政治上也是欺凌公卿，无恶不作。后宫也有个别宦官能够奉法自守，不与张让一伙同流合污，难有好下场。吕强就是典型。吕强是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人，汉灵帝即位初，张让、王甫、曹节、许相等宦官都被封为列侯，灵帝也把吕强封为都乡侯。吕强认为自己无功于国。拒绝接受，并上书痛斥张让等人的奸行，从此和张让一伙结下了怨仇。黄巾起义爆发后，吕强又劝说汉灵帝起用被禁锢的“党人”，精选刺史、郡守，召还“十常侍”在外地任官的父兄子弟。这样，吕强和“十常侍”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张让、赵忠、夏恽等人纷纷诬告说：吕强常和“党人”一块攻击朝廷；又常私下读《霍光传》，想效法西汉权臣霍光废旧立新；吕强的兄弟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恶名昭着。汉灵帝便让太监们拿着兵器，召吕强进宫。吕强愤怒地说：“大丈夫尽忠国家，我死了大乱必起，岂能受狱吏之辱？”随后吕强自杀而死。张让他们回宫后，对皇帝说：“吕强见陛下召问，还不知道所问何事，就跑到门外头草丛里自杀身亡了，可见他作贼心虚，有奸自明！”灵帝一听，立刻下令抄没吕家全部家产，逮捕吕强宗亲。吕强死后，侍中向栩又向皇帝上书，讥刺“十常侍”。张让他们也面见灵帝说：“向栩私通黄巾主帅张角，打算作内应，图谋不轨。”灵帝听后，立刻下令逮捕向栩入狱，张让派人在狱中杀了向栩。
随着东汉灵帝在政治上极端黑暗，人民饱受折磨，无法忍受剥削压迫，便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终于爆发了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大起义。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乐附，这根源就在于十常侍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各据州郡，贪残勒索，侵害百姓。老百姓无处诉冤，只好铤而走险，谋为不轨。只要陛下砍下十常侍的脑袋，挂在南门外示众，然后布告天下，不用派大军镇压，张角等人就会自行解散！”灵帝把张钧的奏章递给张让，让他自己去看。张让看后，唯恐皇帝治罪，就领着“十常侍”脱帽赤脚跪在灵帝面前，假称愿意自动入洛阳诏狱，以表示服罪。同时，“十常侍”又各自从家里拿出一部分钱财，捐作镇压黄巾起义的军费。灵帝一看张让等人都这样了，马上态度缓和，照旧信任如故。灵帝怒斥张钧：“你大胆狂徒，十常侍难道没有一个好人吗？”后来，张让他们暗示御史，向灵帝诬告张钧学习太平道，跟张角有牵连。灵帝下令将张钧下入大狱，用刑折磨死亡。
马元义是张角大弟子，在起义前被派到洛阳刺探朝廷虚实。马元义曾收买了太监封谞、徐奉等人作为内应。不久，这件事情暴露了，汉灵帝十分震怒。急忙派人把张让他们叫来，劈头盖脸臭骂道：“你们整天说‘党人’要作乱！要造反！结果把‘党人’杀了不少，剩下的都禁锢了起来。可现在那些‘党人’个个为国卖命，努力平乱。而你们这帮混蛋中却有人和反贼张角勾结，难道不该杀头吗？”张让立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张让急中生智，忙领着太监们跪倒在地，个个脸上带着一副委屈的神态，哀求说：“那些都是过去王甫、侯览他们干的呀！”灵帝一听，也就不再追究了。
镇压张角起义时，皇琢嵩领兵路过邺城，见赵忠的老家高门大院，不合礼制规定，便上奏灵帝予以揭发。恰在此时，张让派人私下向皇甫嵩勒索要五千万钱，遭到了坚决拒绝。张让便和赵忠联名上奏灵帝，说“皇甫嵩治军无方，屡战屡败，丧师辱国，耗费钱财。”汉灵帝立刻召还皇甫嵩，收回了左车骑将军大印，改派张温和董卓去镇压黄巾军。
到了汉灵帝晚年，“十常侍”完全箝制了朝野，大臣中敢于与其抗争者，已属凤毛麟角。就上述寥寥数人，除皇甫嵩外，竟无一能幸免于难。“十常侍”群魔共舞，浊乱天下。
宦官的势力，在汉灵帝末年达到了巅峰，放眼天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和他们对抗了。宦官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逼向衰亡崩溃的前夜。拥有强大实力的世家豪族绝对不会甘心忍受这种局面，他们一直在暗地里等待着时机，以求彻底消灭宦官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