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东汉以来地方势力威胁中央政权的情况，杨坚在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时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全部由吏部统一任免，并每年都要接受吏部的考察；后来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换地方，以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县佐不能任用本郡人，以免豪强地主把持地方行政。
为了限制士族门阀把持选举，加强中央集权，杨坚还于开皇年间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行科举考试之制。当时科举大体有两种，一类属临时的特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科。隋朝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刘悼、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集、孙伏伽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
北周的刑律十分紊乱而又残酷。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便令高颖、杨素、郑译等人制订新律；开皇三年（583年），又令苏威、牛弘等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北周刑律中枭首（即杀头）、轘身（即车裂）等酷刑。将刑罚定为死、流、徒、杖、笞五等；确定了“十恶”罪名（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谋叛、恶逆、不道等十恶者不在赦免之列；优待贵族、官员，对他们的一般犯罪，予以减免，可分别情况享受议、请、赎、官当等特权。《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对后世的封建法典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杨坚统治的前期，比较重视依律办事，他本人也有一些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的事例。
对于北朝以来的均田制等经济制度，隋文帝予以沿用。同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革新与调整。如针对北周以来人民为逃避赋税徭役而隐瞒户口和诈老诈小等情况，实行保（五家为保）、闾（五保为间）、族（四闾为族）的户口编制，在此基础上采取“大索貌阅”（即调查核实户口）和“输籍定样”（即根据财产等情况评定户等，作为赋税的根据）的两项措施，以尽量准确地掌握全国户口和赋役对象。推行均田制中，在尽量多地给一般民户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前提下，对贵族官员实行一定数额的职分田、永业田、公廨田，以节省财政开支，增加国家收入。对劳动人民负担的租、调、力役，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予以适当调整，以尽量公平赋税，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隋文帝还组织力量开凿了通济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在关东等地广置粮仓，并设立主要用于灾年救济的“义仓”；下令改铸五铢钱，完全废除其他古币和私人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并统一其他度量衡。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隋初仍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战士和家室、土地自成一个系统，不受地方州县辖制，且影响国家的租税收入。灭陈之后，杨坚于开皇十年（590年）对府兵制进行较大改革：所有军人的户籍全部归于当地州县，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也与原来的农民一样，只是他们仍有军人职责，受军府管辖。这种兵归于农、兵农合一的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政府对军人的控制。与此同时，杨坚又下令，除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应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应全部销毁；军人子弟应尽力改从学文，功臣后代应熟读一经，作为做官台阶。开皇十五年（595年）、十八年（598年）又曾严令收缴民间兵器和大船。这些措施，当然含有明显的加强中央集权、严防作乱的政治意图，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偃武修文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形成。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后，国内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政府的行政工作是有效率的，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法制建设基本上是健康的，吏治也比较清明。隋文帝还经常亲自审察囚徒，甄雪冤滥，对贪污受贿的官员，严惩不贷，使人知畏法，不敢轻越雷池。他还非常注意身体力行，关心百姓疾苦，倡导节俭之风，并注意发现和表彰政绩突出的各级各类官员，倡导优良仕风。开皇二十年（600年），齐州有个小官王伽，执法办事认真，关心百姓，能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隋文帝知道后，深为感动，立即召见王伽，同时敕令全国官员向王伽学习，以诚待民，以增强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和对朝廷的拥戴。
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技术领域，都有新的进步。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粮食的储备情况。据史载，主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收获的增加，同时也由于政府非常注意储积粮帛，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仓库，特别是一些大的仓库，如洛口仓、黎阳仓、含嘉仓等，经常是粮满为患。有人估计，到开皇末年，天下的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使用。库藏之多，亘古未有。到唐朝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洛口仓的储积，为李密占据，西京（长安）的府库，也为本朝所用，至今没有用完。”马周的言语，颇含对隋炀帝贪婪聚敛而又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讽刺，但隋朝灭亡20多年后，他们储积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库藏之丰，也确实惊人。
晚年的杨坚，所作所为与前期大相径庭，判若两人。他内怀猜忌，对功臣勋将大开杀戒；苛察的本性，使《开皇律》成为具文；自身的不学无术，发展到后来的废除学校；对佛怪的崇尚，反映出他的某些意图和某种程度的无知；节俭的外表中露出了贪婪奢侈的欲望；惧内与不明，导致太子易人。封建专制时代的一代良主，在晚年埋下了乱亡的种子。
隋文帝是凭借祖辈勋业，通过使用阴谋诡计登上皇位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对自己手下的文武大臣，时时警惕，处处猜忌。到了晚年，猜忌心更重。稍有不合，或弃或杀，毫不留情。如当年帮他讨伐敌对势力王谦的功臣梁睿，只因在益州总管上颇得人心，便使他动疑，终被罢官；平尉迟迥和平陈中数有大功的王世积，在遭受没有任何根据的诬陷之辞后，被立即处死。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的虞庆则，后来在讨伐李贤叛乱的回师途中，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易守难攻，被人告发后，隋文帝即以谋反罪杀了虞庆则。在南征北战中屡立战功的史万岁，被杨素所谗埋没功绩，并被诬告是废太子杨勇的同党，隋文帝召史万岁进朝时，史因蒙在鼓里而大谈自己及所率将领的功绩，言辞直爽而激烈，文帝大怒之下，将史万岁乱棍打死。就连他很早就视为心腹，亲密无间，委以重任，多所建树的高颎，因在易换太子的过程中恪守正道，也遭到猜忌。当有人诬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时，文帝不做任何核实，就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杨广即位后不久，杀了高颎。
开皇初年，文帝令人制定的《开皇律》，取适于时，刑网疏阔，为后世称道，到了开皇末年，他把自己亲手制定的刑律置之脑后，以苛察的本性，肆意法外用刑。他经常派人四处查访，凡稍有过失者，即加以重惩。鸿胪少卿陈延主管接待四方宾客的宾馆，只因庭院中发现有马粪，文帝便令人把专门负责宾馆的主客打死，陈延也被打成重伤。为便于行刑，他让在宫廷中备放杖棒，稍不如意者，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要打死好几个人。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偷窃行为，文帝令天下人相互揭发，凡属实者，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赏给告发者。这个办法实施后，盗窃罪开始很快减少。但不久便引发出另一种现象，即有人故意把东西扔在别人前面，若东西被人捡起来，则捡者被捉送官府，成为人赃俱在古代风景的“窃贼”，他的财产便要移交给故意扔东西让他捡的人。许多人因之破产，一些无赖则因之而发家。后来，文帝干脆发布更严厉的诏书：凡偷窃1钱以上的人都应杀头，还要抛尸示众；凡地方官吏受贿1钱以上者，知情者不去告发，也要处死；4人共偷1只桶，3人合窃1只瓜，只要被抓住，就杀头。开皇初的刑罚适中，到杨坚晚年终于变成严刑苛法，乃至滥杀无辜。
隋文帝本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曾承认。在他当皇帝的前期，虽然不得不重用一些有学问的贤德之士，但骨子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由于他认为文化无用，便不大重视建立学校。仁寿元年（601年），他下令全国只保留供王公贵族子弟读书的国子监，废除郡县的所有学校。
与不重视文化教育相反，也可以说是相应的，是他非常迷信佛道、符瑞、阴阳五行和各种鬼怪。他在北周初任丞相时，便表现出对佛道的高度重视。称帝之年，即下令听任天下百姓出家做和尚、道士，在各地大建佛寺，当时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还要多出10倍。开皇二十年（600年），又令凡毁坏佛像及其他神像者，一律处死。仁寿元年（601年），还大张旗鼓地派员到30个州送佛骨，建佛塔，大做道场，令州、县停止办公，专门做佛事。主要出于维护自己皇位的需要，他对符瑞之说大加提倡，本是学者的王劭，看准了杨坚的心事，便编造、搜集了种种“符瑞”，撰写出多种图谶纬书，受到文帝的赏识，一大批效仿者因此而升官发财。
早年的杨坚，是以节俭和仁慈闻名的，史籍中也载有不少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但这种节俭的外表，终于掩饰不住他奢侈、贪婪的本性。杨坚做皇帝的第二年，便嫌旧长安城规模太小，且宫中经常“闹鬼”，下令在旧城西北修筑新都城，并于年底完工，因他最早的封爵是大兴郡公，新城就名“大兴城”（今西安市）。到开皇十三年（593年），他对大兴城失去了兴趣，又以杨素为总管，宇文恺为主要设计者，在岐山（今陕西凤翔南）营造仁寿宫。杨素为讨好文帝，督促民工非常紧苛，两年时间，死者数万人，仁寿宫在民夫的白骨上完成。文帝初次去验工，听说杨素把大量死掉的民工埋在这里，表示很不满意，觉得有伤自己“仁慈”的面孔。他的老婆独孤氏却说：“我们年纪已老，没有其他可以娱乐的地方，如今是太平盛世，这点享受也不算罪过，杨素能为我们设想，是个忠臣。”他一听，态度马上转变，赏赐杨素铜钱百万，锦绢3000段。开皇十八年（598年），他又在仁寿宫和大兴城之间，修筑行宫12座，专供往返途中娱乐休息。后人读史到此，评说道，文帝在那个时候，北边筑长城，东边巡泰岳，又修仁寿宫和行宫12座，丁夫死者数以万计，接二连三地大兴土木，役使百姓丁壮，就是没有炀帝后来的骄淫，老百姓也几乎没有求生的余地了！
杨坚的老婆独孤氏，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杨坚由专权而称帝，与独孤氏家庭的地位和影响有很大关系。独孤氏有些本领，又比较强悍，且嫉妒心很强。杨坚对自己的这位皇后，一直心存畏惧。为了讨独孤氏欢心，他曾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杨坚称帝后，独孤氏经常参与政事。杨坚上朝，独孤氏与他同车相随，停在宫门外，并派宦官跟着他上朝，发现他对朝政处理有失当之处，便出来报告，独孤氏便把自己的意见转达进去，杨坚须马上改正。杨坚退朝，二人再同车回到寝殿。由于杨坚处处听从独孤氏，独孤氏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当时宫中把二人合称“二圣”。平时，在独孤氏的严密监视下，杨坚与后宫的嫔妃根本不敢亲近。一次，杨坚在后宫偶然发现一个宫女很有姿色，心血来潮，亲热了一番，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独孤氏，独孤氏便暗中派人杀掉了那个宫女。杨坚非常窝火，又不敢公开发作，为发散闷气，骑马在野外瞎跑。高颎等人把杨坚找回后，在劝说中说了一句“你岂能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自己治理天下的责任”的话，传到独孤氏的耳中，她很不高兴，便经常在杨坚跟前说高颎的坏话，终于使高颎被罢官。
也幸亏在独孤氏的威逼下，杨坚在独孤氏死前（独孤氏死时杨坚已62岁），没有走上荒淫之路。只是由于独孤氏喜欢次子杨广，杨坚本来就惧内，加之听信谗言，废除了长子杨勇的太子资格，立次子杨广为太子。虽然据史传，在他临终之际，发现杨广种种不善行为，并有重新恢复原太子杨勇地位的意图，但为时已晚。他自己晚年埋下的种种不良种子，在炀帝杨广时期广为生发，终于结出了衰亡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