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北征的兵败
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宋太宗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仁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乾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仁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优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仁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仁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已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优。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优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优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优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优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优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优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优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仁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仁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仁美。雍熙北伐初期，潘仁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仁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仁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优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优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仁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性。潘仁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
也有为潘仁美辩护者，认为宋代监军之权大于主帅，王优坚持要杨业出兵，潘仁美无权违抗。其实，潘仁美是个老成持重、屡立战功的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齐心协力，配合不可为不默契，他何必要在战场上陷害杨业呢？同时，潘仁美性格也较宽厚，如太祖初建宋时，入宫得周世宗子，赵普等大臣主张杀之，潘仁美不语，后言：“杀之有负世宗。”太祖便赐予为侄，潘仁美欣然领回家作养子。有如此心胸之人，为何要害共同浴血作战的同事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杨业兵败罪在宋太宗。当时辽国萧太后当政，重用其宠爱的大臣韩德让，这二人协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所以这一时期实为辽国历史上最为安稳发展的年代。就边境防务而言，辽国以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萧太后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行政军务，期间史称“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知是宋朝边境情报系统有问题，还是宋太宗对辽国国情的估计完全错误。所以雍熙北伐完全是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太宗急于雪耻第一次伐辽的失败，草率用兵。
太宗的临战指挥也颇为荒谬。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太宗的韬略远不及乃兄太祖，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又十分强烈，为了做到“将从中御”（即武将出征在外仍需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令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然后再要求中央给予适当的命令调整，其阵图指挥的荒谬性可以想见。太宗与真宗两朝阵图指挥最为盛行，而这两朝也是对辽作战一败再败的年代。
此次三路军的战略，一方面战线拉得过长，力量过于分散，一方面各路军离开较远，不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是迅速指示军队撤到有利位置，而是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要求将不能守住的地盘上的居民也要共同撤回，这不但对在战时迁徙的民众是灾难性的，同时必然会减缓军队撤退的进度，给敌人有利的进攻机遇。所以宋太宗最后要求西路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击以掩护民众撤回之命令，实在是要求军队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军事行动，杨业的兵败兆始于此。
杨业与部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叹息愤慨。太宗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赠官诸子。然后将王优除名，发配金州，而潘仁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
此外，杨业原名“重贵”，因在北汉刘崇手下为官，赐姓名“刘继业”。降宋之后，太宗让他复姓杨氏，名“业”。有的史载或称“杨继业”。杨业殉国的日期基本可以考实。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四年（986）七月丙子（七月初九），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以“不食三日而死”算，约为雍熙三年（986）七月十二日前后。然而有关杨业的生年，史籍中却没有确切记载，造成史界说法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幼事北汉”，《宋史·杨业传》和《东都事略》说他“弱冠事刘崇”。“幼事”约指少年，《礼记》：“二十日弱冠”。据《旧五代史·刘崇传》考察，刘知远是在天福七年（942）派其弟刘崇为麟州刺史，而此时杨业的家在麟州，估计就在这时投奔刘崇麾下。就是说公元942年时，杨业约十五至二十岁，也就是生于922至927年之间。而据山西代县杨氏族谱记载，说他享年五十九岁，就是生于公元928年。也有学者认为，杨业事刘崇应在其父杨信事后汉任麟州刺史时，也就是公元947至950年间，这样杨业应生于935年左右。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被学界所公认，莫辨其是。那么，杨业在什么年纪殉国的？它也是一个谜。
佘太君的家世
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北宋仁宗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北宋文豪欧阳修就曾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永叔集》卷二十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大约从这时开始，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在人们的传说中日益丰富，同时也产生许多谜团。杨业之妻佘太君，就是一个不见于正史的传奇人物，她的姓氏、身世、事迹令学界疑惑不解。
据小说戏曲及有些地方志描述，佘太君出身将门，性情敏慧，善于骑射，作战勇敢，曾帮助杨业立过军功。杨业兵败殉国之际，潘仁美、王优畏罪而欲掩盖事实，甚至捏造出杨业逞能，孤军深入，导致兵败身亡的谎言，蒙蔽宋太宗。杨六郎从战场回来，告之母亲实情，佘太君毫无畏惧地上书告御状，力辩丈夫苦战获死之由，终使宋太宗了解实情，处分了王、潘诸奸臣。太宗下诏褒恤，有谓：“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如果不是佘太君挺身敢告御状，甚至有的剧本还写佘太君大闹朝堂，得到一些正直大臣的帮助，则很可能杨老令公要屈死敌国，那些奸臣也会逍遥法外。
杨业殉国后，佘太君在家中训练子女、婢仆习武，组成杨门女将，时刻准备效力于国家。据说其武艺和战斗力要超过朝廷所统辖的正规禁军，后来，果然产生了杨排风英勇杀敌，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西征等感人故事。原来深居闺阁的柔弱女子，在杨家能训练成为驰骋疆场的战将，且出现这样一个女将团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佘太君的将门豪迈风范从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