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部《韩非子》，谈得最多的是术，而不是法。《外储说右下》说：“故国者，君之本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于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将国家看作是君主的乘舆，将势视为拉车的马，而术就是驾驭马车的方法。如果没有术，不仅身体劳累，而且要出乱子；有了术，不仅身体逸乐，而且还能获取帝王的功业。
韩非为帝王提供了一整套的驭臣之术。比如：
不要相信人。韩非以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生最大的毛病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被人所制。）（《备内》）他反复向君主进言：“恃（依赖，凭藉）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他还要求君主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种种方法，通过种种事情，窥测臣下的言行举止。
“告奸”。既然人人可疑，满世界都充斥着奸邪，那就要广置心腹，多设耳目。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天下的人彼此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此相互怀疑，互相“告奸”，就不怕君主不能洞察一切。
韩非的这套君主独断论，后来被嬴政身体力行，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一种国家体制
从君主本位的立场出发，韩非对未来国家的体制做了构想。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政事分散在四方，大权独揽在中央。君主掌握纲要，四方的臣民都来效劳）。（《韩非子·扬权》）
为此，韩非要求君主独擅大权，掌握包括立法权、赏罚权和组织人事权在内的一切重要权力。他反复提醒，君臣之间无非是“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权力与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仁与忠的关系。所以“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能成为“阳虎”（即阳货，春秋时鲁国人，曾专鲁国之政）。
在韩非看来，君主专制的主要危险，来自大臣、重臣（擅令违法之臣），甚至主母（即太后）、后妻（即妻后）、子女、兄弟，这些人都觊觎着王位和王的权力。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了，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影响自己的利益。因此，君王对一切人都不能太信，只有全面地加以戒备才能免除祸患。
韩非主张君王要独操宰制人臣生、杀、富、贵、贫、贱的“六柄”，加强和突出自身的“至贵”、“至尊”，并抑制大臣、重臣，将一切功德美名都戴在自己的头上。
以上由韩非阐述的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主张，基本上都体现在了秦始皇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之中：
1．帝王独擅权势，集大权于一身。宰相权被分割、侵削，兵权则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参阅本书《为万世开基业：秦始皇的梦想与构造》）。“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2．在名与实两方面加强帝王的“至尊”、“至贵”。选用古代最尊贵的称号“皇”、“帝”，制造出“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尊称。“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命令称之为“制”和“诏”），它们一经宣布即为法律。若诏令与现存成文法的具体规定有矛盾时，以诏令为准。
3．绝对掌握宗室、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二世胡亥篡位后，与赵高勾结，就毫不费力地滥杀大臣和宗室成员。
五、顺应潮流的思想家
韩非是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时代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此，现时的君主，“如欲以宽缓之政（宽松和缓的政治措施，指儒家提倡的仁政），治急世（急剧变动的时代，也即乱世）之民”，是行不通的。只有“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不去照搬古代的办法，不墨守成规，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采取法治，推行强权政治，才能达到强盛的目的。那些想袭用尧、舜、禹、汤、武的政治措施来进行统治的人，犹如“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
正是针对了“急世”和“争于气力”这个时代特点，韩非通过吸取前辈法家以及道家、名家等的观点，创立了一套学说体系。这套学说也确实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而为建立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本书的“概述”中我们曾经指出，春秋战国是从建构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转化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里，君主专制政治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成为推动这一段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法家对于中国古代这一专制主义政治的形成，贡献最著。而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更是直接促成了秦始皇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并进而对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起了催生的作用。
正由于韩非的思想顺乎时势，所以在他人亡以后，他的政治策略并未随之泯灭。李斯谗害韩非，然而仍不得不称他的学说是“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和李斯都是韩非思想的实践者。
六、重要的资政学说
韩非的理论不仅催化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诞生，而且在以后的2000年中，还一直不断地被人运用，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
三国时候，诸葛亮曾为后主刘禅亲手抄写申不害和韩非的著作，劝刘禅参酌取用。诸葛亮是想用权略智谋来救助刘禅过于仁恕宽厚的不足。刘备临死前也告诫儿子：“丞相（指诸葛亮）替你抄誊申不害与韩非子的书，希望你好好揣摩，这对治国会很有帮助的。”
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锐意改革，力图富强，也都参酌、运用了韩非的学说。
近代的严复，因有感于外国列强硬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人头上，曾表示：“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白话今译。《学衡》七期《与熊纯如书》）
七、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韩非的学说有着严重的缺陷。比如：
山水画尊君抑民。韩非习惯于将人民放到君主和法律的对立面，主张对人民采取严刑，认为哀怜百姓会造成国家的危亡。在韩非眼中，人民似乎是不存在的；耕农时君主需要的是牛马，战争时君主需要的是豺狼，防奸时君王需要的是鹰犬。对君主而言，人民不过是工具而已。
无限制地扩张君权。尤其是韩非以君主的意志当作法令，而且是最高的法令。这就为君主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提倡阴险残酷的政治斗争。在韩非的笔下，完全没有美、善的人生，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人人都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个都处在勾心斗角之中。从韩非的书袋里，掏出了数不尽的诡计、权术，用以帮助、开导与群臣“一日百战”的君主。
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忽视道德的感化作用。这是所有先秦法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他们的一个通病。
狭隘的功利主义。韩非只看见“当今争于气力”；他自己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帮助“明主”在“争于气力”的角逐中赢取胜利。因而对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只要于富国强兵一时没有实效的。他都主张取消。他明确提出“以法为教”（以法作为教育的内容。注：这其实是排斥了其他的教育内容）、“以吏为师”（直接以官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成为赤裸裸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倡言人。
韩非学说的这些缺陷，使得它既非维护地主阶级政权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又在具体的运用和操作中产生了诸多消极的作用、负面的影响。
以秦而论，虽然韩非的理论对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最终消灭六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及李斯等人继续推行韩非的理论，加强对人民的严酷统治和残酷剥削，却又激化了阶级矛盾，并助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残杀，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秦的暴政和秦的覆亡，显然与以上列举的韩非学说的内在的理论缺陷存在关联。比如说，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与无视民众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有关；秦始皇父子肆意极欲、为所欲为，并置法律而不顾，与将君权置于一切之上有关；统治集团中的内乱，与过于强调权术斗争有关：焚书坑儒，与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有关……
所以，鉴于这样的事实，从汉初开始，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就着手反思和调整统治的理论与策略。由此产生的变化之一，是他们舍弃了先秦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的做法。
当然，韩非的政治学说并没有就此被抛弃，它的许多内容仍不断地被人取用。不过，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学说，却确实变化了一种样式——比如，有人称之为“阳儒阴法”。
韩非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还表现在：它始终是专制独裁论的重要思想渊薮：它不知哺育出了多少阴险诡诈的权奸……
八、悲剧人物
韩非为别人总结、制造出了大量的权术、诡计，可他自己却并不以权术和诡计混迹于世：
韩非热衷于谋国，一心研究治国的方略，却拙于谋身；
韩非一生为君主专制制度鼓吹、呐喊，却最终为专制的君主随意抛弃；
韩非明知宣扬法、术具有生命危险，却知难而上，不畏惧为国家的利益而招致祸害。
总之，这是一个“远见而明察”（《韩非子·五蠹》）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命运不佳的人。
司马迁曾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感慨万千，以为韩非对进说的困难了解得那么周详完备，以至写出了《说难》（进说的困难）这样周密细致的文章，但却最终连自己也没有逃脱进说的祸害。
人们常说法家“无情”，可历史更加无情。
先秦的法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呼唤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却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像吴起、商鞅，还有这位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