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秦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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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养士之风与客卿制度(1)

《容斋随笔》卷二:“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

《论衡·效力》:“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

秦国虽缺乏养士的传统,但它的客卿制度,为吸纳和选用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人才与“宝贝”

《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有这样一则颇有意思的记述:

“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答:‘没有。’魏惠王又问:‘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齐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呢?’齐威王答:‘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在我的大臣中有位叫檀子的,让他驻守南城,敌人就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还有位叫盼(音焚)子的,让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在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让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赵国人就在西门行祭礼,举家投奔的有7000多户。我的大臣中还有位叫种首的,让他对付盗贼,社会上就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气。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照亮了十二乘的车子呀!’魏惠王听后面露愧色。”(白话今译)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这一段对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魏惠王提起自己国家的宝贝来,洋洋自得,称魏国虽小,却有10颗大珍珠。可是,当齐威王谈起齐国的“宝贝”时,魏惠王露出了惭愧的脸色。因为,齐威王所说的“宝贝”,不是金银珍宝,而是人才。

人才,才是真正的“宝贝”。有了人才,穷国可以变富,弱国可以变强。魏惠王可能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显然没有像齐威王那样强烈、自觉的人才意识,所以他感到了羞愧。

战国时期对人才的重视,其实并不限于国君或一国之执政者。那时,不少有权有势或有一定地位的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都在广揽人才,以至为人才展开争夺战。

二、孟尝君养士:冯驩食有鱼

战国时期的人才,大量的出自“士“阶层。于是,延揽人才,尊重人才,或者屈身优待人才,就称作“礼贤下士”。

这里先讲一个有关孟尝君养士的故事。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齐国著名人物、齐宣王时曾任齐相的田婴的儿子。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

孟尝君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遗余力地培植亲信。凡是投奔到他门下的游士,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被供养的人叫食客,也叫门客。供养食客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风气。像与孟尝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养着大批的食客。这些食客在平时为主子或舞文弄墨,摇唇鼓舌,或跟进跟出,协从帮办。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为主子充当说客、打手、刺客之类。

孟尝君收养的食客,既有各式各样的士,也有鸡鸣狗盗之辈。其中也确有少数有见识、有才干的人。冯驩(音欢)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冯驩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来投靠。孟尝君问他:“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可以教我田文的?”冯驩说:“听说君好士,我一个穷人就来投靠君。”孟尝君就把冯驩留下,安排在三等食客里,以粗饭淡菜相待。

过了10天,冯驩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礼遇,就弹着自己带来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孟尝君从管家那里闻知此事,就说:“那就给他鱼吃吧,再安排他到二等食客那里住。”

过了几天,冯驩又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听说了,又吩咐管家:“给他车子坐吧,再给他迁到一等门客的屋子里住。”

又过了几天,冯驩再次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我在这里不能养我的家啊。”孟尝君知道了他有老母在家,就派人去供养他的母亲。

这下冯驩试探明白了,孟尝君确实是礼贤下士的君子,他决心以自己的才能好好报答孟尝君。

孟尝君是个高利贷主。一次,他准备派人出去收债,就问手下的食客:“谁能做会计,替我去收一收债?”3000食客平日里养尊处优,这时却鸦雀无声,都不作答。只有冯驩走到孟尝君面前,说:“我能。”孟尝君便派冯驩去收债。临走时,冯驩问:“我把债收齐以后,要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回答:“我这儿缺什么你就买什么,你看着办吧。”

冯驩来到孟尝君放债的薛地,收取了一部分利息。然后,他用这些钱买牛、打酒,通知借了孟尝君钱而无论能否付得出利息的,都来聚会。那天,酒酣耳热之际,冯驩对借贷者说,请大家把债券拿出来,能付利息的,就付一年的利息,贫穷而付不起利息的,就把债券烧了。冯驩又高声地向大家宣讲:“孟尝君之所以要借钱给你们,是要你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之所以要大家付利息,是因为他需要钱供养众多的食客。今天,你们之中富裕的,就付利息;贫穷的,将债券烧了。就算是孟尝君捐钱给你们。”大家兴高采烈,嚷嚷道:“孟尝君真是我们的恩人啊!”

孟尝君知道此事后,愤怒地责骂冯驩:“我田文有食客三千,之所以在薛地放债,是想以此贴补收入,供养食客。你倒好,买了那么多的牛啊、酒啊,还将债券烧了,这是为什么?”

冯驩回答:“先生请息怒。要知道,不多置办酒、食,大伙不会都来聚会,从而也就不知道究竟谁富裕、谁不足。那些穷苦老百姓如果真的还不起债,你留着债券也是白搭,再过5年、10年,利钱越来越多,他们怎么也还不清,反倒逼得他们远走他乡。你要强去逼债,会失去民心的。”接着,冯驩又说:“你说过,要我看你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回来,我看你家里高屋大厦收藏着那么多的珍宝,你玩弄的狗马成群,侍候你的美女如云。什么都不缺,就缺给老百姓做好事,让人民拥护你,所以我用债券买回了民心。”

听冯驩这么一说,孟尝君立即拍起手来,连声道谢。

一年以后,齐湣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孟尝君的3000食客大多散去,只有冯驩等少数人还跟着他。他们随孟尝君一起来到薛地,只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孟尝君的到来。孟尝君看到眼前的感人场面,激动不已,回过头对冯驩说:“这就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心呀!我今日终于见到了。”

在孟尝君失意的时候,冯驩照样奔走于他的门下,并积极地出谋划策。一天,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对孟尝君讲:“机灵的兔子有三个窝,你至少也该有三个能安身的地方才好。可你现在只有一个薛地,应该再找两个地方。”于是,冯驩到齐国和秦国为孟尝君活动。齐滑王见到孟尝君具有“国际”影响,就重新起用他,任他为相。

三、齐国养士:稷下学宫

孟尝君养士,是要士为他个人效力,这属于战国时期养士的一种类型。那时还有一种类型,即国家养士。其中齐国政府的养士,远近闻名,并创造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稷下学宫。

齐国很早就形成养士的传统,远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曾招纳大批贤士,让他们四出活动,为齐国的霸业服务。据说当时著名的贤士就有80多人。到战国时期,齐国政府更是把这看作为一项既定国策,发扬光大养士的传统,并使之制度化。

从齐桓公(公元前388~前357年在位)起,齐国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外设置学宫,吸引各地学者到齐国讲学、交流,著书立说,后习称“稷下学宫”。到齐威王(公元前357~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时,稷下人才济济,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宋钘(音形)、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夷(音邹石)以及淳于髡(音昆)、田巴、鲁仲连、接子等70多人,称为稷下先生。这些人在稷下学宫受到尊崇,皆列为上大夫,住高门大屋,生活优裕;出则有车,后面还跟从数百人,声势浩大。

稷下先生在那里聚徒讲学,自由辩论,高谈天下治乱之事,却又并不当政,所以有人叫他们是“不治而议论”。尤为难得的是,齐国政府还给他们以自己决定去留的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离开时,齐王有时还表示歉意,送给盘缠。离开后,若还想回来,同样受到欢迎。

当时有两位大思想家到过稷下,他们是孟子和荀子。据考证,孟子游历诸侯从事政治和文化学术活动约24年,其中两次到齐国,在稷下时间约16年。荀子15岁就游学稷下,三次来而又三次离去,在稷下时间约46年。

齐国政府创办稷下学宫,主要出于招徕天下贤士以增加和炫耀国力的政治目的。但它自创办始,持续活动了100余年,其意义便超越了创办目的本身。它使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原始民主精神,和阔达好议之风得到了弘扬,促进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发展。

由于齐国政府所采取的优客政策,使无论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派别、年龄、资历不同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所以,伴随各色文人学士的到来,各种思想,包括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在稷下汇聚,并发生碰撞、激荡。各家各派的人物相聚一堂,携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互诘难,大大地活跃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

稷下学人还常为齐国举事谋缺,或针砭时弊,讽喻君臣。其中不乏态度倨傲、言辞不逊的,但也并不见责。比如,淳于髡率徒属以隐语诘问齐相邹忌,倨傲不恭,邹忌则谦卑应对,不敢怠慢(《新序·杂事篇》)。王斗会见齐王,齐王派人将王斗引入,王斗不满意,要齐王亲自到门口迎接,齐王欣然从命。“趋(疾走)而迎之于门”(《战国策·齐策四》)。下面再引《孟子·梁惠王》)中记载的一件事:

“孟子对齐宣王说:‘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室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如果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掉他!’

“孟子又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白话今译)

这就是著名的孟子针对齐国时弊,责问齐宣王,句句紧逼,弄得齐宣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事。

从这则故事,我们大致可以体察到齐国如何“礼贤下士”,而当贤士和他们的思想得到尊重时,他们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

四、吕不韦招揽宾客:大开秦国养士风

秦国统治集团向来重视任用外来人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并得到重任,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进入战国时期,仍有山东国家的人士不断入秦,像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可以说,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以外各地、各族人士的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商鞅变法之后,由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信任、重用宗室贵族成员的传统,特别是奖励耕战政策行之有效,国势蒸蒸日上,秦国更是吸引了大批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

但是,在长期吸收外来人才的过程中,秦国一直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越到后来越明确,就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排斥其他观点的人。商鞅变法时焚烧《诗》、《书》,对“诗书辩慧者”(即从事文教活动的)和“言谈游士”加以压制。难怪荀卿游秦国,就指出:秦国“无儒”。

法家当然也是士的一种,但士是一个品类繁杂的群体;也惟有包括各种流别的人物在内,才会构成一个活跃的士的阶层。在吕不韦入秦以前,秦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士阶层,当然,也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当政期间,一改过去的人才政策和文化政策,而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在他出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首都和边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到相府做客。

吕相府招揽宾客的告示发布以后,天下士人纷涌而至。由后来成书的《吕氏春秋》看,汇聚到吕不韦门下的,包括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门徒,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博杂的人物。他们的到来,使秦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