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华夏民族的新融合。
在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以及民族和统一国家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
一、联结四方的交通贸易网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现实局面，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用武力统一六国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但是，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和对大一统的向往与构想，却早在战国即已出现。这些因素，在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为全中国的统一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加速了秦灭六国、完成统一事业的步伐。
战国时期走向大一统的趋势，非常直观地反映在联结中原与东、西、南、北四方交通贸易网的形成上。荀子曾根据当时中原地区可以买到北方生长的犬马牲畜，南方出产的羽毛、齿革、丹青，西方特产的皮革、纹旄，东方生产的布帛鱼盐，而以为已经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下面就首先来看一下支撑这个新格局的交通贸易网络的大致情况。
在齐国的东部，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尤其在临海的今海阳一带，可能形成了当时齐国东部一个重要的海上商业中心。1972年，在海阳县小纪公社江各庄大队曾发现用木箱存放的齐刀币1800多枚。1979年，在日照城关公社、两城公社又发现各种齐刀币。这些线索证明，这一带是齐国东部的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通过这些地方，齐国与东南的吴、越地区进行商业交往。
齐国的西部，有以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为集散点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贸易的商业网络。齐的北部有以牟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进行商业往来。
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据说，临淄有7万户居民；若以每户5口计，就有35万人之多。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塞路。四方土特产、手工业产品齐集市上，行商坐贾，买卖兴隆，一派繁华景象。据考古探掘得知，当时临淄城的总面积达16平方公里，大小城门发现十多座。从临淄城的规模，可以感受到它有多大的辐射力。齐国就是以临淄为中心，与东部、西部、北部3个贸易网点，构成一个相当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
在南方，楚国的城市也是频繁的商业交通的枢纽。楚国的大城，首推郢都（今湖北江陵），此外有鄢（今湖北宜城）、宛（今河南南阳市）、城阳（在今河南信阳地区）、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即寿春，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市）等。鄢是楚国的故都，汉水中游的枢纽。宛是汉水与方城（我国古代九塞之一，其城由今河南方城县北至邓县）之间的要冲，有发达的冶铁业。城阳是淮水上游的咽喉。陈、上蔡、下蔡、吴，是陈、蔡、吴3国的旧都。
考古发现的天平、砝码、钱币和舟节、车节（免税经商的凭证，同时规定商船、商车行经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透露出楚国的贸易和交通的繁荣景象。
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蓝白色圆圈纹，即所谓“蜻蜓眼式”，酷似西亚和南亚的琉璃珠，而全无楚风。这似乎又昭示着楚国与南亚有商旅往来。
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国与东北及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往的必经之路。1949年以来，曾经在旅顺、大连、营口、锦州、抚顺、沈阳等地先后发现过不少刀币与布币。这是当时商业交往活动留下的明证。其中今日的朝阳地区，更属燕国从内地通往今东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阳七道岭发现过用陶瓮存放的货币，计有十多斤重，其中除燕的“明刀”外，还有“安阳”布币、“平阳”布币。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在中国北部，当时存在着一条由燕通过今朝阳到东北各地的商业交通网道。在这条商路上，有从三晋地区来的商人。
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人民对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已有相当认识，这当然与这两个地区的交通往来密不可分。那时，内地的丝绸、布帛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通过秦国和赵国，溯河而上；或经过河西走廊，辗转运往新疆、中亚地区。1965年在新疆阿勒泰县发现了一面战国时期的青铜镜，就是内地传去的。大西北的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内地，最著名的要算是屡见于文献记载的“昆山之玉”了。据《史记·赵世家》，苏厉在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秦国出兵切断恒山一线，则“昆仑之玉”就不能转运到赵国了。
韩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南北商旅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韩国有许多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屯留（今山西屯留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其中宜阳地方八里，是当时北与赵国上党郡，南经南阳郡与楚国联系、往来的交通要道。
总之，战国时期，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的联系和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商人们在交通线上往来不绝，从前那种各地区间比较闭塞的局面已被打破。
二、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也为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战国是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在夏商二代夏族、商族发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夏族的雏形。西周实行分封制。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经过周公、成王的东征和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加速了周族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遂正式形成华夏族。
平王东迁之后，华夏族的中心地区转到黄河中游。当时戎、狄族对华夏族诸国不断进攻骚扰，华夏各国同戎、狄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战争既有破坏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产生了客观上促进各民族融合的积极效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也同样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催化剂的作用。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我们看到：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强盛。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渭水流域的很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之胄裔（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属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
在上述广阔的区域内，各族之间的差异渐趋缩小，乃至消失。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做斗争，这使华夏族的旗帜更加鲜明。但“尊王攘夷”是在华夏族受到“四夷”的侵扰，一度面临亡族的危险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当时有人曾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侵害中国，南边的夷人与北边的狄人相呼应，中国受到夹攻，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见《春秋公羊传》）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誉之为“救中国”的“王者之事”。对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给予高度赞扬，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若无管仲，我就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作夷狄的服饰了。见《论语·宪问》）“尊王攘夷”，就是号召拒斥夷族，明确华夏族与夷族之间的界限，这显然不利于民族融合。
进入战国，华夏族不仅扭转了“不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以夏变夷”。
“以夏变夷”意味着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解。而在“以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吸收、融汇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以夏变夷”的观念究竟起于何时，有待细考。不过，以“以夏变夷”政策取代“尊王攘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时代特点，却是在战国。在战国时期“以夏变夷”的基础上，结出了日后大一统的“汉民族”、“汉文化”的硕果。
三、“胡服骑射”的启示
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是赵国的第六个国王，在他执政期间，赵国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奖励耕战，二是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就是军事制度上所做的改革，但它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范围。
赵国的北面大都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胡人部落。他们虽没有与赵国发生大的冲突。但小的骚扰却也时常不断。胡人作战时，身穿短衣，骑在马上。动作灵便，往来如飞，一边疾驰，一边还能射箭，战斗力很强。而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优越，但大多数还是步兵和车兵混合编制的队伍。而且战士穿的是长袍大褂，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再披上铠甲，比较笨重，不利于灵活作战。鉴于此，赵武灵王就想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建立骑兵。然而，要学骑射，首先必须改革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
公元前307年春季的一天，赵武灵王召见大臣肥义，与他商议实行“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问：“这事恐怕会引起许多人的议论和反对，你看怎么办才好？”肥义回答：“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做事若顾虑多，就不可能成功；实行一项措施，若有疑虑，也就做不成。）肥义接着又说：“自古以来，风俗习惯不是不能改变的。从前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禹也向倮这个部族学习过跳舞。所以大王不要有什么顾虑，就下决心学胡服骑射吧！”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
但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计划，遭到了以他叔叔公子成为首的王族中一些人的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原是文明人所住的地方，万物齐备，又有圣贤的遗教，施行的是仁义，用的是诗书礼乐，技术也发达，本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要丢掉这些去搞什么胡服骑射，这是改变古代圣贤的教导，更换古代的章程，可是万万行不得的。
刺绣赵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去做说服工作。赵武灵王指出，衣服应该方便于穿着，礼制应该方便于做事。如果环境不同了，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地区已经不适用的习俗和制度。经过一天的辩论，赵武灵王终于使公子成同意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实行。
可是王族公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和一些大臣仍然反对。他们指责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赵武灵王批驳道：“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又有什么礼非遵循不可？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事情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的；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赵文等人感到无理再反对，就同意改穿胡服。
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全国改穿胡服。由于穿着胡服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所以很快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对于个别迟迟不肯着胡服的，赵武灵王就给予严厉的警告，吓得他们只得接受改革。
赵武灵王在胡服措施成功以后，就亲自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06年，赵国攻取北方上千里的土地。公元前305年，又大举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在遭致惨败后，献出四邑求和。公元前300年，赵军又攻占中山大片土地。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给他儿子赵惠文王时，赵国已是“七雄”中的强大国家之一了。
赵武灵王向胡人学习，借用来的短衣、长裤，以后就变成汉民族服装形式的一部分，并沿用了2000多年。他组建的骑兵，推动了中原地区国家骑兵兵种的发展。
“胡服骑射”的事例昭示我们：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营养，才能持续地发展，并永葆生机。正是借助了这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机制，华夏族和华夏文化才得以发展、壮大为汉民族、汉文化。
四、“大一统”：一个口号的由来
在统一的王朝出现之前，得“风气之先”的一些学者，已在呼唤大一统局面的到来。
“大一统”一词，首见于《公羊传》。该书于公元年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的作者，传说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再传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公羊传》是公羊高为孔子手订的《春秋》一书做的传（即对《春秋》经义做的解说）。不过这些解说起先仅为口耳相传，到西汉方得成书。《春秋》素以“微言大义”著称，它开篇第一句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高所说的“大一统”，就是对这一句中的“王正月”所做的诠释和发挥。
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王正月”做一些说明。
“王正月”的“正”，指的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朔指一年的第一天）不同；夏正建寅，以寅月（接近于目前尚通行的阴历的正月）为正月；商正建丑，以丑月（阴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正建子，以子月（阴历十一月）为正月，是谓“三正”。亦称“三统”（建子为“天统”，建丑为“地统”，建寅为“人统”）。春秋时，政令已不统一，告朔之制久废，各国所行正朔也不一样，如晋国用夏历，宋国用殷历。《春秋》说“王正月”，是指周历的正月。《春秋》记时仍遵用周王颁定的正朔，并想以此表示各国历法应当划一。对此，公羊高以“大一统”做解说，意即孔子书“王正月”，包含着尊崇一统的“大义”。
这就是战国时期“大一统”口号的最初由来。
五、学者心中的大一统
“大一统”的原意，是指尊崇一统，可到后来，它的含义衍变为指大而一统的一种局面。战国时候的一些学者，对大一统的局面做了不少规划和构想，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有关“大一统”的一些基本观念。这里选择两种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学说，加以介绍。
《禹贡》的九州说
《禹贡》是列入儒家“六经”的《尚书》中的一篇，托名为大禹所作。不过，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以后，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此系战国后期人的作品。
《禹贡》说，大禹治水，将天下分为九州，即9个区域。它们是：
冀州大致相当于今山西、河北、辽宁。
兖州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部分。
青州今山东、辽宁东部。
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
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
荆州今两湖及江西西部。
豫州今河南、湖北北部。
梁州今陕西南部和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