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永元九年（97年），掸国国王雍由调与汉朝联系；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将海西（大秦，罗马帝国）的幻人（杂技演员）献至洛阳。罗马人经今缅甸入境，证明的确存在着一条由今四川、云南经缅甸、印度通向西方的重要道路。这条交通线也向西方输出丝绸等物资，尤其是在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和逐渐衰落的情况下，这条交通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有的学者称它为西南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由中国大陆通往朝鲜半岛的航路早已存在，战国后期至秦朝已成为相当便捷的交通线，所以在半岛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大批在当时迁入的移民。尽管徐福定居于日本的传说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早在秦朝以前，从中国大陆通往日本列岛就已存在多条航路，汉朝时从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浙江、福建都可驶往日本。东汉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的使者到达洛阳，光武帝赐以印绶。1784年，这枚金质的“汉委（倭）奴国王印”在日本福冈县出土，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汉书·地理志》还记载了西汉与南方海外的航路：
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障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南）、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东北部）相类。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境）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山水画鉴赏
对这些地名的今地有不同的理解，文中的一些内容也还难以正确解释，但大致可以肯定，当时从今越南中南部、广西沿海、雷州半岛出海，可以通向东南亚和南亚各地。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玳）瑁”。虽然这完全可能是罗马商人使用了使者的名义，但毕竟是罗马帝国与汉朝的首次正式交往。“使者”显然是从海路经日南进入汉朝的。
汉代与境外的交流，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物质产品，又引入了外来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
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比较可信的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的一种，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博士弟子也愿意接受异国使者传经，可见这种信仰在当时已引起社会中层以上人士的注意，可以看成佛教已经传入的证据。
东汉初年，来自天竺国（印度）的僧人已经到达洛阳传播佛教。据说，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曾梦见金人飞空而来，召群臣占梦。傅毅说：“臣听说西域有神，称为‘佛’，陛下所梦，想必就是佛。”明帝派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去天竺寻访佛法，在那里遇见摄摩腾、竺法兰，邀他们来汉朝。摄摩腾与蔡情等来到洛阳，明帝亲自接见，并在城西门外建造寺院，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白马寺。竺法兰不久也到达洛阳，他很快就学会了汉语。他们都死于洛阳。当时，上层人士已有人信奉佛教，如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就奉佛。但当时还将佛教视为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
1世纪中叶，大月氏（贵霜王国）战乱不绝，大批难民东迁西域诸国，一部分迁至敦煌一带定居，另一部分人继续东迁，如高僧支谦的祖父支法度在汉灵帝时率数百人到洛阳，被封为率善中郎将。所以以后支谦被称为“河南支恭明（字）”，支氏家属在东汉末战乱中迁至江南。
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间的粟特人（或称为康居、康国）善于经商，游踪甚广，一些粟特人在天竺成为高僧，又随经商的粟特人（当时称为商胡）来到汉地，传播佛法。如灵帝、献帝时有康巨、康孟祥来洛阳，从事佛经汉译。来自康国的释昙谛在灵帝时来中原，献帝时南迁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一带）。这样，大乘佛教般若学传入中国，大量佛经被翻译为汉文。
初平四年（193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粮，利用公款大起浮屠寺，造铜浮屠像，用减免徭役的手段招致信徒。这是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最早记载。
佛教传入和佛教徒来中国的主要路线是西北经河西走廊的陆路，但南方海路也是一个重要来源。如康居人康僧会，世代住在天竺，父亲因经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中部）。康僧会十余岁就出家，成为高僧后，于吴赤乌十年（247年）到达建业（今江苏南京）。康僧会显然是从海路到达交趾后再北上的。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证实，佛教由南路传入中国的时间还应大大提前。
经过汉代二百多年的传播，佛教在中原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基础，终于在南北朝时成为最主要的宗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展，周边不少少数民族人口迁入内地，境外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地区的移民也迁入内地。从事贸易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他们被称为“商胡”。由商胡输入的珍奇货物已成为达官贵人的爱好和收藏品。东汉后期，洛阳等大城市的商胡数量已相当可观。执政的外戚梁冀为了收集兔毛，曾规定百姓不许杀兔，违者处死。一位西域商胡不了解，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在追查时牵连被杀的有十多人。可见商胡在洛阳人数不少，已经与一般居民无异。东汉辛延年所作乐府词《羽林郎》中描述了一位15岁的“酒家胡”（卖酒的胡人女子）受贵戚家奴调笑的事，说明胡人已在洛阳开酒店，“胡姬”已开始受人青睐。
东汉末的灵帝对“胡”有特殊的爱好，凡是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无不喜欢。在他的影响下，京城的贵族竞相仿效，成为一时风尚。这些来自境外的服饰、家具、饮食、乐器、音乐、舞蹈要引起皇帝和贵族如此嗜好，如果没有大量的传播载体——移民和流动人口，是不可能形成的。但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巨大的冲击，所以《后汉书》等正史的作者称之为“服妖”，认为是导致动乱和亡国的“不祥之兆”。
和唐朝一样，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吸引外来文化较多的时代。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开放还是相当有限的，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开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这种开放给汉朝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
梅花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和乌孙对付匈奴；用兵西南夷是为了获得境外的“奇货”，在军事上牵制匈奴和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而发动对大宛的战争，除了要掠夺当地的宝马之外，还想给李广利提供封侯的机会。这些举措尽管在客观上起了开疆拓土的作用，打通了与西域、西南的交通，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但丝毫没有改变汉武帝和汉朝人的观念。更没有使汉朝得到经济上的利益，相反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百余人至数百人不等。这些使者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瑞来引起武帝新的兴趣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阔气，将大把大把的钱花掉，或者假公济私，自己捞好处。由他们招来的“外国客”受到武帝的特别优待，为了显示汉朝的“富厚”，武帝让他们跟着自己到处巡游，给他们大量财帛作为赏赐，甚至办起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有赏。又让他们到处参观粮仓库房，让他们爱什么就拿什么，也好使这些外国人在汉朝庞大的物质财富面前吓得发抖。武帝后期人口下降、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与这种挥霍性的开放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武帝“外事四夷”、包括派张骞通西域在内，在当时都会受到臣民的批评和反对；为什么东汉初光武帝坚决不愿恢复西域都护府，以后的君臣经常要考虑放弃西域。
山水风景图在西域商胡大批来汉朝经商牟利的同时，却没有汉朝的商人外出经商或推销商品，靠丝绸之路赚钱的是西域人和其他外国人，而不是汉朝人。除了官方的使者外，汉朝人被严格禁止出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汉朝为了政治、军事以外目的而派人出国的记录，也没有发现汉朝人认为需要向外国学习的言论，佛教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甘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看似出于偶然，其实却是必然的。即使甘英真的到了大秦，历史就会重写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因为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还没有产生与境外的文明中心沟通的要求。何况甘英只是一位地方官派出的代表，并不负有正式使命，所以他半途而归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追究或舆论的不满。要是他真的到了罗马帝国，大概也不会比张骞有更大的作为。
我们不应该苛求汉武帝或其他汉朝人，因为在当时的东方，汉朝的确是国力最强大、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汉朝的资源足以供养全部人口，满足农业文明发展的全部需求，不必向外界寻求资源和市场。在张骞和其他使者行踪所及的范围内，事实上也不存在总体上比汉朝更优越、更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他们的报告使汉武帝和汉朝人更相信自己处于天下之中，是人世间最富裕、最文明、最先进的地方，也是完全正常的。
但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必须看到这些局限。如果以为汉朝的“开放，，值得我们继承，抱着汉武帝的心态看待今天的开放，那就适得其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