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问题又紧随其后来了，到底是哪一种瓷器为正统的哥窑作品？对于龙泉的黑胎青瓷，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黑胎青瓷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正统的哥窑产品，它与文献记载的特点相吻合，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诸种瓷器的标本后，结论是：“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统的哥窑这种说法是有相当根据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龙泉的黑胎青瓷不是正统哥窑，而是仿官窑的作品，由于哥窑、弟窑故事本身值得怀疑，所以其文献材料也是不可靠的。《格古要论》在谈官窑时提到：“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另外，其器物造型与杭州官窑有不少共有的式样，所以，龙泉的黑胎青瓷是仿官窑的作品。部分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黑胎青瓷标本后，也同意其仿官窑的说法。这样，有关文献记载的“哥窑”其实不是真正的哥窑，而只是龙泉窑。
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诸种瓷器的标本后认为，“传世宋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些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在哪里呢？许多人认为它在江西，有人指出传世宋哥窑在好多方面和景德镇的同类作品比较接近，所以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制的。有人指出景德镇明代仿官、仿哥成风，这类仿制品流传下来的很多，且许多都仿制得相当成功，可以假乱真，所以传世哥窑作品很可能是景德镇仿烧的伪品。也有人以为，景德镇能够仿制哥窑，说明哥窑不在景德镇。还有人认为在江西的吉安永和窑，也就是宋代的吉州窑，《格古要论》中提到，此地还有一个碎器窑。两窑明代都仿烧过哥窑，也仿制的相当逼真，而碎器窑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在谈到“官窑”时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窑在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从后两句分析，似乎哥窑的烧制地点在杭州。高濂此说不知何本？
也有学者指出，这数十件传世哥窑作品，有各式瓶、炉、洗、盘、罐等，论胎有薄厚，胎色也不一，胎质又有瓷胎和砂胎之分。釉色也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等。从时间上讲，也应有出产早晚之别，如上述所谓旧哥窑、新哥窑。那么其产地也恐并非只有一个地方的瓷窑。总之，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人们的各种猜测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宋代“不举子”风俗
“不举子”即生子不育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而宋代却演变成一种社会风俗，并盛行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它与中国历来多子多福的思想文化传统完全相悖，那么宋代东南地区出现这一风俗的原因何在呢？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朱熹父亲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陈渊《默堂先生文集·策问》也说：“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王得臣《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属福建），“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上海浙江一带）是宋代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从上述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不举子”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如从刑法上严杀婴之禁，甚至对地方官吏也予一定处分；颁布胎养法，在徭役诸方面予孕妇之家以宽免；设立举子仓和置举子田，以资助贫困之家养子；立养子法，准许民户领养被遗弃的幼儿等。尽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申严劝诱，纤悉备至，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它与中国千余年来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完全相悖，其原因何在呢？
学者陈广胜撰文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指出首先是人多地少的生产关系矛盾在起主导作用。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宋代首先突破一亿大关。比汉唐人口最高额几乎增加了一倍多。人口增加最快的东南地区，其耕地开垦得也最彻底，以至于很少再有荒地旷土，尤其是福建路，“土地迫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寝贵”（《宋史·地理志》）。随之而来的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宋史·食货志》分析说：“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也说，荆湖北路“鄂州之民生子，计产授口，有余则杀之，大抵类闽俗”。说明人多地少，不能维持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给，是宋代不举子风俗盛行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沉重的人头税。宋代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其丁赋承继五代，以东南地区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着说：“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范成大也说：“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宋会要辑稿·食货》也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赵善臻《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纳，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江南东路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谛》）。可以说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
还有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问题。不举子之风不只盛行于贫困之家，而且也蔓延到衣冠富户和士大夫之家。杨时《龟山集》卷三谈到，福建的建州、剑州、汀州和邵武诸地，民众多计划生育，习以成风。虽士人间亦如此。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所以许多地区，衣冠之家，往往唯有一独子继嗣。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父兄惧怕继生子弟分割家产，常常溺杀婴儿。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在述及福建民风时称，衣冠之家，家产一旦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主要是担心其更分家产，建州一带此风尤甚。宋代财产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衣冠之家如果不加限制地生儿育女，家产被分割过散，不但不能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而且很可能被人兼并而沦为贫民，为避免家道中衰，只有出此下策。朱松《韦斋集》就谈到，即使“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从旁取杀之”。这似乎是衣冠之家防止自己的社会地位遽然下降的一种手段，令人不寒而栗。
当然，宋代生子不育，尤其以溺杀女婴为严重。其中除中国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传统之外，还有厚嫁之风普遍的原因。当时无论地主还是一般平民，嫁女之费，常常多于娶妇之用。如《宋史·礼志》载。皇家宗室的公主下嫁，朝廷赐给驸马的嫁娶费用“倍于亲王聘礼”。吕祖谦所订《宗法条目》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嫁资倍于娶费，使富裕之家不愿分赀，而贫困之家又力所不及，故进一步加剧了溺杀女婴的风俗。
有学者以为上述诸条都非根本方面的原因，其终极根源乃在于生产力的不充分发达。指出宋代社会生产力比前代无疑是有很大提高。但人口也比前代倍增，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消极制约，其生产力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充分发展。我们以为，单靠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对“人”的认识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缺陷，恐怕就是不重视“人”，不懂得“人”到底是什么，而主要围绕着“皇帝”生活，依靠“皇帝”生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产力再发展，也不能摆脱不把人当“人”的悲剧的重演，近现代的中国史其实一直在重复着类似的悲剧。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整个民族去认真思索。
北宋宫廷女子马球队
打马球在我国古代体育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北宋的宫廷女子马球队之风采就更是令人赞叹。下面有关记载，读者可细细品味。但遗憾的是，女子马球运动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女子马球队为什么在南宋时突然消失了？这些问题恐怕人们已经很难找到相关的答案了。
中国古代就有踢球的游戏，最初为军中练武之用。而唐代从西藏方面又传进来骑马击球的马球运动，使得人们的体能得到更强劲的锻炼，在帝王中也时有出色的马球手。据说唐玄宗年轻时就球艺不凡，《封氏闻见录》说他在球场中“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后来女子球队也开始出现，《旧唐书》载，剑南节度使曾“聚女骑驴击球”，这是女子驴球队。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费氏，有一首专门歌咏蜀国王宫中女子马球队的《宫词》：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北宋宫廷中也有一支女子马球队，技艺超群。王珪的《华阳集》卷六中有几首《宫词》，就是描绘宋仁宗时期，一年一度的春季金明池百戏汇演的热闹场面，其中有这支宫廷女子马球队的精彩表演：
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控紫花骝。
朝朝结束防宣唤，一样真珠络控头。
银盆著水洒球场，马嚼衔声立两行。
齐上玉鞍随仗列，粟金腰带小牌方。
到宋徽宗时期，在这位风流皇帝的倡导下，宫廷中各项文化艺术活动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不但书法绘画、苑林建筑，而且踢球、百戏之类，这位“浪子陛下”都为其中“圣手”。当然女子马球队也是重要项目，甚至连女子击剑手都出现了，让人讶异不浅。我们来欣赏徽宗有关的几首《宫词》：
宫人击剑斗乘骑，宝带幞头烂锦衣。
凤尾杖交团月令，龙门球过一星飞。
金鞍宝辔簇骅骝，乐奏相从共击球。
花帽两边成锦阵，谢恩长喜上头筹。
控马攀鞍事打球，花袍束带竞风流。
盈盈巧学男儿拜，惟喜先赢第一筹。
可以看到这支宫廷女子马球队豪华的服饰“花袍束带竞风流”，和出色的技艺“龙门球过一星飞”。而女子击剑手居然也是在坐骑上争奇斗艳，其场景真让人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