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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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大宋的礼仪与习俗(4)

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有关宫廷女子马球竞赛活动的描写是最生动形象的,一年一度的金明池宝津楼下的“百戏”活动正在上演,我们先看女子马球队上场之前的情景:“宫监马骑百余,谓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着杂色锦绣,燃金丝番段窄袍,红绿吊敦柬带,莫非玉羁金勒,宝轻花鞯,艳色耀日,香气袭人。驰骤至楼前,团转数遭,轻帘鼓声,马上亦有呈骁艺者。”可见马球队由百余名妙龄少女组成,其头饰如男子,身着锦绣紧身缎袍,跨在马上,确实“艳色耀日,香气袭人”,有人还提前在马上作秀,以“呈骁艺”。

接着是在宦官的指挥下,作赛前马上武术表演:“中贵人许畋押队,招呼成列,鼓声一齐,掷身下马,一手执弓箭,揽缰子,就地如男子仪,拜舞山呼讫,复听鼓声,蹁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便随男子礼起居。复驰骤团旋分合阵子讫,分两阵,两两出阵,左右使马直背射弓,使番枪或草棒,交马野战,呈骁骑讫,引退。”这些妙龄少女骑在马上,一手执弓箭,一手揽缰绳,就像俊男般英武。其后随着鼓声操演,双双出阵,或左右开弓,或枪棒交战。马上武艺绝不亚于男子。表演结束,暂退于一旁。

下面是男子驴球队的赛程,谓之“小打”。最后的压轴大戏,就是女子马球队的“大打”。孟元老如此描绘:“有黄院子引出官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这是数十年之后的追忆,萦绕在老人脑海中的印象虽然深刻,但毕竟已不怎么具体,只有一些总体上的感觉:“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之类,所以最后感慨道:“人间但见其图画矣!”由于描写过于简洁,便留下一个悬念:这宫廷女子马球队的“大打”是如何进行比赛的?或者说其游戏规则是如何的?

孔宪易先生参照当时男子马球队的一些记载进行了猜测,认为其球场、球门、马球、球杖诸设施应与男子相同,这从上述男子驴球队“小打”与女子马球队“大打”使用同一球场,便可推知一二。这女子马球队“百余人”在球场中如何分配和操作,今天我们已无从得知。再据《文献通考》卷一四六及其他有关男子马球队比赛方面的资料推测,女子马球队也应分为两朋(队),每朋约十六人,两朋为三十二人,进行对抗。而其他人约为递补队员、鼓乐队员、唱筹队员等。比赛时,就如上述男子驴球队,“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采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

其实,男子驴球队的比赛是“小打”,而女子马球队的比赛算“大打”,这两者应该有所不同。据《宋史·礼志》对这项运动的介绍,“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参加者分左右两队,“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报告胜球数)”。而上述“小打”只有一个小球门,两队一队攻一队守。这里“大打”是有“高丈余”的双球门,两队互相攻门。那么,女子马球队的“大打”应该与哪种规则相近呢?

上述完全根据男子马球队的规则而进行的推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当时如此激烈的体育项目,男子女子会没有多少区别吗?我们不得而知。还有一个令人颇感困惑的疑问是:南宋之后,女子马球运动在历史中突然消失了,其原因何在呢?孔宪易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用费浩大,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一理由很难成立,请问:当奢侈的统治者竭力提倡或欣赏某种活动之际,什么时候会因费用问题而永远搁置起来呢?

美国的汉裔学者刘子健先生撰文《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认为,南宋马球的衰落,主要是儒臣们阻止宋孝宗以及太子(宋光宗)击球为戏,它是个关键因素。从北宋起,一直到南宋高宗,君主对于武艺球戏,还是相当重视的,有关史例不少。不过从宋孝宗开始,谏官开始批评朝廷宠臣以击球为戏,给孝宗的上谏也不少。一次,孝宗骑马击鞠,坐骑有点疲乏,跑到矮檐的走廊里,眼看要碰到横梁,两边的人惊呼失色,赶快跑过去救护,这时马已驰过,孝宗两手扳住横梁,悬空垂立,大家扶他下来,孝宗神色不动,而大臣们已经一身冷汗。尤其是乾道五年(1169),孝宗射箭伤目,谏官们又旧事重提,恳劝皇帝不要冒险戏球。孝宗受了臣下的影响,终于放弃马球。不过有时还爱看别人打马球,大臣也劝阻太子击球,尤其是光宗即位几年后,因精神病而逊位。从此,史籍不再有宫廷击马球的记载。以此推论,当然更不会存在宫廷女子马球队了。

也有学者认为,南宋马球衰退落的主要原因是马匹数量的减少,质量的降低。南宋丧失西北产马地,马源主要来自贸易和监牧饲养,马匹的缺乏,致使骑兵战斗力都减弱,所以使马球运动客观上受到限制。同时,南宋文弱之风日盛,儒臣力谏击球之戏。在社会上,仕宦之家子弟不为,主要是富豪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故马球也从贵族风尚降为贱人恶习,从肯定的体育降为被否定的玩耍,马球在中国社会逐渐消失。

而陈高华教授又提出不同看法,其在《宋元和明初的马球》一文中,举出了大量的史例,论证了南宋打马球风尚并没有因儒臣劝驾而衰落,也并没有降为“恶习”。因为儒臣们主要是怕皇帝出危险,而并不是反对打马球运动本身,所以当时马球运动还是非常时尚的,在军队中最为流行。辽、金、元代也有许多相同的记载,贵族、将领们每遇节庆日就会举行马球比赛,宫廷中也如此。直到明初,宫廷中和贵族们依然乐此不疲,有关方面的记载同样丰厚,说明当时这项运动之普遍。问题是明代中叶以后这项运动的情况如何?人们还不得而知,至少是有关材料愈来愈少,或者可以说在逐渐消亡。

综上所述,明代中叶以后这项运动为什么消亡?确也是一大疑问,不过这是大明王朝之谜了。我们在这里想问的是:既然南宋、金、元时期,马球运动还颇为时尚,那为什么南宋之后有关宫廷女子马球队会突然消失呢?笔者以为可能应与当时理学的发展有关,那么,这理学是如何具体的在这方面压抑妇女的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最早的火箭弹

宋代在军事上开始采用火药兵器,且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功效。但这些火药兵器的构造与性能,往往在史籍记载中含糊其辞,令人不得要领,须颇费心思去猜测。这里所谓的“霹雳炮”就是如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火箭弹,你以为有可能吗?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由于宋军在淮河没有设防,金兵从容渡淮南下,直抵长江边。十一月,完颜亮决定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再取宋重镇建康(今南京)。这时南岸的宋军不但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且主将不战而退已被罢官,刚好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赶到犒军,遂毅然担负起军事指挥的重任,立即组织军队沿江布防,亲临前线鼓舞士气。

十一月八日,完颜亮指挥十余艘战船渡江,向宋军阵地凶神恶煞地迎风冲来。宋水军采用两种战术双管齐下:一是以轻快而结实的战舰海鳅船冲撞和拦截敌船;一是密集施放火器霹雳炮,敌船或被撞沉,或中霹雳炮而起火燃烧,不少金兵掉落江中,被宋水军击杀。个别到达南岸的敌舰,约有数百名金兵在强行登陆中,也被宋军悉数包围歼灭。战事持续到日暮,金军损失惨重,难以抵挡宋军的反攻阵势,只得退回江北。次日,敌船企图再度强行渡江,遭到宋水军战舰的夹击,同时在霹雳炮强大火力的攻击中,金军船只大量起火燃烧,金军大溃,完颜亮率残部败退,未几为部属所杀,金军南侵失败。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宋采石之战,它不但在军队数量上以少胜多,而且在水战中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霹雳炮,使采石水战的威名远扬。不过,据说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火药兵器的战役,应是在此一个月前,宋将李宝率水师三千,战舰百余艘,在海州的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南)击退金朝水军的进攻。此战金朝水军同样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李宝指挥有方,他不是以战舰去硬拼,而是准备了大量的火器,命令火箭环射,中火器的敌舰燃烧起火,烟焰连天,延毁数百艘敌船。这次海战也摧毁了金军准备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这两次水战中,宋军的火药兵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威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或者说,南宋的半壁江山这次能得以转危为安,其火药兵器的作用不可忽视。

那么,南宋军队用的是什么样的火药兵器?或者说霹雳炮是一种怎样的武器呢?南宋文人杨万里的《海鳅赋后序》中对霹雳炮如此描绘:“舟中忽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撤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吾舟驰之压贼,人马皆溺,遂大败云。”此后,明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基本都按照杨万里的记载来描述霹雳炮。

这段文字经翻译,更引起许多外国汉学家的兴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霹雳炮未必是火炮,但无疑是一种爆炸物。而梅辉立则认为,霹雳炮属于火药武器的爆炸物。美国汉学家富录特及中国作者冯家升合写的论文,把霹雳炮理解为炸弹。而普鲁塞克从原著中没有提到药料内含有硝石这一点出发,判断霹雳炮不含火药,所以不是火药武器。帕廷顿把霹雳炮解释成西方早已掌握的“自动火”,就是与古代“希腊火”类似的引燃物,且主张它经由阿拉伯传入中国。其实,“自动火”不是火药混合物,它应该与霹雳炮没有关系。

日本学者有马成甫的研究较为细致,觉得杨万里所述“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之句,让人看了莫名其妙。他说,当石灰遇水时可产生一定温度,但只有达到硫的燃点才会发火,而硫在空气中的燃点是二百六十一度,石灰遇水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高温。同时,“纸裂而石灰撒为烟雾”也无法使石灰与水产生反应。所以史料虽然可靠,但是难以理解。原因在于杨万里战后虽亲临现场采访,他也是战役指挥者虞允文的朋友,但他对于兵器制造肯定不甚了解,对火药武器更是没有多少知识,因而对霹雳炮的构造、性能的描述就不确切,以致使读者不得要领或迷惑不解,使研究者对霹雳炮的认识产生众多歧义。

中国学者张子高认为,霹雳炮“是利用火炮的爆炸力量,把石灰粉末喷射成为烟雾,使敌人失去战斗力”。但不清楚其结构究竟是如何的。冯家升后来猜测说,霹雳炮可能“上节装火药,下节装石灰”,“纸制的炮始于此,它是日后花炮的原始形式。”其实,相关的烟火炮仗应早于此数十年,所以霹雳炮应是纸制“花炮”的发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学者沙皮罗认为,霹雳炮及宋代烟火中的地老鼠应属于火箭装置。中国学者董师彦等人也同意这一观点,问题是他们只提出结论而没有具体论证和说明。

中国学者潘吉星指出霹雳炮确应是火箭武器,并进行了详细论证。他认为根据杨万里的描述,霹雳炮升空后发生爆炸,用一般纵火剂是难以产生如此作用的,只有火药的爆炸才有这种效果,所以断定其纸筒内的药料除硫磺、石灰外,还应有硝石和木炭,后两种成分为杨万里漏记。中国古代非军事性质的一般作品,在谈到火药成分时往往只举其一二,而略其余,有关例子不少。这样,纸筒中火药点燃后,腾空而起,接着便在空中或从空中下降到水面的过程中爆炸。在水面爆炸时,纸筒“自水跳出,其声如雷”,就很自然了。北宋末、南宋初盛行的娱乐烟火中的“起火”就是这样的,因此料想这霹雳炮就是大型“起火”,也就是将娱乐用的起火纸筒再制造得粗大一些,内可装更多的发射药和炸药即可,这是宋代将民间娱乐品转用为军事武器的一个实例。也就是说霹雳炮是一种能散出烟雾、借火箭原理推进的炸弹,或者说是散发烟雾的原始火箭弹。

这一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有如此威力且大有发展潜力的火箭弹,为什么宋代军民没有进一步发展其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力度,以增强国防军力呢?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火药武器基本只停留在用人力或机械力投掷的炸药包、燃烧器阶段,最多有一种竹竿火药喷射器,所以对于这火箭弹的说法,还是令人颇感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