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先生生于1902年，安徽霍邱人。他是在北大旁听，经同乡张目寒引荐而结识鲁迅。他们交往颇多，鲁迅发现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很有潜力，便时加鼓励和指导。台静农与鲁迅交往十多年，收到鲁迅的信函达69封之多。这些信函有的通报事件，如发生女子师大事件时；有的请托办事，如让他帮助收集汉唐画像拓本；有的讲谈学问，联系出版，购买图书……他们无所不谈，可谓知心的师友。
有人说，鲁迅先生的一生是一首史诗，是的，我们要想知道他的一生，先得看看他所生长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从1840年直到现在，将近一百年的光景，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正是一个暴风雨的时代，外面有帝国主义的势力，武装的踏进中国来，而内里面却被几千年的霉烂的封建势力支配着。这霉烂的封建社会，自然抵不了帝国主义的铁蹄的践踏，所以在这些年中划上了许多血痕，耻辱一天一天的增加，而我们的“鲁迅先生”却生长于这个时代。从他的诞生，直到他死去的前一分钟，他是和这样历史的命运作毫不容情的搏斗，他要将这历史的命运粉碎，他要将这历史的命运抛弃在深渊里去。我们要了解“鲁迅先生”的伟大的人格与工作，我们不得不看一看他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他生于1881年浙江绍兴一个中产人家。12岁读书的时候，他喜欢描画，并搜辑图画。独对于“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娱亲”同“郭巨埋儿”表示厌恶’这厌恶完全出于幼小的真诚的心灵，足见从他幼小时的心灵里已经萌芽了对于虚伪的封建道德的憎恨了。不幸他13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事下狱，家庭中忽然经过这样大的变故，几乎家产全没有了。他就寄居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人称为乞食者。于是他决心回家，适逢他的父亲又患重病，三年多才死去，在这三年中为了他父亲的病，常常出人于当铺里药店里，这时候他受了不少刺激。他在《呐喊自序》上说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揭破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假面具，发现了它的真实了！
18岁的时候，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据他的《自传》说“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是的，穷乏逼他走进了南京水师学堂。但是，我们知道，他尽可以不拿学费，关起门读四书作八股，以他的天资，又何难从秀才举人层往上爬去——这条路是乡党亲戚所赞美的，达官贵人所常走的大道呀。然而他不屑为，如作商人幕友一样的不屑为，他竟不顾当时一般人的鄙弃而选择了去学洋鬼子的一条路。这为什么呢？他厌恶这霉烂了的封建社会，他决心要去研究另一世界新的智认，他接受了科学。
他在水师学堂半年后转人路矿学堂，两年毕业后，被派到日本留学，人东京弘文学院，在弘文学院第二年，他有一首《自题小像》的诗，是值得珍贵的文献：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莶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1903年作的，他那时正23岁。这诗据许寿裳先生的解释道：“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什么怀抱呢？我来意译末了一句罢，就是说：“拿我的赤血献给中华民族！”这虽然是意译，大概没有译错。果真他实践了他三十年前所说的话，直到两年前的今天上午五点钟二十五分钟！
弘文学院毕业了以后，他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改了行。为什么呢？《自传》说：“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同时也因为他的父亲误于中国的医术，于是扩大他的爱到所有的同胞身上，不要误死在离奇的中国医术的手中，要整个民族健强起来！他研究两年的医学以后，他又改了行，他要研究文艺。这又为什么呢？《自传》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医，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继续失败了。”许寿裳先生《怀亡友鲁迅》的文中记载当时在东京的谈话道：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的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由这简单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那滚沸的热情：他要救同胞们无辜的死亡，他去学医；他又看见单纯的健康，无济于民族的衰落，他又去研究文艺；他是栖栖遑遑的要取得更切要更有意义的为整个民族的工作。
他于是约了几个朋友，打算创办一个文学杂志，杂志名为《新生》，因为印费关系，没有实现，这就是《自传》上说的“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继续失败了”。周作人先生说：“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首先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么？”这样的环境之下能不失败吗？三十年后文学杂志很多了，三十年前的却是这样的困难，足见一个先知者拓荒的工作之艰苦了。然而，他不因为他的《新生》被人冷落和嘲笑于未出世就妝害了而灰心，他又去专门作介绍的工作，一面辛勤的搜辑材料去翻译，一面艰难的去筹印刷费。终于1909年2月印出一本《域外小说集》，六月又印出一本。这《域外小说集》的原本已经成为近代的难得的善本书了，我往年在北平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本，单就印刷看来，恐怕现在的出版界还没有那样的精致的。我仿佛记着封面上绘的有个将出的太阳，也许就是“新生”的意思罢。我们知道近代的出版界之注意封面及印刷与形式，几乎完全受他的影响，足见他对于出版界的艺术之讲求，决不是偶然的了。至于《域外小说集》的内容，选择是极谨严的，他选择的小说，一是偏重斯拉夫民族的传统，一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品，日本那时的翻译界虽然比较发达，然而还没有注意到这两方面，周作人先生的《关于鲁迅》文中，说得很详细了。他爱斯拉夫民族的传统，那种坚实的反抗的精神，同时他同情于被压的民族的沉重的气息。这两本书的销售，却可怜得很，在东京只卖掉20本，在上海也不过如此，读者是这样的少，自然无力再印了。至于《域外小说集》的译文，蔡元培先生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是的，他那典雅的文笔确不是林琴南辈所能赶得上的。然其翻译的态度，同后来见解是一贯的，他在第一册《序言》上说道：“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由此始人华土。”这和后来他反对所谓“意释”而要保存原文风格的主张是一致的。
《域外小说集》出版的这一年是1909年，他就在这一年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第二年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又一年辛亥革命绍兴光复，改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中华民国建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教育部部长蔡先生就请他在教育部任事之后，孙大总统辞职，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于北京，他即随教育部北上。袁世凯之任大总统，原是利用北洋军阀，夺去政权的。政权到手以后，政治阴谋就渐渐暴露，那时他巳经看出了。在他《哀范爱农》的三首诗中，处处可以看出他的悲愤。他说“风雨飘摇日”，又说“人间直道穷”，又道“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简直是痛骂当时的新政权了。最后他说，“故人云散尽，我已等轻尘！”这更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如何的悲凉感慨了。在日本时，他要拿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可是碰壁了，失败了；回到祖国来，满清的统治刚推翻，又遇到这样的反动局面，我们当能想像得到他的痛苦。然而他的心还是热的，他从古人的著作中来寄寓他的热情，于是他来整理《嵇康集》，大家都知道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名言，他于“故人云散尽”的时候，只有引古人为同调了。这在前人未始没有这样心情的，如黄黎洲晚年喜欢《谢皋羽集》，顾炎武之著《日知录》，不单是文学的、学术的，而是政治的！
此外在这个时期于中国学术方面，却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如辑佚方面有《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闻钞》，校勘方面的有《唐宋传奇集》、《岭表录异》，石刻方面的有《六朝造像》、《六朝墓志》，古代美术方面的有《汉画像》。可惜有的成书了，有的只是材料：如汉画像的收辑，近代恐怕没有比得过他的丰富，这种学问，最近才有人注意，而他早在收辑研究了。蔡元培先生屡次想将他这一部分东西印出来，因印费浩大，终于没有实现，在整理文学遗产的方面不朽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就在这个时期下了许多搜辑材料的工夫。
1918年新文学发难的时候，大家都忙着理论的争辩，而他发表了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从此给中国文学史划了一个新的时代。“阿Q”现在巳成了民族的习语了。在他的两个小说集里所表现的正是整个的封建社会的民族性，里面有种种不同的面孔，这不同的面孔上都深印着几千年来留下的斑痕，有吃人的礼教，有喝人血的药方，有不可理喻的愚顽，有瘫病似的懒惰，有臭虫一样的封建主，有牛马一样的苦工，有被压迫不出气的呻吟，有无力的没用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这古老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就是它的文化。这样文化的民族，禁得起帝国主义的铁鞭子吗？自然不能够的，所以他以悲悯的态度，将它的病源赤裸裸的暴露出来，想把它从痛苦中得了治疗，从半死中得救，重新有意义的活下去！有惊奇他的艺术，称他为“小说家”，我想是不正确的，他的笔端，他的艺术，是以整个的民族为对象呀！1919年起，他开始发表他的杂文，就是后来搜辑起来印出书的《热风》，我在上面说过，他早就绝情的从封建社会里跳出来的，惟其如此，他能完全体验出封建社会的冷热的征候，所以毫不容情地攻击这中国进步的障碍物封建社会的一切。虽然在二十年后的今日，我们再翻开看时，觉得仍旧是我们一块光明透彻的镜子。
1925年（民国十四年）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寄生于北洋军阀的政权之下，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反动局面，他是单刀独马地出来同他们肉搏，他说：“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又说：“不愿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又说：“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这些话都是那个时代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的一个战士。
1926年，北京不容他再住下去，他就成了厦门大学的文科教授，1927年又到了广东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一学期后，他就回到上海了。以后，他放弃了个人的教书生活，他决定了他自己要走的路。在文字上在行动上，他是更积极的没有丝毫的松懈工作着。他把握着真理的铁腕挥着他锋利无比的匕首，向真理圈子以外的面面击去！他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我想，只有我们的“鲁迅先生”，才敢直视那惨淡的人生，才敢正面看那淋漓的鲜血。他是哀痛者，是幸福者，也就是胜利者！近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向我们民族进攻，他发表了许多珍贵的意见。如对于“救亡路线”“民族革命大众文学”，正是我们当前走着的一条正确的路。
此外这些年中他关于中国文艺界的培养，在翻译方面，他介绍世界名著，他介绍新兴的文学理论，他主办专门翻译的杂志如《奔流》、《译文》，这些在中国文艺的土地上，他成了肥料的输送者。在新的艺术方面，他提倡青年从事版画，他把国际上的名作介绍给中国青年，终使中国青年的艺术家，博得了国际的赞许。最近中国青年的艺术家在抗战的洪流中尽了极大的力量，我们能忘却我们的先知者么？至于他将宝贵的时间，编辑青年作家的著作，甚至于琐细的校订的工作，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可惜时间上不能一一详细地报告，现在我只能将更重要的他的“救亡”意见说一说。
他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民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斗争！”
他又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人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是的，现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已经镕化起来成了一个巨人，奋起他的铁拳，正向日本侵略者打去，不幸，鲁迅先生这时候离开了我们，不及看见“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斗争！”这是我们的悲恸，同时我们也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们已经实行了先生伟大的教训，“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现在已经抗战14个月了，我们的精神却更团结，我们的力量却更加强，我们胜利的信念却更坚决！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得学习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我们相信，明年今日我们一定可以高唱着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胜利的凯歌，来纪念先生的！
（1938年10月29日，《抗战文艺》1卷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