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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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思想史(2)

但只用赏也不行。曹操比喻说,那样部队就像宠坏了的孩子,一点也不怕你,必须恩威并用,赏罚并举。他以为,罚要掌握时机。他出征在外时,曾经由于部下自疑而发生叛变,几乎使他丢了兖州根据地。总结教训,他认为,在天下土崩瓦解之时,上下相疑之秋,即使以信任对待部属,他们还会害怕,如果严格执法,则更会人人自危。从安定人心、稳定大局出发,这时只能赏功,不能罚罪,直到人心归顺,例如官渡之战胜利后,袁曹之争大局已定,曹操才强调,只赏功而不罚罪不符合国典。从今以后要改一改了。他下令说,众将出征,战败的应该抵罪,失利的应该免去官爵。三国人还强调,治国该宽该严主要看形势。如诸葛亮指出,益州牧刘璋治蜀,威刑不肃,失之于宽。刘备人蜀后,应纠之以猛。罚要有侧重点,对上层重在罚得坚决,对下层重在罚得慎重。曹操、诸葛亮执法时,都主张遵循“春秋责帅”(《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原则,坚持不应该把主帅排除在法规之外。诸葛亮在街亭战败后引咎自贸,自贬三等。曹操行军中马踏麦苗,违犯了自己制定的“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禁令,认为不应该罚不加于尊,如果“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于是割发代首。死刑虽然免去,割发那时也是严重的刑罚。诸葛亮对大臣和亲信,也主张严格执法。对于掩盖失职、破坏北伐的军务大臣李严和街事失利但与自己思若父子的将领马谡,诸葛亮都主张执行纪律,强调“不可苞含(包涵),以危大业”(《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亮公文上尚书),“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三国志》卷39《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但对于普通没有权势的军人执法,他们却主张谨慎为之。曹操主张军中司法人员应选素质高的,因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卷1《武帝纪》)诸葛亮在伐魏前线,军中罚杖20以上,都亲自审批,都是担心出现冤情和滥刑,关心保护无辜。曹操、诸葛亮还主张赏罚公平。曹操说自己“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愿有所私”(《太平御览》卷429)。诸葛亮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由于曹操、诸葛亮亲自提倡,天下以法治军蔚然成风,一直到江东,无不如此。东吴治军,主张断斩示威,就是果断诛杀违犯军纪者,建立法令的权威。吕蒙征荆州,麾下士取民家一笠,覆盖官恺。官铝虽然是公物,吕蒙还认为违犯不得扰民的军令,不可由于同乡而废法,于是垂涕斩之。吕蒙量刑显然过重,但意在立威,结果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孙权刑法虽然极其严峻,但那是对普通军人的,对代表大族利益的众大将则“爱人多容”(《三国志》卷引《孙皎传》)。将领潘漳杀军中富有的吏兵,劫其财物;吕范、贺齐、潘璋服饰僭拟王者,对这类违法行为,孙权都赦免不问,不再讲法治。

以法治军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建设。但东吴刑法过严,所以也受到时人的批评。如江东大族代表陆逊就反对孙权严刑峻法,建议多施恩惠,认为“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三国志》卷58《陆逊传》)大族反对严刑,有的是因自己的利益受到触犯,有的则是为了尊儒。例如陆逊,他重视礼治,反对魏国刘廙的先刑后礼论,认为“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同上)同时,三国鼎立以后,社会相对过去安定一些。如果说,过去“治乱尚权谋”的话,那么这时更多地应该强调“治平尚德行”(《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战略》)了。因此在三国鼎立中期,由于大族的反对和形势趋于安定,以法治军思想渐渐失去势头。魏明帝时,杨烈将军王昶攻击国典,要求大改现有法制,而效法先王之风。到了晋初,当权的士族打着纠偏的旗号,抑止了以法治军思潮。贾充一再阻止灭吴。晋武帝却令他总统灭吴大军。孙皓投降,贾充不知,以为吴不可灭,上表请班师,该表与告捷书同时到达,武帝不罪贾充。王洛攻人石头城灭吴,却受到诏书的诬罔责备,说他和阻挠他成功的上级王浑争功,武帝不辨是非,使立大功者蒙冤,以法治军精神荡然无存。晋灭吴作战上胜利了,治军上却是失败的。

(二)批评时弊,试图改革

创业时期的军队多能奋发有为,保有旺盛的战斗力,一旦进人和平守成时期,军队建设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在魏晋南北朝诸政权的相对稳定时期,继位之主多无实战经验,往往对军队实行错误领导。军队弊病丛生,战斗力受到削弱。有识之士十分不满,纷纷批评军队种种时弊。

军队不务正业——吴国孙皓时,中书令贺邵、中书丞华霰指出军队承担不应承担的任务。贺邵批评江边戍兵被调去修建皇家猎园工程。说他们驱赶糜鹿和各种野兽人园,在山林中布设罗网,砍伐天然林,疲惫不堪。老弱者饥冻,怨恨叹息。针对宝鼎三年(267年)孙皓调兵民修建新官,华贸指出,江南精兵,一人顶北军10人。如果北宫建成,计兵士死亡和叛逃的如果有5000人的话,等于北军增加5万兵力;如果有万人的话,等于对方增加10万兵力。对这一严重情况,雄夫智士引为深忧。

机构庞大——西晋初年,司徒左长史傅成指出,军队上层庞大。过去都督区只有4个,现在10个,高级职位跟着翻番。五校尉和驻在京城外的牙门军,或是空架子,或不起实际作用,无益于宿卫。设置众多将军名号,一些开府将军不带兵,虚立上百个挂名机关。脱离生产的人太多,军费开支难以为继。

将领人选不当——北魏中后期,尚书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指出,将领大多是“宠贵子孙”(《魏书》卷72《路恃庆列传附路思令列传》),下面军幢统领也都是“故义托附”(同上)。贵成子弟未经实战考验,平时志逸气浮,自许甚高,等到临敌,惊慌恐惧交集,战则必败。北魏后期,宁远将军、河阴令高谦之进一步指出,众多守帅缺乏才干,把有关系的人妄称人募,弄到军队中来。这些人请枪手引弓格代考,以假冒当上征官,但是身不赴阵,只派奴客充数而已。两军对阵,他们从不弯弓。结果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魏书》卷77《高崇列传附高谦之列传》)。而且由于朝廷近臣擅作威福,合伙攻击正直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谁肯把上述黑暗情况上报?结果是“蔽上拥下,亏风坏政”(同上)。

赏赐不符合实际——路思令又说,宠贵子孙当了将领,临敌时令军队中老弱在前当敌,强壮在后保护自身,加上兵器不精,整个情况是“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魏书》卷72路恃庆列传附路思令列传》),岂能不败。对于军队战败,皇帝不能认识原因所在,误以为官号没有给满,屡屡加以重爵,又怀疑是赏赐过轻,天天赐以金帛。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帑藏空虚,民财用尽,百姓损耗,主叹臣哀。

揭露时弊是为了纠正。贺邵认为,江边戍兵用于修建猎园,源于小人何定(殿中列将)恃宠放恣,而孙皓授予他权柄,应当斥退佞邪。何定后来丑行揭穿处死,但他不过是投主所好,病根在吴主孙皓。华霰批评动用战备部队修建宫室,直接触及孙皓,要求他做到“君明”、“主圣”(《三国志》卷65《华传》),孙皓置之不理。解决晋初军队机构庞大,傅咸主张“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晋书》卷47《傅咸列传》)。也就是精官简政,减掉形式主义的不急之务,把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投人经济建设。对于北魏将领人选不当和赏赐不符合实际,高谦之要求做到“军帅必得其人,赏勋不失其实”(《魏书》卷77《高崇列传附高谦之列传》),认为当前迷了路,但是“迷而知反,得道不远”(同上)。解决宠贵子孙任将领问题,略思令主张皇帝要敢于割舍这些人,大胆起用忠贞节义之士。

纠正时弊,莫过于改革。改革必触犯既得利益者,阻力巨大,没有人敢轻于尝试,但作战需要,不改不行。有人主张局部改革,试行者是西晋小将马隆。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鲜卑树机能攻陷凉州,河西断绝,朝臣计无所出。司马督马隆自告奋勇,组建新军,平定了凉州。马隆主张撇开现有军队不用,另建新军,拥有组建、领导和指挥军队的自主权。他对晋武帝说:“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晋书》卷57《马隆列传》)“自任”,是在建军上有募兵权,“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同上);有挑选武器权,“因请自至武库选杖”。武库令不肯让,他自选,他又报告晋武帝说:“武库今乃以魏时朽杖见给,不可复用,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同上)晋武帝答应他请求,并一次拨给三年军资,说明他又争来后勤保障权。马隆带兵西征后,音信断绝,朝廷担忧,有人估计全军覆没。这说明作战上马隆也拥有独立指挥权。后马隆使者夜到京城,报告胜利消息,晋武帝拍手大笑。马隆改革成功,因有晋武帝支持。公卿都说,现有军队足够用(主要是世兵),不应该“横设赏募以乱常典”(同上),晋武帝不听;在马隆与武库令争吵中,武帝又支持马隆。马隆不触动军队现有体制,减少了阻力。改革仅在局部范围内进行,组建的新军不过区区3000人,马隆的自主权也只有西征平凉期间才享有,无碍于全局。马隆限制改革的范围,才能取得支持,获取成功。

三、“弘思远益”的战略思想

这个时代,出现了有利于战略思想发展的诸多条件。首先,形势较乱,各种势力都谋求兼并异己,壮大自身。一些战争指导者失败了,另一些成功了。人们觉悟到在乱世必须加紧认识战争指导的宏观规律,产生对战略思想的渴求。刘备初见诸葛亮,即吐肺腑之言,说自己虽然有夺取天下之志,却由于智短,不能正确认识战争形势、特点、规律,由于术浅,所提方针往往不符合实际。过去失败,当前束手无策,都是由于战略上缺少良计,因此,他甘愿降低身份,三顾茅庐,请教诸葛亮“计将安出”(《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明智的统治集团的渴求,为战略思想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推动力。

战略思想发达的其他条件_人才生长机制和战略知识积累,一度也具备了。汉末的双向选择机制,十分有利于人才成长。那时割据者和人才(一般是名士)互有选择对方的自由。名将周瑜引用马援答东汉光武帝的话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三国志》卷54《鲁肃传》)。周瑜时的双向选择机制,比马援那时更加健全。所以苟或、郭嘉之徒先依袁绍,见袁绍无能,再投曹操。诸葛瑾为吴国大将军,弟亮为蜀国丞相,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时人引以为美谈,说明社会承认三人的选择,态度宽容。那时,统治者也比较重才和纳谏。上述双向选择的机制,保证了人才不易被埋没。许多掌握历史经验的知识分子改变死读书的学风,不再做皓首穷经的俗生儒士,转而关心现实政治军氛成长为识时务的俊杰。同时,中国的战略知识从春秋萌芽,历经秦汉、也有了丰富的积累。除此之外,这个时代战争实践极为丰富,这也为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一)“弘思远益”

杰出的战略家诸葛亮认为,对于战略问题,应当“弘思远益”(《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弘思”是大处着眼,“远益”是追求长远利益。这是制定战略的基本方法和出发点。

东汉末年,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为暂时寄人篱下的刘备集团描绘出一幅如何夺取中国的蓝图。诸葛亮主张,当务之急是向曹、孙、刘之外的中间地带荆州和益州发展,壮大自己。对主要对手曹操(当时最强大的势力)实行以退为进,暂时不与他争锋,自己发展起来以后,待天下有变,两路出兵,北定中原,还于旧都。这个杰出战略,正是“弘思远益”思想的具体写照。

《隆中对》产生于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那时处在汉末群雄混战的后期,南方各割据势力间矛盾重重。割据东吴的吴主孙权三次进攻刘备所寄寓的荆州江夏郡,北方的曹操将很快完成中原的统一,兵锋即将南指。在战略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新思维。在刘备兵微将寡、寄寓于他人时,《隆中对》敢于以夺取全国政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勇敢追求最大的“远益”。在追求“远益”时,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坚持对未来进行长远的通盘规划,坚持“弘思”,力求“远益”和“弘思”的完美结合。

诸葛亮认为,刘备在兵微将寡(兵力仅数千人)之时,企图北定中原,是不现实的。因此把北定中原的大目标,分解为两步实现。第一阶段只求实现其一部分目标,同曹、孙三分天下,第二阶段再实现北定中原。这样就把计划置于比较可行的基点之上。向第二阶段转变,条件是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并进行了搞好内政、外交和军事的全面战争准备,时机是天下有变。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对北方大敌即可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实现北定中原的夙志。

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中体现着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辩证统一。他提出的避开曹操(实行战略防御),与以曹操为敌,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后来,他承认孙权僭号称帝,与蜀国的汉统地位,表面上看又是不一致的。凡此,都是为“恢复汉室”而实行的“应权通变”(同上),即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策略上的灵活变通。承认上述表面的不一致,是为了争取最后的一致。

从《隆中对》体现的“弘思远益”主张看,这个时代对战略问题的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二)多方佐胜

三国时人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坚持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进行宏观思考,以求多方佐胜。先秦以来人们就认识到,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也是政治、经济、自然诸因素的较量。政治、经济、外交、自然诸因素直接影响军事强弱,是军事佐胜的条件。认识这个原理是一个方面,实践中会运用、形成有效的策略和政策思想是更重要的方面。三国时期在多方佐胜上积累了许多好思想,尤其以曹操比较突出。杰出的战略家曹操主张,军事上的胜利,离不开政治、经济的积极配合。曹操本是东汉末年众多割据势力的一支,以他中等偏上的军事实力企图扫平群雄是很困难的。于是他采纳部下毛玢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三国志》卷12《毛玠传》),“树基建本”(同上),从政治、经济上创造战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