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驾的卤簿，汉时分大驾、小驾、法驾三等。《独断》载：“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唯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参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小驾，祠宗庙用之。每出，太仆奉驾。”天子所乘车日路。唐制：日玉路者，祭祀纳后所乘；金路，饮至所乘；象路，行道所乘；草路巡守所乘；木路，蒐鬼田所乘。又有耕根车，耕籍时所乘；安车，临幸所乘；四望车，拜陵、临吊所乘。此外，又有属车十乘：即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皮轩车、羊车，与上列之耕根车、安车、四望车，合为十种，行幸时陈于卤簿，各有先后，大朝会则分置左右。这里，值得特别介绍的是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指南车，又作司南车，驾四马，其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上刻本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其手常南指，大驾出行，为先启之乘。记里鼓，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执槌向鼓，行一里则去一槌。这原是两个了不起的科学发明，但在中国，封建统治者不是把它们用在社会生产方面，而却作为带迷信成分的法器，用在仪仗装饰之中。仪卫卤簿组成一个十分浩大的队伍。隋炀帝大业二年，牛弘定舆服仪卫制度，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唐循之。唐之大驾卤簿，动用的人数达一万二千三百人。宋制：“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日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日法驾，方泽、明堂、宗庙、藉田用之；三日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泪日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南渡之后，务为简省。”（《宋史》卷一四三《仪卫一》）元则进一步省为大驾三千二百人，法驾二千五百人。驯至清代，其人数虽大为简省，而犹达千八百人之众。为了了解卤簿的实况，下面，我们把清人陈其元就关朗夫所撰《卤簿名物记》的节录，移录如下，以飨读者。
按：卤簿之别，有日大驾者，郊祀用之。曰法驾者，朝会用之。曰鸾驾者，岁时出入用之。曰骑驾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驾最为备物，尊天祖也。法驾稍损其数，文物声明，取足昭德而止。鸾与骑又加损焉。事非特典，不敢同于所尊贵也。凡为益者五十有四：九龙而曲柄者四，色俱黄。翠华、紫芝两盖承之。九龙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黄，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龙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间。纯紫与赤而方盖者八。为扇者七十二：寿字者八，黄而双龙者十六，赤而双龙者八，黄与赤单龙者各八，孔雀雉尾及变凤文而直且方者各八。幢之属十有六：长寿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幡之属十有六：信幡也，绛引也，豹尾也，龙首竿也，亦各四，日教孝表节，日明刑粥教，曰行庆施惠，曰褒功怀远，曰振武，日敷文，曰纳言，日进善，八者各为一隅。凡旌之属亦十有六。于是有四旌节，四仪铂氅，四黄麾，而继之以八旗大副经理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锋大纛共十六，五色销金龙纛共四十。凡为纛者八十。旗取诸祥合者：仪凤、翔鸾仙鹤、孔雀、黄鸽、白雉、赤乌、华虫、振鸳、鸣鸢。取诸灵兽者：游鳞、彩狮、白泽、角端、赤熊、黄熊、辟邪、犀牛、天马、天鹿。取诸四神者四，取诸四读五岳者九，取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诸甘雨者四，取诸八风者八，取诸五云五雷者十，取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门旗八，金鼓旗二，翠华旗二，五色销金小旗各四，出警入跸旗各一。旗之数共百有二十。为全，为星，为卧瓜，为立瓜，为吾仗，为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导，日引仗。自盖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红灯六，二灯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横笛十二。又二灯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横笛十二。又灯之下钙四，大小铜角各十六，自红灯至铜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门之内，有金辇、玉辇焉。午门之外，有五略五宝象焉。天安门之下，则又有四朝象焉。朝象虽非朝期，率每展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门之内，铜角以上在端门之内。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尘、有金炉、有香盒数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杌数各一。执大刀者、执弓矢者、执豹尾枪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间。荷殳戟者各四人，侍殿前执曲柄黄盖者一人，殿下花盖之间执净鞭者四人。自黄龙以下、诸盖之间仗马十，掌骑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执戏者、麾竹者二人。计卤簿所需千八百人。国朝制作之明备，真超越前古而上矣。（《庸闲斋笔记》）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枝一千八百人的仪仗队伍，如果和唐时的一万二千三百人比起来，又真是所谓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比较了。
（四）宫禁
为了保证安全，宫中禁卫森严。《独断》渭：天子“所居日禁中，后日省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人，故日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日省中。”“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惟万变之备。于是制宫室进人之仪，正轻重之冠。故司马、殿省，门闼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近臣侍侧，尚不得着钩带人房。”（《太平御览》卷三五四《汉名臣奏》）西汉以郎中令掌守门户，出充车骑。郎中有车、骑、户三将，主车日车郎，主骑日骑郎、主户日户郎，皆以中郎将主之。（《资治通鉴》卷十四胡注）后汉则属光禄勋卿，“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后汉书·百官志》）。法律规定：诸出入宫殿门皆著籍。“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人也。”（《汉书》卷九《元帝纪》）又《通鉴》胡注引如淳曰：“《宫卫令：诸出人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者，罚金四两。”（卷十四）其阑人司马门者黥为城旦。（《新书·等齐篇》）阑者，无传符出入之谓。窦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朝请。梁孝王有宠，故梁侍中、郎、谒者皆得著籍，引出入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可知籍即宫禁通行的凭证。当时的宫门都是“陈屯夹道，其旁设兵以示威武，交节立戟以遮河出入”（《资治通鉴》卷十四胡注引程大昌日）、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卷十六所摭拾之《越宫律》中，有阑人宫门殿门、失阑、衣檐榆（私居之服）人宫、无引籍不得人宫司马殿门、宫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人、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卫宫。诸出人殿门及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今罚金四两、酣宗庙骑至司马门、部署诸庐者合其所居寺、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卫士填街跸执金吾下至今尉奉引、出入属车间、卒辟车、三公出城郡督邮盗贼道、漏泄省中语、泄秘书、刺探尚书事、尚书人省事、尚书作诏文。上书、举奏非是、议不正、触讳、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人车马被具、诸使用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太子得绝驰道等条项，都是涉及到宫禁的问题。从这些我们可以约略窥见其设法的严密。
唐承隋制，置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阎之节，奉其管钥而出纳之。每晨，“承天门击晓鼓，听击钟后一刻，鼓声绝，皇城门开，第一冬冬声绝，宫城门及左、右延明、乾化门开；第二冬冬声绝，宫殿门开。夜第一冬冬声绝，宫殿门闭；第二冬冬声绝，宫城门闭及左、右延明门、皇城门闭。其京城门开闭与皇城门同刻。承天门击鼓，皆听漏刻契至乃击；待漏刻竹牌到，鼓声乃绝。”（《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城门郎》）“凡皇城，宫城阖门之钥，先酉而出，后戌而人；开门之钥，后丑而出，夜尽而人。京城阖门之钥，后申而出，先子而人；开门之钥，后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时而有命启闭，则诣阁覆奏，奉旨、合符而开阖之。”（同上）唐之门籍，流内记官爵姓名，流外记年齿状貌；月易其籍，非迁解不除。凡通籍殿中者，则得预朝请；不籍者，则不得人朝奉朝请。无籍之人如有急奏，皆令门司或仗家引奏，不得阻挠。前文中我们还提到在魏晋至唐时期中，百官入朝，实行搜身的制度。“六殿门外有药树，监察御史监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人宫殿门必搜，监察所掌也。”故元微之有诗云：“松门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文昌杂录》卷一）文宗太和元年，有诏：“自魏晋以降，参用霸制，虚仪搜索，因习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间焉。自今已后坐朝，众寮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据字文绍奕所考，“大和”当为“开成”之讹；而所谓“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者，乃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石林燕语》卷二）。这种制度可能在唐以后才完全废止。
明朝宫禁极严。洪武问，朱元璋亲自定制：凡守卫皇城四门的军卫，自指挥至军士，各依其伍，全队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凡上直各守本门，不得从别门往来，违者执获，虽国戚亦闻奏区处；执获者有赏。凡朝参，先放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等官，然后文武百官以次而人，不许搀越。几内官、内史、小火者，必须比对铜符；无符辄放行者，守门军官治重罪。有公差带金银缎匹出宫者，凭勘合照验，仍明白附写住某处公于及记所服衣服颜色件数，回日照对；有不同者，即时闻奏。工匠等出门有夹带钞物者，许执奏。惟官民军人有事人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典故纪闻》卷五）所有常朝官悬带牙牌，专主关防出入。牙牌正面刻各衙门官名，背面刻有“出京不用”字样。“凡在内府出入者，贵贱皆悬牌以别嫌疑。如内使、火者，乌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铜牌。匠人，木牌。内官及诸司常朝官，牙牌。”（《寂园杂记》二）
（五）军卫
我们不太清楚秦始皇如何加强咸阳的军卫，以保证京师稳定的具体军事部署。但从大量徙富豪、收兵器、铸金人等措施来看，他是懂得弱技强干、居重驭轻的镇压三昧的。刘邦马上得天下池自然深谙马上保天下的道理。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宫庭则既是自己安全的堡垒，又是汉王朝政权的心脏，当然必须设有重兵来加强把守。然而，这枝坐踞京都的庞大部队，固然可以是皇帝安全的充分保障，但是在不慎失控的情况下，又是架在皇帝颈上的利刃。刘邦经过周密的考虑和设计肥这枝军队分置为南、北两军。南军掌管宫城门内之兵，因其屯驻在长安城内的未央宫，故以南称之。这枚军队从总体看又可分为两部分：卫兵、卫郎。卫兵由卫尉统率，负责殿门外门署的警卫；卫郎由郎中令（后改称光禄勋）统率，负责宫殿内的警卫。正如《旧仪》所云：“殿外门合属卫尉，殿内门舍属光禄勋，职之相关，特有内外之别耳！”郎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书奏赋军功良家子充之，他们亲近天子，居掌环卫，出导仪从。武帝时，又增置期门、羽林两个亲兵组织。北军以中尉（后改称执金吾）统领，掌城门内之兵，巡缴京师。“北军之垒错列长安城内，不近宫城。”其垒垣苟无汉节，虽以太尉之尊，军门亦得以拒之，不得辄人。然南宫列于宫垣，则北军亦不得人。（《文献通考》卷一五○《兵二》引山斋易氏语川匕军之外，武帝又增置八校，各以校尉领之。此外又有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复增置京辅、左、右辅三个都尉。这就形成一个京师屯驻重兵、强干弱枝，足以稳定控制地方的中央专制局面。而在京师之内，南、北二军并置，“内外足以相制，表里足以相应”，保证了皇帝居高驭下的绝对权力。南军的兵源，以郡国民始傅者为之，番上给役，故无常在之兵。北军则调之于三辅的贵族豪强子弟。“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适莫，而缓急为可持，故以之卫宫城，而谓之南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间里墓坟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而谓之北军，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文献通考》卷一五○《兵二》）这种集重兵于京师，并且把它分置独立的两个部分，一以宿卫宫庭，一以戍卫京城的办法，一直为后来的封建皇朝所承继并加以发展。
东汉的宫庭宿卫军也由两部组成。光禄勋所统七署：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统侍从文官，虎贲中郎将统侍从武官，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任宿卫侍从，出充仪卫。另一部则由卫尉统率，负责各宫门和宫内的守卫。这时，南军的称呼已不复存在。北军也分成为两部分。执金吾所统缇骑（骑兵）、执戟（步兵）任宫城外的巡逻警卫，出巡时则充护卫仪仗。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则负责京城警备，车驾扈从；有时也用于出征。他们是北军的主力。（《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69页）
唐行府兵制，几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唐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街，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三》）南衙即相当于汉之南军；北衙则相当于禁军，即左、右羽林军。（《唐六典》卷二五《左、右羽林军卫》）卫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等十八。它们分别担任宫庭内的宿卫、仪仗和门卫等任务，其兵源由番上的府兵充当。左、右羽林“统领北行禁兵之法令，而督摄左、右厢飞骑之仪仗，以统诸曹之职。若大朝会，则率其仪仗以周卫阶陛。若大驾行幸，则夹驰道而为内仗”（《唐六典》卷二五《左、右羽林卫》）。它在唐初代有扩展。玄宗利用它平韦氏之乱，改称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功臣子弟充，制若宿卫兵。安史之乱，肃宗即位灵武，凋补北军，置左、右神武军，制如羽林，总日北街六军。上元中，以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其军号神策军。代宗永泰元年，神策军已人屯禁苑，势居北军之上，成了天子的禁军。神策军的统帅往往由宦官担任，权势极盛，“劫胁天子，兴废在其掌握”。唐代的宦官，因为直接掌握了神策军这枝禁军的指挥权，所以较之汉代宦官仅能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天下者完全不同。
宋朝惩晚唐、五代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其名有禁兵、厢兵、乡兵、藩兵之目。“禁兵者，天子卫兵也。总于殿前、侍卫二司。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余自龙卫而下，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四》引《两朝国史》）总计殿前、侍卫（后分马、步）三卫禁旅，共达十余万人。宋朝实行佣兵制，故其兵源已与汉、唐本质不同。“明初军制，仿佛汉之南北。锦衣军等十二卫，卫宫禁者，南军也；京营等四十八卫，巡徼京者。北军也。而所谓春秋班换兵，独取山东、河南、中都。大宁者，则又汉调三辅之意也。”（《广阳杂记》卷一）清以八旗兵总数达十余万驻守京师，号禁旅八旗。负责保卫皇宫和侍卫皇帝的称郎卫，郎卫由侍卫府统率。卫戍京师的称兵卫，兵卫由八旗的都统、统领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