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以九五之尊，身居九重，号令全国，故盛服饰、崇卤簿，以显示其无上的尊荣；严符节、增禁卫，以保障其绝对安全。这形成为一系列周密的制度。在这一节里，我们分别就符玺、服饰、仪仗、警卫等几个方面，简略地加以介绍。
（一）符玺
皇帝印称玺。《独断》谓：“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春秋左氏传》曰：‘鲁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称玺者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纽，惟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可知玺是秦所首创，专制皇帝用以号令全国的信物。正如马端临所谓：“天子之所佩曰玺，臣下之所佩日印。无玺书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之于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文献通考》卷一一五《王礼考十·圭壁符节玺印》）秦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所封异事，故文字不同。”皇帝信玺凡事皆用之，玺令施行；天子信玺以迁拜封王侯；天子之玺以发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正义）此外又以兰田白玉为玺，螭虎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即世传之所谓传国玺。汉承秦制用六玺，据《汉仪》：以皇帝行玺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囊，外国事以天子之玺，鬼神事以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缝，尺一版，中约署。有事及发外国兵用天子信玺。封拜外国及征召用天子行玺。赐匈奴单于、外国王书用天子之玺。诸下竹使符征召大事行州。郡、国者用皇帝信玺。诸下铜兽符发郡、国兵用皇帝之玺。封拜王公以下遣使就授皆用皇帝行玺。对于得自亡秦的传国玺，则奉为受命之符，与刘邦的斩蛇剑俱为乘舆之宝。到了北周，六玺之外，又有神玺和传国玺，共为八玺。神玺明其受之于天，传国玺则明其受之于运。每皇帝南面而朝时，则置神玺于筵前之右，传国玺则在筵前之左。（《通典》卷六三）唐沿行。神宝所以臣百王，镇万国，宝而不用。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祗。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用之；皇帝信宝，征召下臣则用之；天子行宝，答四夷则用之；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把“玺”改称“宝”始于武则天。唐末帝亡国自燔，以宝随身，遂与俱焚。八宝之制，北宋一直沿行，徽宗时，又作定命宝，“合乾元用九之数”。南宋高宗复增其数为十一。镇国神宝，文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疆”；受命宝，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天子之宝，答四夷书用之；天子信宝，举大兵用之；大子行宝，封册用之；皇帝之宝，答邻国书用之；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用之；皇帝行宝，降御礼用之。大宋受命之宝，宋太祖作；定命宝、大来受命中兴之宝，高宗绍兴元年作。此外又有金宝三：一日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用于祭祀；二日天下合同之宝，印中书门下文字；三日书诏之宝，印书诏。明初宝玺十七，世宗又新制七宝，共御宝二十四。清御宝之藏交泰殿者二十五，另藏盛京者十，其制益增。
掌藏宝玺官员在秦为符玺今肛置符节令、丞，属少府。后汉则别为一台，亦属少府，置符节令一人为台率，主符节事。唐有宝符郎，属门下。宋仍之。到了明朝，则“各宝皆内尚宝监女官掌之。遇用宝，则尚宝司以揭帖赴尚宝监，尚宝监请旨，然后赴内司领取”（《明会要》卷二四《舆服下》）。表明从此加强了皇帝对玺印的控制。
在诸多的宝玺中，由秦始皇所造的传国玺的下落始终是一个谜，千百年来，好事之徒假冒的事，不绝于史。有的记载说，传国玺就是用卞和所献的玉，由李斯篆书、工人孙寿刻成，其文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亡，传于汉。王莽篡国，逼元帝皇后而求之。后怒投于地，螭角受损。辗转为光武帝所得。献帝时，董卓作乱，帝出奔，玺失。据说孙坚讨董卓，于井中得之。玺方四寸，上盘五龙。后复为袁术所夺。术死，荆州刺史徐谬送往许昌，遂为曹操所有。魏传晋，晋传刘聪、刘曜。曜败，为石季龙所得。其后石遵、石鉴相继篡乱，此玺遂失所在。（《能改斋漫录》卷四《国玺》然赵彦卫则认为董卓之乱，焚烧宫室，献帝仓皇出奔，此玺实已从此亡失，后来的所谓传国玺乃元魏时所伪造。（《云麓漫钞》卷十五）宋哲宗时，咸阳民在刨地时得古印，“光照满室”，其文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哲宗为之改年号作“元符”。元成宗初即位，御史中丞崔或又一次声称得到了这颗传国玺献之。明孝宗时，邹县民再一次在泥河滨得到这颗宝玺。天启时，临漳民耕地，也获得印文相同的玉玺。其实都是好事者玩弄的骗局。
符节也是皇帝所发的证信。《说文》：“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韦昭曰：“符，发兵符也。”节，《周礼》地官之属掌节。郑玄注：“节犹信也，行者所执之信。”《三礼义宗》云：节长尺二寸，秦汉以下改为旌幢之形。颜师古云：“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将命者持之以为信。”汉文帝二年，始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之制。“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府合乃听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通典》卷二一《门下省·符宝郎》）各分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皆以符合为信。唐高祖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其后改为铜鱼符，所以起军旅，易守长。此外又有传符，给邮驿，通制命；随身鱼符，明贵贱，应征召；木契，重镇守，慎出纳。旌节，委贤良，假赏罚，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明朝制度，有用宝金符、调发走马符牌。用宝符为小金牌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诏发兵，省、府以牌人内府，出宝用之。走马符牌以铁为之，共四十，金字、银字者各半，藏之内府。有急务调发，使者佩以行。又洪武十五年，制使节。使者受命，则载以行；使归，则持之以复命。（《明会典》卷二四《舆服下·符节》）明朝对功臣又有铁券之赐。铁券其制如瓦，“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明史》卷六八舆服四》）
（二）服饰
舆服卤簿制度是帝王礼法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是在充分保证皇帝在乘舆、服饰的豪华享受基础上，达到别贵贱、明等级，以维护其封建特权利益的政治目的。他们为此还编造出来一大套自欺欺人的理论，说什么“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彰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利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得。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彰其功也。贤仁佐圣，封国受民，黼黻文绣，降龙路车，所以显其仁。光其能也’（《后汉书》志二九）。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逻辑，老百姓是依赖统治者的牧养才得以各安其性命，无天昏暴陵之灾的。老百姓对他们应是感激涕零，“是以天下之民，敬而爱之，若亲父母；则而养之，若仰日月”。因此，他们的这些特权享受，不单是他们德行所当享、政治所必须，同时也是老百姓对他们“爱之至、敬之极”的感激之情的自觉自愿的奉献。这种理论看起来十分荒谬，但它却麻醉和毒化中国人民整整两三千年。
《晋书·舆服志》：“《周礼》，弁师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爱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变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袍玄，旧法扫地尽矣。汉承秦弊，西京二百余年犹未能有所制立。及中兴后，明帝乃始采《周官》、《礼记》、《尚书》及诸儒记说，还备衮冕之服。”（卷二五）可知比较完整的冠服制度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构”，意为纯；“构玄”即纯黑色。秦德运次水，故尚黑。魏晋以来，大体滑行汉制。晋天子郊天地明堂宗庙，元会临轩，黑介帻，通天冠，平冕。衣皂上绛下，前三幅，后四幅，衣画而裳绣，为十二章。其他如朝服、杂服、素服，各有不同。（同上）北周皇帝十二服，色。章各异，各随所事而服用。隋文帝即位，袭用北齐服制，因认为德运次火，故“其郊丘庙社，可依衮冕之仪，朝会衣裳，宜尽用赤”（《隋书》卷十二《礼仪上》）。又自开皇元年七月，文帝始服黄，接受百官的朝贺。从此，“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旧唐书》卷四五《舆服》）。炀帝大业元年，始诏天下公除，惟帝服浅色黄衫、铁装带。唐制：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祀天地服之；衮冕，践柞、飨庙、征还。遣将、饮至、加元服、纳后、元旦朝贺、临轩册拜服之；敕冕，有事于远主服之；毳冕，祭海岳服之；缔冕，祭社稷飨先农服之；玄冕，蜡祭百神、朝日、夕月服之；通天冠，冬至受朝贺、祭还燕群臣、养老服之；缁布冠，始冠服之；武弁，讲武、出征、蒐狩、大射、杩类、宜社。赏祖、罚社、篡严服之。弁服，朔日受朝服之，黑介帻，拜陵服之；白纱冒，视朝、听讼、宴见宾客服之；平巾帻，乘马服之；白帢，临丧服之。（《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其常服则沿隋制，“天子常服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止土庶不得服。其事自唐神尧（高祖）始也。后又日赭黄。王建宫词云：日色赧黄相似。谓赤黄也。今俗又以天子常服浅黄为赧黄也。”（《事物纪原》卷一《御袍》引《二仪实录》）贞观以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旧唐书》卷四五《舆服》）高宗上元元年，“先是九品以上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洛阳尉柳诞夜行，为部人所殴。帝闻之，以章服错乱，下诏申明之。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著黄”（《册府元龟》卷六十《立制度》）。从此，黄服就成了皇帝独享的尊贵服色。玄宗天宝七载，太常卿韦韬奏请：御案缛床帷等望去紫，用赤黄。从之。于是宫廷的陈设亦尽以黄色。安史之乱中被迫退位的太上皇玄宗，乱后返还长安，嗣为皇帝的肃宗在南楼接见，肃宗脱去黄袍，表示不敢居位。太上皇乃索黄袍亲为著之。赵匡胤陈桥兵变，军士们把黄袍加在他身上，这就意味着已即位称帝。在宋代，皇帝大宴、常朝，皆服赭黄。洪武初元，学士陶安请制五冕。朱元璋认为其礼太繁，乃命“祭天地、宗庙，服衰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明史》卷六六《舆服二》）衮冕之制：冕，前圆后方，玄纁表里。为浅线色，象地之色；玄色则象天。前后各十二旒。衰，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图案织于衣；宗彝（酒器）、藻、火、粉米（食粮）、黼（即斧）、黻六种图案绣于裳。黄。黄袜。常服则冠翼善冠，袍黄，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清代冠服分礼服、吉服、常服、行服四类，在明的基础上，增添了民族的色彩。在封建的冠服制度中，贯穿着严格的等级色彩。盖“服章之设，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无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乱由此而生矣！古之圣王，自奉俭约，恶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庙，临朝廷百官，则等级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埏幅衡统綖蜒以昭其度，藻率鞛历游缨以昭其数，威严尊重，礼无与二，然后人主之势隆，非广己以造大，理当然也”（《文献通考》卷一一二《王礼七·君臣冠冕服章》）。政府对冠服逾制的行为严加禁止。元代禁臣民服龙凤文。所谓龙，指五爪二角者。（《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明英亲正统十二年，命工部官：“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孝宗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奏禁蟒衣，说：“品官未闻蟒衣之制。诸韵书皆云：蟒者，大蛇，非龙类。蟒无足无角，龙则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龙形。直令内外官有赐者俱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违者坐以法。”（《野获编》卷一《蟒衣》）得到孝宗的批准。
（三）仪卫卤簿
《明史·仪卫志》说：“《周官》，王之仪卫分掌于天官、春官、夏官之属，而跸事则专属于秋官。汉朝会，则卫官陈车骑涨旗帜。唐沿隋制，置卫尉卿，掌仪仗帐幕之事。宋卫尉领左、右金吾卫司，左、右金吾仗司，六军仪仗司，主清道、徼巡、排列、奉引仪仗。元置拱卫司，领控鹤户，以供其事。历代制度虽有沿革异同，总以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慎重则尊严，尊严则整肃，是故文谓之仪，武谓之卫。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而唐制，四品以上皆给卤簿，则君臣并得通称也。”（卷六四）仪仗兼有警卫和示威严两方面的作用，所以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
《新唐书·仪卫志》说：“唐制：天子居日街，行日驾，皆有卫有严。”（卷二三）皇帝每朝会临街，都有其不同规模的仪卫。唐凡朝会之仗，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一为供奉仗，以左右卫为之。二为亲仗，以亲卫为之。三为勋仗，以勋卫为之。四为诩仗，以翊卫为之。皆服民冠，绯衫袂。五为散手仗，以亲、勋、翊卫为之，服绯絁裲裆，绣野马。皆带刀捉仗，列坐于东西廊下。内仗四十六人，立廊阁外，皆执御刀、弓箭，升殿列御座左右，充引驾事。内外诸门以排道人带刀捉仗而立，号日立门仗。元日、冬至大朝会，宴见蕃国王，则供奉仗、散手仗立于殿上；黄麾仗、乐县、五路。五副路、属车、舆辇、伞二、翰一陈于庭中；扇一百五十六，三卫三百人执之，陈于两厢。（《新唐书》卷二三《仪卫上》）宋制：“殿廷之仪，则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细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会、大庆册、受贺、受朝，则设大仗，月朔视朝则设半仗，外国使来则设角仗，发册受宝则设细仗。”（《宋史》卷一四三《仪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