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人合一，礼乐是真情最美的衣裳 (1)
礼之源乃生命之理
“生命之深密处，乃是真正之优美文雅，此是礼乐之根本。”
孔子是最重视礼的，他奔走各国就是希望分崩离析的天下又能重新回归于周礼。《论语 乡党第十》几乎就是孔子为传授礼而编的教材，里面对人的谈吐、举止礼节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孔子的态度也不似其他地方那般洒然，而是充满恭敬而严肃的语气，可以想见当年孔子在讲授这些时必是正襟危坐，端庄谦恭。
看见穿丧父的人，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一定要改变面色以示同情。看见穿礼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熟悉的人，也一定有礼貌地对待他。
乘车时，遇见穿孝衣的人要行轼礼。遇见背着国家图籍的人也要行轼礼。
别人以丰盛的饭食款待，一定要改变容色站起身来表示敬意。
遇到疾雷、大风，一定要改变容色。
上朝的时候，跟下大夫说话，温和欢愉；跟上大夫说话，恭敬正直。君主在朝的时候，举止恭敬，威仪适度。
这些礼节在孔子眼里都是必须遵守的，否则不足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但是主张任性率真的现代人总以为这些礼是束缚自由的网，甚至觉得有些虚伪：为什么不能一直保持着自己原来的态度，而要“改变容色”呢？这不是太假了吗？孔夫子给人以迂腐的印象最主要的就是源于他对于这些礼的提倡。难道礼和人的真性情是相对立的吗？其实不然。
梁漱溟先生说：仁者的生活是一团和气。因为他有和乐的心。所以他一举一动无论怎样都是优美文雅。此见之于言辞举动之优美文雅，是从生命之深处发出。生命之深密处，乃是真正之优美文雅，此是礼乐之根本。这就是说礼并非是与心情不相容的，恰恰相反，礼是心情最自然之表示。反而是一直嚷嚷着个性自由的人应该去反省一下：是不是陷入了孔子所言的“意必固我”？
仁是柔嫩的心，看见刚失去至亲的人，心底自然会被拨动，生发出同情，改变面色不过是同情心所带来的外在的表露；看见盲人，仁心就会生出怜悯，礼貌地对待他们。以此推之，在面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时，人的心底会生发出不同的意味，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礼。面对下大夫时，心情放轻松，自然能做到欢愉的交谈；面对上大夫时，则会更为谦虚谨慎，所以就恭恭敬敬。这些不正是人之常情吗？
杨时是北宋时一位很有才华的才子，小的时候就很聪颖显得与众不同，善写文章。程颢和弟弟程颐讲授孔子和孟子的学术精要(即理学)时，很多学者都去拜他们为师，杨时便以学生礼节拜程颢为师，师生相处得很好。杨时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说：“吾的学说将向南方传播了。又过了四年程颢去世了，杨时听说以后，在卧室设了程颢的灵位哭祭，又用书信讣告同学的人。程颢死以后，又到洛阳拜见程颐，这时杨时已四十岁了。一天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杨时与同学游酢就侍立在门外没有离开，程颐已经察觉的时候，那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他们的身上已经落满了雪花。
这个程门立雪的故事一直为后世所颂扬。并没有人要求学生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其尊师重道之情，他们只是遵从心里对老师的敬意而行了这样的礼。刘备“三顾茅庐”也是同样的道理，是刘备在面对胸藏天地的诸葛亮时所流露的尊贤与求才之心，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所为只是尽心而已。
子张问：“十世以后的事，可预知吗？”
孔子回答说：“殷代因袭于夏礼，有些损益的，现在仍可考而知。周代因袭于殷礼，有些损益的，现在亦可考而知。将来有继周而起的，纵使一百世之久，我们也该可以预知呀。”
礼从夏朝承袭下来，历经百世依然可以为人们所知，这是何故？那是因为不管山河几番轮换，人之仁心却是千古不变。只要作为心之本性的仁未变，所立之礼虽千万遍，总不出乎此生命之理。况且，如果不是因为礼和人之本心契合，在行礼的时候不就成了“违仁”之举吗？生命一旦如此，就会滞塞，人就会踟蹰不安，礼又岂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所以礼的出现有了可能。
生活中的仁者毕竟是少数，常人的仁心易被欲念、固执这些浊雾所困扰牵绊，无法按照自己的仁心自然而行，所以极少有人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礼的出现才如此必要。但它并不是来束缚我们的自由的，而是让人更好地认清自己的心。正如梁漱溟先生说：礼便是生命之恰好处，即约之以生命之理，此根本之理，可贯通一切。
弦外听儒音
华夏成人礼：按周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不过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传说周文王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女子则一般十六岁行笄礼。从那之后，少男少女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并可以婚嫁。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通统不能离开，不应苟简。”
礼既然是心流于外之表现，看起来就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生命深处是优美文雅，那么礼也应该是优美文雅才对。只有两者都做到恰到好处，才能够称得上是君子。
有些人却误以为只要有真情，行为就随之而来，不需要自己再注意些什么东西。其实不然。人除了心之外，还有很多的干扰，比如欲。这些东西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令行为失当。如果要表现人的真情，合乎优美文雅，就应当听从纯粹的心的指引，去除与本心不相合的虚荣造作等等，如此才能做到内外一致。梁漱溟先生说：文质通统不能离开，不应苟简。苟简就是草率简陋。孔子的弟子子贡就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
春秋时期，卫国有个大夫，叫做棘子成。棘子成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学“文”，于是问孔子的学生子贡，“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够了，干嘛还要有外在的礼仪呢？”子贡回答说：“文和质同样很重要，怎么可以把它们等同起来呢？虎豹之所以不同于犬养，不仅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兽类，还因为它们皮毛的花纹不同。如果你把虎豹、犬羊身上的皮毛都拔去了，你还能分辨得出哪些是虎豹哪些是犬羊吗？”
质是一个人内在的气质，隐而不显；文原指纹理，这里说的是外在的行为礼节。子贡说得很明白：如果没有礼，人就难以辨别粗野和文雅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礼节的对话，礼节是一个人真性情的使者，如果他不能准确地把内心的柔和美好表现出来，又怎么让他人来理解他的内涵修养呢？毕竟别人只能从外在的表现去推测一个人的内心。你能相信一个衣衫不整、满嘴脏话的人会是谦谦君子吗？若是有，恐怕也是另有隐情，如伪装等等。
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性情过于直率就显得粗鲁，礼仪过于恭敬就显得虚浮，恰当的性情与礼仪，才是成熟的人该有的样子，才能够称得上是君子，这也是孔子所崇尚的中庸之道的表现。真性情虽好，也需要恰当地表现出来才更能为人们所推崇和接受。
孔子还特别强调了礼之重要：“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也就是说，只是恭敬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徒劳无功；只是谨慎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畏缩拘谨；只是勇猛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说话尖刻。在上位的人如果厚待自己的亲属，老百姓当中就会兴起仁的风气；君子如果不遗弃老朋友，老百姓就不会对人冷漠无情了。
恭敬、谨慎这些内在的情感不能无端无节制地表露出来，而是要合乎礼之约束。就如同每个人都有“仁”心，要达到仁者的境界却不能于仁有丝毫偏差一样，礼也必须中规中矩。孔子曾经称赞《诗经 关雎》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无论是快乐和悲痛都有一定的节制，这才是最值得称道的。这八个字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上的一个准的。
孔子的要求看似有些苛刻，其实和“我欲仁，斯人至矣”一样，是可以做到的。梁漱溟先生说：因为好的行为根本是出于好的心理。心情柔和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自会中礼。也就是排除杂念，只按照自己心中的仁心去行事就足矣。孔子自己就是如此做的。
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古时棺材分为两重，里层叫棺，外层叫椁）。孔子说：“有才能的和无才能的，对个人来说都是自己的儿子。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之所以不卖掉车徒步行头来替他置办外椁，是因为我在大夫的行列之后随行，是不可以徒步走路的。”
如果仅看这段话，会觉得孔子人情浇薄——颜回是他最欣赏的弟子，而又是他的父亲来求他；还有些虚荣——非要乘车出行。但是，从前面他对于颜回死而痛哭“天丧予”，就可知他的心中对颜回是万分不舍；他可以居九夷而不觉陋，又怎会是一个贪慕虚荣之人呢？其实他这么做都是出于一个“礼”字。《礼记 檀弓》说，安葬双亲应该根据家庭的财力，对待子女更应该如此，所以演员入葬时仅有内棺而无外椁并不违反礼制；相反，如果超过自家的能力厚葬颜渊，反而是违背礼的。同时《礼记 王制》记载，有官爵的人和老年人不必徒步行走了，大夫拥有车乘是符合礼的规定的。所以适可而止才是君子之道。
弦外听儒音
尽善尽美：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又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善尽美是孔子的美学标准。《邵》是舜帝之乐，当时采纳禅让制，因此说音乐既美且善；而《武》是周武王之乐，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因此孔子说他的音乐虽然美，但是却没有达到善。
宁取狂狷，不取乡愿
“所谓狂狷着本不合乎中，一偏于积极，一偏于消极，却是他们都有一种好处，即是能表现他们的个性，能率真不虚假也。”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并重，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为人处世境界。但是世人往往在文或者质上有所偏颇，因此真正能做到的并不多。孔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现实的问题，所以他才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