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人合一，礼乐是真情最美的衣裳 (2)
中行即中庸之道，指的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和狂狷之人相处。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这两种人言行举止上并不符合礼的要求，却是真性情的流露。梁漱溟说：所谓狂狷着本不合乎中，一偏于积极，一偏于消极，却是他们都有一种好处，即是能表现他们的个性，能率真不虚假也。虽然并不完全从仁心出发，表现的却是完整的纯粹的性情。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立登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这两首诗原本语言有些粗鄙，但是却依然值得欣赏，就在于他们情之真切。
相对的，孔子又说道：乡愿，德之贼也。后来的孟子也说过相似的话：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乡愿其实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内在的道德败坏，但是表面上却是彬彬有礼，八面玲珑，世故圆滑，满口仁义礼智信。如《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在服丧期间为表孝道不肯用银镶杯著吃饭，后来换了象牙的，仍然不肯用，直至换了双白颜色竹筷子才算罢休，看似一个至孝之人，不敢丝毫违礼。文章却接着写了一个细节：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到嘴里。伪君子的形象跃然纸出。
正是出于对伪君子的憎恶，所以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前孔子还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可见他对于巧言令色之徒是深恶痛绝。“鲜矣仁”和“德之贼”正是一个意思，都是质之不行。刘基在《卖柑者言》中就讽刺了这样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礼原本是出于真心，只是为那份心穿上一件合身而得体的衣裳而已，现在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花哨的衣裳来掩盖内心的不足，喧宾夺主。
因此梁漱溟先生对文和质的关系总结道：宁不足于礼，不可不足于心情。
孔子的人生态度也就是求心安，心若安定，外面的风吹雨打都可看作是过眼云烟。礼也是如此，如果不得已不可能为他人所谅解，也不会因人不知而愠。所以孔子虽重视外在的礼，但是更推重心中之礼。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奢华容易让人迷失礼原来的意义；丧事与其做到形式上的和易周备，不如人内心的哀伤。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礼可简约，心情不可较薄。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阮籍等人的言行举止看起来不合礼法，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真情在流露。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这里曹操便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看似在维护伦理道统，其实他的心中并无这些道义在，伦理只是他的政治手段而已。既然伦理被不信伦理的人所利用，真心信伦理的阮籍等人便反其道而行之，如阮籍问母丧，貌似镇定自若，与情理不通，却吐血数升，表其真情。他的行为表面上就是孔子所说的狷——偏于消极，当为而不为。若在正常的年代，他们完全可以做文质彬彬的君子，但是在司马氏实行白色恐怖的年代，真心信礼教的人却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足于心。
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对于孔子而言，文与质都是他所欲；二者不可兼得，宁取狂狷不取乡愿也。
弦外听儒音
何所闻而来：嵇康是当时的名流，钟会想去拜访他。到来的时候他正在打铁，知道有贵人来也装作没看见，依然专心地打着铁。钟会站了好一会儿觉得索然无趣，准备离开。临走前，嵇康忽然抬头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是典型的魏晋清谈式对答，但嵇康显然得罪了钟会，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青白眼：阮籍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则以白眼对之。丧母后，嵇康备酒挟琴去拜访，阮籍以青眼待之。可见青白眼是用来辨别同道与否的。清代黄景仁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可谓激切之极。
人情好郑重，形式不可少
“所谓先王制礼，不过就人情自然之要求郑重之表示，再使他妥当优美而已。”
仁心为礼之本源，从这句话看来礼似乎完全成了一个附属品，随心而来，随心而去。其实，无质之文自然不可取，但是对于质本身来说，文又是不可少的。既然将文和质并提，就是说文已经有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否则孔子提及“文”岂非多此一举？作为质之文的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正式与庄重，让轻盈虚无的情感以最为得体的方式，实实在在地为人们所看见。
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诗歌是用来感发人的情感的，也就是发乎情，情动于中而行于外，但是不能否认很多人在此时容易忘乎所以，只图自己之快，不顾礼义廉耻。如南朝齐梁时几代帝王对宫体诗的倡导影响了当时和后世多少妖艳柔靡之风。立于礼，就是指人需要礼仪的指引向着文质彬彬的境界前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最后在音乐的熏陶中达到至善至美，此方谓之为成，谓之“思无邪”。礼在这里起着很关键的教化作用，要把诗歌所阐发的那种难以琢磨的感性意识纳入合仁的道路上，令种情感的冲动不至于被外物所诱导。
在园子里看见一朵花，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冲动和想法。冲动就是不管这朵花是否是别人的，是否可摘都强行地去摘下，只按此去做便成了狂狷之人；乡愿也许并不喜欢这朵花，但是他依然会殷勤地征询意见，回到家后把花扔在了一旁，却赢得知礼的美名。真正知礼的君子则是真心地喜欢那朵花，同时也会细心地和主人交涉，得到之后也会真心地爱护。所以梁先生说，若冲动经由此仁心而出，则自然优美也……礼乐乃是冲动得到优美化而已。
所以礼并不是无用的装饰，所谓礼乐者，就是把艺术做成一个很大的力量而已。它从外面诱导我们和乐的心理，使我们常在一个和乐的心理中去生活，此其功用也。
西周时，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要求与祭者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以示对神灵的肃敬。斋戒沐浴已是西周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礼仪·王制》云：“方伯为朝天子，皆又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诸侯要再专供沐浴的封邑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沐浴洁身以示对天子的尊重。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对沐浴之礼身体力行，“孔子沐浴而朝”，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可见，形式也会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心，礼义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它会随风潜入心，润物细无声。当人们一丝不苟地遵照这些制度去沐浴、焚香、斋戒的时候，心中自然会生出圣洁、崇敬的情感。所以梁漱溟先生说：他制礼，如像怎样一个起坐跪拜，怎样一个言动举止，比如一个人，他的情不是分真切，如经过这许多手续，许多仪式，则心里便非常之沉着，非常之厚重，非常之有味。儒家的种种礼，是使人自有生以来，一生都过那种非常绵密，非常有趣的生活。
梁先生还以婚姻制度为例来说明礼的意义：自由恋爱与婚姻制度的分别，仿佛是一个久暂的分别，其实走恋爱自由之路，也有发生长久关系的。而由婚姻制度缔结之婚姻，也有短时抛弃的。他们真正的分别实在结婚时究竟有没有一种仪式；而离婚时究竟有没有一种手续。是则婚姻之要点即在仪式与手续……婚姻制度之起源与要点，其所以不容消灭者，盖以礼也。
情感本是虚幻空灵的东西，一笑一颦只是最简单的表达，是礼的一部分，但这些并不足以表达全部。生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件事情的开始与结束，都是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人的内心看重这些转折点，会产生敬畏之情，并且希望能够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才能心安，所以梁漱溟先生说：礼之起源就是好郑重，恶随便而已：“我们看人家结婚有结婚礼，拜天地，拜祖宗等等。其实那个时候，哪里管天地神祗，因其出于真切情感之要求，也不暇去理会，只有一个郑重的表示就是了。所谓先王制礼，不过就人情自然之要求郑重之表示，再使他妥当优美而已。因此，我们不能说礼只是形式，是繁文缛节而为凭空添出者。”
弦外听儒音
宫体诗： 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以宫中妇女生活和体态为主要描写对象，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
周公吐脯：周公辅佐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的事情都有什么？比如制定战俘处理政策，签署奴隶管理条定，讨伐周边不服气的小国，镇压反周复商势力，还得给政策安置商朝贵族和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古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又回去接着洗，反复多次。至于吃饭也很麻烦，吃一口肉片，不等嚼完又得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以一饭三吐哺。所以曹操在《短歌行》里写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看杀卫玠：卫玠生得很漂亮，他从豫章来到下都，当地的人仰慕他的美名，纷纷前来看他，密不透风。卫玠身体本就弱，被人堵着看了那么久，劳累不堪，不就因之得病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