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百转千回系儒门 (1)
末世儒门，浊浪没清流
“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若要问谁是梁漱溟思想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回答必定是他的父亲——梁济。梁济在中国儒学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然远不及日后的梁漱溟，但是作为一个出生于儒学世家的儒学门徒，他以自己悲壮的一生祭奠了他所信仰却无力挽其没落之势的儒学。这种舍身殉道的精神在日后的岁月里一直与梁漱溟不离不弃。
1918年11月8日，这是梁漱溟回忆里最为痛楚的日子。这个日子，离60大寿还有三天，梁济毅然抛下妻儿，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这是梁济最后的一搏——用生命挽回日趋落没的儒学，警醒江河日下的民风。举身赴清池前，梁济把自己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还为他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
他的死和后来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都在当时的京师引起了轰动，时人认为都是殉清的之举，逊位的末代皇帝也确实立即下伪诏追赠梁济谥号，表彰忠义。然而清朝不过是一个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代名词而已。1925年，徐志摩在看了梁济的遗书后，读懂了他自杀行为，指出他是为“天理、义、理想或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儒家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济做到了前两者，却在治国上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而收效甚微。梁济一直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运用于世。他说：“久住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其中以不梯荣仲华（禄），不钻营肃王邸，最为心安之事。” 但是他不幸生于中国封建王朝最没落的时期，天朝上国的光辉早已暗淡如明日黄花，作为儒学门徒的他不忍高引而去，独善其身，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应该说，梁济并不是一个迂腐的老夫子，他所秉承的是儒家积极入世、经邦济世的理念。他已经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没落，知道唯有新的思潮才能为这个民族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但凡是有益于家国的新思潮，他都会用包容的态度去积极地接受。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就已经表现出了变革的态度和立场。对于西学，他不同于当时的顽固派，而能看到其与时代进步相一致的一面。他教导弟子们说：“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是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对于变法维新，他也是热心支持，只不过由于官职较低，没有进入变法核心，因此变法失败后也未受多大牵连。但是接下来的甲午战争、庚子之变让他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清政府的无可救药。
正因如此，当梁漱溟参加同盟会时，梁济也只是从国家民族和家庭道德上加以劝阻：“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他是在等待清朝的自行消亡，是有所准备的，这样的人怎会在清朝灭亡七年后才殉清而死呢？
其实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梁济都把它作为社会好转的机遇。1912年，清帝逊位后他曾有死志：必将死义，以救末俗。然后他在心底还是对革命党人抱有期待。但是老天却非要考验他的忍耐力，中国的局势一次次被搅乱。此后的袁世凯专制、军阀混战导致社会每况日下，他对新理想新党派的包容和妥协并没有让他看到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一再的失望，使得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民国刚建立时，梁启超、吴鼎昌等人就发表文章告诫世人：中国的“国性”和民德正在日益沦丧，如果听任社会道德败坏下去，中国必然亡国，中国的命运将由中国人在德性上的振兴或堕落而决定，抛开这个基本精神去谈改革政治和社会史没有用的。
梁济自然对此更有着切肤之痛。然而人微言轻的他，纵然是痛彻心扉、呼天抢地也是闻者寥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于是，死成为了他最后唯一的选择。
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遗言：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他所效忠的是他的信仰，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梁济正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末世的污秽中盛开了一朵鲜红的梅花。他纵身一跃，在污浊的浪潮中注入了一股清流，虽然并没有换来江澄月明，却成为了他的儿子梁漱溟一生追逐儒学的源头。凤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中国儒学的复兴，也将由梁漱溟来完成。
弦外听儒音
同盟会：全称为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身近空门求得渡
“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岁高龄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会后的第二年，他便安然辞世。人生百转千回，蓦然回首，往日依稀，而心中所向却是怕人笑话。今生将尽，却谈前生，其中滋味，沧桑几何。
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新儒学大家的身份为世人所尊崇和缅怀，但谁能想到他曾经数次想要遁入空门、并且在此后的七十余年里坚持食素呢？谁又能想到他日后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儒学风范里隐含着的还有佛的光辉？对于梁家来说，他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离经叛道之举。按照其家学渊源，应当子承父业、重拾儒学才对，但是比儒学烙在他心里更早的是却是宣扬“苦海无涯、回头是岸”的佛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只能跟随着时代的脉搏而活动，往往身不由己，如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等经历，身处时代巨变洪流的梁漱溟自然也不例外。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的幕布终于合拢，时局却依然动荡不安，梁漱溟就是在此时产生了厌世的思想。
厌世的思想源于对社会黑暗的认识。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袁世凯篡权，貌似民主的国会议员腐败至极……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在长期病痛之后去世了，对苦和痛的敏锐感觉使得这一年年底里的梁漱溟不知道生有何欢，故死亦不惧。他屡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两度自杀，幸而都未成功。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梁漱溟出世念头之决绝在自己的婚姻之事上最为明显。18岁时，他的母亲张太恭人病重，希望他能够娶妹妹的同学陈英年为妻，梁漱溟听了之后，犹豫了半晌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极度失望。父亲梁济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他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而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他也没有按照父亲的期待“走正路”。从20岁开始，梁漱溟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专心在家研读佛典，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虽然身近佛门，但是梁漱溟并未能做到真正抛绝人世。毕竟他去研习佛典也是出于对救世救国理想的绝望，希望佛学能帮助他参透人生，去解答现世的痛苦，普度众生。一旦有救世救国之机遇，心底被儒学的理念所打动，他又将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即使是污浊的尘世之中。1917年他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劫，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心中十分难过，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因为他要度的并非是自己，而是世人。如果国人依然在苦海之中饱受煎熬，他又怎能独自离世登岸？从这一点来说，他与父亲梁济的气质是完全相同的。
而身处尘世中为俗事所纠葛的梁漱溟也并没有全然泯去佛的光辉，依然与佛有着一线渊源，不曾割断。
民国十三年春夏之交，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寺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便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地投缘。他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他，再没有见过第二人。”这也是他人生中一笔重要的佛门之缘。
日后，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为国家的出路在国共两党之间辛苦周旋，固然是出于儒家的济世之志，但也不乏佛教徒悲天悯人的情怀。毕竟佛儒两派并非截然对立，宋朝的士大夫如苏轼等人不是融儒释道于一身的吗？佛的慈悲和儒的救济天下在梁漱溟的血液中共同流动，伴其一生。
弦外听儒音
南北和谈：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诱使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开始和谈。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１５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
回归儒家，浴火重生
“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
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家族而言，梁漱溟钻研佛学都是走入了一条歧路，这也注定了他不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说来却也有趣，原本是佛学将他牵离了儒学，但他后来回归儒学也正是由佛学牵的线，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安排。
事情要从梁漱溟的朋友黄远生说起。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新闻界的奇才，袁世凯称帝前夕袁世凯的亲信硬逼他写赞成帝制的“劝进”文章，他不得已而为之。袁世凯死后，黄远生逃到美国想要远离政治纷争，激进的革命党人却依然视他为袁世凯的附逆，不惜派人远渡重洋将其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