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百转千回系儒门 (2)
梁漱溟听闻消息后非常伤感，后悔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佛学人生道理告诉黄远生，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这也是梁漱溟佛学研究之精要。这篇文章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哲学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正想请人讲授印度佛学，看了这篇文章后便力邀他前去北大任教。于是，高中毕业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就此登上了北大的讲坛，这在当时的文化界着实热闹了一番。
然而梁漱溟像他父亲一样，也在五四激进的氛围之中感受到了文化危机带来的震动。当时的北大文科院长陈独秀已将《新青年》迁到了北京，“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口号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强大的感召力，于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北大校园里一片打倒孔家店之声，嚷着要埋葬中国的过去，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贬得一文不名。梁漱溟在心思上虽然依然倾向佛学，此时却“暗下决心，一定要对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在课堂上负一个讲明白的责任。”因为一个否认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危险的。
于是，梁漱溟第一日上任授课前，先跑去校长室问了蔡元培一个问题，问他对孔子持什么态度。因问得突然，蔡元培沉吟了一会儿才作答道：“我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应该研讨；儒家学说在历史上和当今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地位及影响，可以有争论。”而梁漱溟听了当即表态，他进北大，就是为了阐释释迦和孔子的学问。
最初，他虽然本着学术的态度去接触儒家，却并未从心理上真正接受。真正被儒学所折服是在他认知到儒家的智慧、豁达的态度之后。为了“替释迦孔子作发挥”，他开始研读儒学经典。因为自小就读的是新式学堂，所以对儒学的研究基本就是从零开始，他从头苦读儒学，领悟其中的真谛，最终自学成为儒学大家。
首先打动梁漱溟的是《论语》中的“乐”字。当时的他脑子中尽是佛家所说的人世之苦，苦海无涯，寻求得渡。而儒家却通篇在讲乐，虽然有忧与之相对，但是孔子又说“仁者不忧”“乐以忘忧”。梁漱溟此时感到了一种新奇、奇妙的思想，像是山洞中徘徊已久的人眼前忽然出现了一抹亮色。正是在与孔子的对话中，他蓦然惊醒，开始从佛学中的沉迷中解放出来，重返救国济世之路。
1918年，梁济自沉积水潭。父亲的死更是对梁漱溟的当头棒喝。他在文章里公开责备自己说：“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他后来在《思亲记》中沉痛地说道：“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大为不悦。”而父亲在世时，他一直没能迷途知返。他曾回忆说，父亲投水自杀前同他谈话，反复叹息询问：这个世界会好吗？！现在，他也将背负父亲未完成的思考，独行于探究中国命运的道路上。
梁漱溟曾以不婚来体现自己出世的立场，为此不惜违背父母之命；当他决心献身儒学时，结婚也不再被他拒之于外了。1912年，好友伍庸伯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妻妹，一位姓黄的满族姑娘。梁漱溟虽并不特别倾心于她，但他既不想让伍庸伯为难，也不想多费周折，于是便成婚了。这一年冬天，他终于成了一个孝子：“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婚姻成为了他祭奠父亲、投身儒门的仪式。
这位夫人于1934年去世，梁漱溟为此写了一首诗以纪念她：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言辞之中并无沉痛，只有斯人已逝的哀婉和无奈。
1944年，他与比自己年轻六岁的桂林教员陈淑芬结成伉俪，相伴一生。
金庸在《神雕侠侣》里评论说：一个人从生到死、从死到生地走一遭，无论求死之意有多坚决，也再难自寻短见了。对于由佛堂回归世俗的梁漱溟来说也是如此，他已经做好足够准备去正视惨淡的现实，此后他对中国的出路不管有多么失望，都不曾绝望和背离。
弦外听儒音
黄远生：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创办和主编了《少年中国周刊》，他以自创的“远生通讯”对当时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因其出身进士，因此能够和当时的政界要员接触，采访到一般记者难以得知的消息，观点新颖且深刻，时人赞誉他的文章为“洞朗轩辟，幽隐毕达”。
尚情无我，匹夫安可夺志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美国学者艾恺这样评价梁漱溟：“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正如儒家文化在数次沉寂后又逐渐为世界所认同一样，梁漱溟在当时虽然并没有能够使得中国按照他所理想的方向走去，但是今天人们所感受到的光芒，正是来自他那满腔报国之情，他对中国出路的独特思考，和他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实践。
西学在中国狂飙突进之际，激进的青年们信奉“不破不立”，把传统文化视若仇雠，以之为的，穷追猛打。梁漱溟并没有盲目地随波逐流，而是冷静地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思考。思考后的结论是：“返本开新”、援西学入儒，由此来复兴中国文化。他也由此被誉为中国新儒学的创始者。梁漱溟除了新儒学思想为世人所铭记外，另一个就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有句话如此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国家动荡的时候太多的文人只懂得纸上谈兵，甚至有儒生误国的言论，因此班超的投笔从戎才显得如此意气奋发，杨炯才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然而梁漱溟和他的父亲一样，并不是空谈性命者，而是敢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注解自己的理想。
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其实就是新儒家理论的具体化。当时的中国的政界你方唱罢他登场，各种名义的大小战争接连不断。只要是战争，无论正义还是非正义，都会带来生灵涂炭。北伐失败之后，中国局势一直为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所左右。梁漱溟认为战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把乡村建设作为中国的唯一解救之道，说：“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只有农村兴盛了国家才能兴盛。”
当时还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授课的同时就在思索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又应当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从1922年起，他的身边就围拢了许多朋友，过着一种团体生活，大家一起读书，一起讲学问，一同生活。这成了他以后所实验的乡村建设的雏形。
梁漱溟和毛泽东一样，都对中国农村的现实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并且把农村摆到了中国革新的战略地位，但是却提出了不同的出路。他们的分歧在于：梁漱溟始终不承认在中国有阶级的存在，因此也否认阶级斗争。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梁漱溟寄希望于从农村到城市的教育救国之路。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谁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的大小战争并没有把中国推向更好的道路。他说：“中国革命必出于知识分子”，要实现教育救国这一目标，应该让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到乡间去，与乡间人由接近到浑融。在这里是否多少能够看出一丝日后毛主席发动知青上山下乡大运动的端倪？不同的是，毛主席是让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自己，而梁漱溟则是“要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相间人；最后没有分别了，中国问题也就解决了。”道路相似，主动权却放在了不同的双方。
梁漱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提出了理论，还亲自用实践去做检验。30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建国后，老泽东就对他说：“梁先生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些什么变化。”毛泽东对他的救国精神是极为敬重的。
这种实验在当时战火缭绕的时代更显得独树一帜如世外桃源，但是乌托邦的美梦还是一次次地被战火所惊醒。他虽然屡败屡战，转战广东、河南、山东各地但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还是不得不放弃。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必须去正视家国倾覆之忧了，毕竟沦陷之国无文化复兴可言。于是他毅然于当年结束了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全力以赴为抗战而奔走。
兵临城下，国人自当同仇敌忾。他为此数次面见蒋介石，甚至只身赴延安去见共产党，希望中国从此出能够团结统一，这样不仅外患可定，日后内忧亦随之可消。但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面临破裂，梁漱溟再次从中积极周旋，频频奔波于两党之间，希望能够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牵制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但他的行动在国民党的一再推诿搪塞之后无果而终。尽管如此，他也一直没有放弃用最小的代价换来国家安定的信念，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展示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和风范。
也许他的身上依然有着太多的书生意气，毕竟两党之战确实并非他所认识到的力量薄弱的第三者所能够左右，但是化身铸剑的勇气、胆识和魄力却无论如何无法漠视。对他来说，这就是他所崇仰的尚情无我的境界——将自己完全融入家国的命脉之中，不为自己之喜怒而喜怒。
建国之后，梁漱溟婉言谢绝了毛泽东邀他入政府之情，希望能一直以第三者的身份来监督政府。这也注定了在文革中他必然受到冲击。林彪“自我爆炸”后梁漱溟坚持批林不批孔，成了“革命者”们的教育对象。
从1974年2月到9月，政协学习组对他进行了百次批判的批斗。几个月后，再热血沸腾的组织者也觉得喊口号索然无趣了，况且梁漱溟虽然听得认真却极少发言。组织者口干舌燥无词可寻准备批鸣锣收兵时，气馁地问他可有感想。没想到梁漱溟竟然作答了，而且答案更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梁先生一字一句地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满座哑然。
这句话也成为了梁漱溟先生一生奔走神州大地最好的注脚。近百年的春秋，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唯有匹夫之志尚可自恃，以此登高临远。
弦外听儒音
乌托邦：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outopos就是指“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最早出自于托马斯·摩尔出版于16世纪初的《乌托邦》，它寄托了人类美好的但是却遥不可及的憧憬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