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孝悌之道，人人亲其亲 (2)
啮指痛心：曾参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所谓生活的真味只道有真情。要是对于家庭的人没有真情，我们敢断言他对别人能有真情么？”
在面对外敌入侵，国将不国时，热血志士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家卫国！从这四个字中亦能看出卫国是从保家而衍生出来的，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不去顾及，怎能相信可以将国家托付于他呢？梁漱溟先生说，所谓生活的真味只道有真情。要是对于家庭的人没有真情，我们敢断言他对别人能有真情么？一个人从家庭走向天下，不论其功业何等之高，根基始终在于家庭。若一蹴而就，越过家而直上青云，就把自己立于了空中楼台之中，悬空无依，岂不危哉？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说：落地皆兄弟，何必骨肉亲。杜子美忧国忧民，这种视四海为一家的胸襟气度更是不凡。这已经可是说是达到了极致，再往前走，将他人之亲置于自己之亲之上，就不仅与常理不符，难以为人理解，恐怕还过犹不及。
公元686年3月，武则天称帝在即。有一天，她端坐朝堂，猛然间想起指鹿为马的典故来，恰在这时，北门学士鱼保家出列献上一张图，图上画着开了四个口的一个匣子，名曰“铜匦”。也就是把高密信投入匣子中，至于谁告的密则无人知晓。武则天只看了一眼，就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当即采纳了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设置铜匦，号召文武百官互相告密，互相揭发。此风一开，人心惶惶，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不知哪一分哪一秒就会大祸临头。第一位“受益者”竟是铜匦的设计者鱼保家。接着武则天又把这种恶劣的风气推行全国，号召全国民众都可以告密。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禀于客馆……”武则天重用了酷吏来负责这些事情，其中中最为后世耳熟能详的是来俊臣和周兴。来俊臣编写的《告密罗织经》吧：“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当时公卿入朝“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
武则天的意图无非就是希望手底下的人明白：他们唯一应该效忠的人是她——皇帝！她利用人性自保的弱点让底下的人相互搏杀，自己坐观其成。一时朝堂上下人心思危，即便亲如父子也相互忌惮。但是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的人，你能相信对国家是忠心的吗？陈子昂看到了这种政策的危害，他著名的《感遇》组诗中有很多就是向武则天直言进谏的，如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战国策·魏策》记载：乐羊刚开始是魏相国翟璜门客，中山国君姬窟发兵犯魏，翟璜举荐了乐羊。可是乐羊之子乐舒是中山王的将领，而且曾杀死了翟璜之子翟靖，所以他难以得到朝廷信任。但是翟璜深知乐羊为人，不计恩怨，力保乐羊为帅。乐羊出兵后，由于敌强我弱，施了缓兵之计。消息传来，朝中大哗，群臣诬告乐羊通敌。中山国君又杀了他的儿子，煮成肉羹送给他。乐羊为表忠心，就吃下了肉羹。随后大败中山国。魏王“赏其功而疑其心。”同在战国，还有一个人堪与乐羊比肩，那就是吴起。吴起的名气比乐羊要响亮得多，后世把他和孙子连称“孙吴”。他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但是在“杀亲事主”上他们当真难分伯仲。吴起一心想要功成名就。学习兵法奉事鲁君。鲁君想要起用他来抵挡齐国的进攻，但是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而有所疑心，于是吴起杀妻求将。极有军事天才的吴起大退敌兵，但是并没有得到鲁君的信任，不久就被辞退了。
舍家为国，并非害家为国。孔夫子有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如此二人，骨肉且相薄，又怎能依靠他们去治理天下呢？一个连自己亲人都可以牺牲的人，有一天难保不会夺取他的江山。一个身负骂名却依然无动于衷举步不止之人，他们的动力只会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这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这样的人就是被欲望而迷住了自己的心。
有人曾经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用这种风气去影响当政者，这也是从政，并非非要做官。而吴起等人却把家庭与天下割裂开来，并把家庭作为手段去谋天下，这样的人哪有孝悌可言？
弦外听儒音
虞舜尽孝：万章问孟子舜为何要去田野向老天哭诉。孟子说，舜努力耕作，只是想尽到作为人子的责任，但是父母却不爱他。即便他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即便贵为天子，都不能使他解除忧虑，所以他依然忍不住痛哭。大孝之人一辈子都在思慕父母，这种孝心我在舜身上看到了。
舍本逐末说礼教
“所谓儒家的生活，原本极活泼有趣味，但是经了几千年的结果，成了社会应用的问题，只剩一个僵死的形式。”
梁漱溟先生对孔子倡导的礼是持赞成态度的，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但是在五四期间，他也曾严厉地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礼，而复辟帝制却成为了礼教，其中差别何在？而且复辟帝制竟然是大家心里所赞同的，更觉礼教流毒之广。
其实礼教的产生是在儒学占了统治地位之后，始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盛于宋明“存天理，灭人欲”。在这段时间中，其他学派不足于与之争鸣，儒学才能够教化天下，形成思想的大一统。却没想到后来发展到了极端，成为了与初衷相悖的礼教。
儒学是生活之学，源于心，源于生活。礼虽然有一些外在的固定套数，但那是因为人的仁心不变，而仁心本身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东西。哲学上有句话道：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柔嫩者至刚，只因在面对外在的变故的时候，它能够随之做出反应，说是以不变应万变，但这个不变却无时不在变。而教却是单一而僵化的。所以梁漱溟先生说：所谓儒家的生活，原本极活泼有趣味，但是经了几千年的结果，成了社会应用的问题，只剩一个僵死的形式。礼教就是把原本应当活泼的礼给僵化了。
礼教的毒害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儒林外史》其实就是一部对礼教的控诉状纸。
王玉辉的三女儿死了丈夫，准备自尽殉节。她的公婆惊得泪如雨下，说道：“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如此！”但是她的父亲王玉辉却道：“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妻子骂他，他反道：“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女儿绝食的八日里，他依旧看书写字，等候消息。女儿死后，他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几日后去西湖散心，“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王玉辉是坏人吗？不是，虽然他的行为如此不近人情，他却认为自己做得对，正如之前所说的“意必固我”一样，深陷其中而不自知，而将他诱入泥潭的正是礼教。梁漱溟先生说：“须知孝悌是个人生活本体的问题，是生命里面灵活的、自然的一个心情，后来成为固定的路子，成为礼教，大家就忘其本原了。”一个人的贞洁与否本就不管他人的事情，现在却非要做出一个形式来，以死来证明，不是荒谬得很吗？在礼教的熏陶下，儒家柔和的心在这里竟然变成了铁石心肠！
梁漱溟先生喜欢小孩子与乡下人的天真、诚笃的道理也在此，因为他们受礼教影响少，只懂得遵从自己的心：“成年人与城市人都是用知识去指导他们的生活，而其结果则生活被其搅乱。故情感愈薄，行为愈坏。”这句话用在王玉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再合适不过。他们没有从自己的心出发，而只是简单地遵从教条。礼是与心相合的，礼教却是与之相悖的。他们自觉自愿地跳入了礼教的束缚，还以此为名，去评点指导他人的生活。当然他还没有完全泯灭仁心，后来思及女儿还会落泪——人的心中必然有一块无法触及的柔嫩所在。
可见礼教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僵化。真理跨前一步就会变成荒谬，更何况那些教条很多就不尽合理。就算适用于一时一地，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荀子说，天行有常。这个常就是说世界按照自己的规律在发展，身处其中的人自然也不例外。仁心古今同，同体却可以异用。对帝王的尊重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彼时有帝王。帝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虚伪的高贵，试图让人们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命，他们天生便驾临在百姓之上。现在时过境迁，当人们醒悟到原来大家都一样，要求民主、要求平等的时候，野心家们再倡导复辟帝制、再要求男尊女卑，那就是完全用铁链去锁住人们的行为了。可悲的是，礼教统治时间之久，已足以令心中蒙尘，所以更多的人看不清自己。所以梁漱溟先生才感慨：中国的礼教，几乎比法律还利害，成了一个不可抗的势力，此当然之趋势也。中国一向以人治为主，而礼教就是人治最得力的助将。
梁漱溟先生说，生与活二字，意义相同。它有两层含义，一向上翻高，二往广阔里开展。与向上创造相反的就是呆板化机械化的倾向，礼教正是这样，当人们觉悟并渴求生命的升华时，它却板着不变的面孔想要把人们吓退。但是生命的倾向没有任何人能够挡住，更无法逆转，所以礼教只会一点一点为仁心所击破。
弦外听儒音
“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