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道之别：大隐隐于市 (2)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一直被儒士们奉为人生的信条。但是却也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以为“济天下”与“善其身”必是择一取之，而没有看到“兼”与“独”之别。梁漱溟先生说：“人类有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之两面，而社会一面实为侧重。”个体生命寄于此身，而与之相对的“心”则是其社会生命的基础。儒家所侧重的正是人的社会生命，也就是个人和他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完善自己的社会生命并不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抛弃，而是二者并行。是仕途通达还是命运乖蹇，都无法全然由自己控制，然而选择为天下还是为自己却是不同人信念的分水岭，信念本与身之所处无碍，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达还是隐，只要心中有信念，就能够做到“济天下”与“善其身”之心同存，这就是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梁漱溟先生说：儒家为学本于人心，趋向在此心之开朗以达于人生实践上之自主、自如。
这种能以达观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人往往“也宜墙角也宜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忧并不是忧虑和无法可想，而是时时心有挂念。“卑微未敢忘忧国”，无论身在何方，都是心忧天下，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勇气与责任心。功在天下是心之所系，行藏由我则是身之所处。无论何处，他所看的不是自己脚下站的位置，而是整个人生，所以不会被当下的处境之穷困所牵绊。
蒲松龄有对联自勉：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身为败国之君，成夫差之奴，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他却把所有的尊严掩藏在了低声下气的卑贱之中。范蠡看到了他的志向，懂得了他的志向，于是出而助其复国。几年之后，越灭吴。分赏之际，范蠡飘然隐退。他的进退有度，成为后世多少知识分子的典范。李商隐有诗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说的就是范蠡。能以一己之力去挽回天地，此生不虚。若国家需要，定然会像谢安那样东山再起。
李泌一生中多次因各种原因离开朝廷这个权力中心。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南岳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颇受重视，遭到杨国忠的嫉恨，毁谤李泌以《感遇诗》讽喻朝政，李泌因此被送往蕲春郡安置，索性“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虽未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叛乱消弭、大局已定，李泌便功成身退，进衡山修道。代宗刚一即位，又强行将李泌召至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使其破戒入俗，李泌顺其自然。当时的权相元载将李泌视作朝中潜在的威胁，寻找名目再次将李泌逐出。后来，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重臣常衮的排斥，再次离京。建中年间，泾原兵变，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至京师。
李泌屡蹶屡起、屹立不倒的原因，在于其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其行入世，其心出世，所以社稷有难时，义不容辞，视为理所当然；国难平定后，全身而退，没有丝毫留恋。李泌已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又如儒家中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身养性，出世入世都充实而平静。他的一阙《长歌行》正是其自我写照：“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李泌真正地做到了梁漱溟先生所言的“人生实践上之自主、自如。”因无论在何处，他都能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既未有辱身之洁，又建功业于天下。
《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时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种在天地之间游刃有余的龙说的正是天下的英雄，正是有兴云布雨之志者之谓，能够在人世间伸缩自如、宠辱不惊。出世入世的不过是一介皮囊、一个姿态而已，行随心往才是至人之境界。
弦外听儒音
东山再起：谢安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长期隐居在东山，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人们就称之为 “东山再起”。
心为形役，士人徘徊两路间
“此学（道家）介于世间法、出世间法之间。因其对于人世间现实消极，近乎出世矣，而仍处在生灭迁流中，终未超出来，属于佛家所谓有为法。”
梁先生说，儒家两家分别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正负面，简单地说来，就是儒家积极入世，道家隐遁避世。自古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这两条道路之间徘徊。“此学（道家）介于世间法、出世间法之间。因其对于人世间现实消极，近乎出世矣，而仍处在生灭迁流中，终未超出来，属于佛家所谓有为法。”世间法说的是儒家，关心世俗风尘中人们的劳碌；出世法说的是佛家，摒弃今生，不食人间烟火。道家的目标虽是“完全无待”的境界，清心寡欲，与自然同化，与佛家相近，但是却依然有心留恋于世俗，也就是纵然身已处江湖之远，依然系心于人世；它寻求长生，依然是凡俗之人对生命的留恋和渴求，不像佛家把一切都抛诸脑后，皆归于空，因此梁先生说道家“终未超出来”。
梁漱溟先生认为，真正超脱的人，能够洞察宇宙流行的大趋势，也就是既能知己——明白自己，也能够知彼——站在更为高远的角度看待当下的自己和别人，从而决定该去往何方。但是这种境界只有功夫到家者方能通透，本就不能人力可强求。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并不能做到，所以他们无法超脱出来，一直在隐和仕之间犹疑徘徊。
初唐时和王维齐名的孟浩然因其终身未仕而为后人所敬仰。李白有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然而孟浩然不仕并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早年的他也胸有大志，呈诗给当时的丞相希望能得到赏识：欲济无舟楫， 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 徒有羡鱼情。对于朝堂他是心向往之的。可惜不久之后丞相就免职被贬，他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另有一次更好的机缘，却被他错过了，而且使他再难入仕。
事情是这样的，孟浩然到长安考进士不第后，应王维的邀请到王的内署做客，两人正聊得高兴的时候，突然听说唐玄宗来了，王维慌忙叫孟浩然躲进床底下。唐玄宗发现屋里的情况不太对劲，王维只好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说：“我听说过此人的诗名而没有见过面，为什么要躲起来呢？”说完叫孟浩然出来。孟拜见了皇上。当场朗诵了自己的一些诗作，诵到《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那一句时，被唐玄宗打断了：“我对人才还是比较重视的。只是你自己不求长进嘛。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一如后来的宋仁宗对柳三变的考卷大笔一挥：“且去浅斟低唱。”不同的是柳永后来辗转做了些小官，孟浩然却是被打发回了南山，终身未能入仕。
在历史上，还有些头脑灵活的的知识分子灵机一动，借隐士之高风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政治游戏。
唐代的时候，有位叫司马承祯的人，在都城长安南边的终南山里一住就是几十年。他替自己起了个别号叫白云，表示自己要像白云样的高尚和纯洁。唐玄宗知道了，要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谢绝了。于是，唐玄宗替他盖了一座讲究的房子，叫他住在里面抄写校正《老子》这本书。后来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到长安会见唐玄宗，见过玄宗，他正打算仍然回终南山去，偏巧碰见了也曾在终南山隐居，后来做了官的卢藏用。卢藏用抬起手来指着南面的终南山。并开玩笑地对他说：“这里面确实有无穷的乐趣呀”！原来卢藏用早年求官不成，便故意跑到终南山去隐居。隐士原本不是应当远离官场市井吗？而终南山靠近国都长安，在那里隐居，既标榜了自己的高尚节操，又容易让朝廷知道并礼贤下士，被邀请去做官的概率挺高。卢藏用果然以此达到目的。司马承祯看不惯他的做法，便应声说：“不错，照我看来，那里确实是做官的‘捷径’啊！”
此后终南捷径就成了对这种知识分子的讽刺：明明有功利心在，却先把自己装扮得目下无尘。南朝骈文家孔稚珪有一篇著名的《北山移文》就是对这类假隐士做了辛辣的讽刺：这类矫取功名者将玷污一方山水，为世人不耻。“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用来说道家倒也不差，而卢藏用之途，哪里有“洁”与“空”之志呢？别人欲盖弥彰，他却是欲彰而弥盖。
牟宗三说，道家一眼看到把我们的生命落在虚伪造作上是个最大的不自在，人天天疲于奔命，疲于虚伪形式的空架子中，非常的痛苦。一个人能够像道家所说的，一切言论行动好像行云流水那么样的自由自在，这需要很大的工夫，这是很高的境界。虚伪造作本身就是件累人的事，谁都想要摆脱，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真的做到？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说，自以为心为形役。道家身在江湖，正是想通过“身”的释放从而带动灵魂的自由。然而士人的寒窗苦读，梦想的是金榜题名兼济天下，若不是穷途末路怎会归隐？纵归隐也在寻觅时机再出山。道家的“行云流水”之境只怕古往今来的仕人得之寥寥。
弦外听儒音
牟宗三：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当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理性的理想主义》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等３部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