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佛说人生苦，儒说人生乐 (2)
如何才能摆脱痛苦？梁漱溟先生说：“在前，我以为看世间人生只有两面，一是向外面去找，走欲求的路，许多圣哲都是顺着这个方向去找一个东西来解救大家；一是取消欲求，根本上是取消问题，这是佛家的路子……（佛家）是去取消欲求，根本是在解脱生命……生命是欲求，他就根本不要生命”。这一观点和王国维先生何其相似！王国维先生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红楼梦中真正得以真正解脱者唯有宝玉一人。梁漱溟先生自己不也是差点遁入空门吗？
在佛家看来，人生无论是苦还是乐都在一个欲念间，有苦必有乐，因此苦和乐都归于“执”。因此，佛家的解脱之道是要从“执”中解脱出来，达到超情绝欲，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无我之境界。弘一法师说：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生死都是空，他真正从“执”中得以超脱出来，因此在圆寂之际静如秋叶。
与佛家不同，梁漱溟说：“孔子不是如前面所说从取消问题去救人，是从不成问题去”，而是“听他感触应付下去，不加一点意思。”对于儒家来说，生死是一个应该严肃对待的事情，儒家的着眼点就在于“生”，也就是俱生执。生命原来是一个活动，是在生机畅达上，真是无所谓苦乐。生机滞塞，才有所谓苦。只要顺从生命本身之理而行，便可以达到解脱苦的目的了。
泰州学派创始者王心斋说，“乐者心之本体也。”还留下了四句话：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了，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
意思是说，乐本就在人的心中，无需从外面去找寻。仁者虽有事亦行所无事，都是所谓随遇而应，过而不留，安和自在，泰然无事，他感触变化只随此生命之理，所以他时时是调和，是畅达快乐。
孙叔敖原来是位隐士，被人推荐给楚庄王，三个月后做了令尹(宰相)。他善于教化引导人民，因而使楚国上下和睦，国家安宁。
有位孤丘老人，很关心孙叔敖，特意登门拜访，问他：“高贵的人往往有三怨，你知道吗？”
孙叔敖回问：“您说的三怨是指什么呢？”
孤丘老人说：“爵位高的人，别人嫉妒他；官职高的人，君王讨厌他；俸禄优厚的人，会招来怨恨。”
孙叔敖笑着说：“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胸越谦卑；我的官职越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禄越优厚，我对别人的施舍就越普遍。我用这样的办法来避免三怨，可以吗？”
孤丘老人很满意，笑着离去。
孙叔敖严格按照自己所说的行事，避免了不少麻烦，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曾几次被免职，又几次被复职。有个叫肩吾的隐士对此很不理解，就登门拜访孙叔敖，问他：“你三次担任令尹，也没有感到荣耀；你三次离开令尹之位，也没有露出忧色。我开始对此感到疑惑，现在看你的心态又是如此平和，你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啊，我认为官职爵禄的到来是不可推却的，离开是不可阻止的。得到和失去都不取决于我自己，因此才没有觉得荣耀或忧愁。况且我也不知道官职爵禄应该落在别人身上呢，还是应该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不应该有，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那么别人就不应该有，与别人无关。我的追求是顺其自然，悠然自得，哪里有工夫顾得上什么人间的贵贱呢？”
孙叔敖在险恶的仕途风浪中始终不惊不惧，只因他心中淡定，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只是顺着生活的路上走去，着重生活的本身，不着眼环境的关系，就完全不成问题”。所有的经过都是生命，而生命应该是从心出发的，孙叔敖守住了心，顺心而行，生命自然也就随之畅达。
梁先生还以君子和小人来指代这两种生活态度。孔子有言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本是安和自在，种种不成问题，当然时时是乐，故君子与乐完全不离。小人因有许多私欲，故不能安乐……小人去找，所以把宇宙海阔天空大的态度失掉；而仁者不找，所以他的心是通天通地，宇宙是属于他的。”君子只看当下自己心的自然流行，而小人杂念甚多，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拉到了当下，故焦虑不堪。因此一者乐，一者不乐。
无论儒家还是佛家，对人生困苦的问题都得圆满地解决，只不过一个顺生，力求生命的生机畅达；一个是无生，根本在于取消生活。一水中分，殊途同归，并立于中国哲学之高山，良无愧也。
弦外听儒音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师承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李贽是其重要代表人物。
平平淡淡才是真
“生命本是一个活动，原是生机畅达，这是绝对的乐，原无可说，即是平淡，即是说生命原是一个调和的平坦的，并没一点高低之可言。”
人生有苦有乐，但是在最为本真的生命意义上来说，只有畅达与否。梁漱溟先生说：“生命本是一个活动，原是生机畅达，这是绝对的乐，原无可说，即是平淡，即是说生命原是一个调和的平坦的，并没一点高低之可言。”生活就像一条河，缓缓向前流淌，纵然遇到巨石横拦，依然可以顺利地绕过去，水流没有滞塞，这都是乐。因此“在条达安和之气象看，真是无时非乐。”梁先生还举例说，小孩之喜怒哀乐，听他喜怒哀乐。听就是“任由”的意思，为何如此说呢？“他喜怒哀乐的时候，也恰是他条达通畅的实际，苦的踪迹安在？而成人当喜不喜，当哭不哭，忍含在心里，乃有苦之可言。”
这种乐是当下的，具体的，因为生活本就当下。这种当下和具体并不是以某一件为乐，某一件为苦，如果是这样的话，实现就会抱定这种态度从这些事情中寻找乐，一旦寻找了，其实就是落入了“虚见”。梁先生说，与此虚见同起者，厥为妄情，正是这些东西扰乱了人原本正常的生活。
梁漱溟先生说，所谓实感者，即当前一刹那苦乐之感，此乃直觉之所指示，离此而去希冀什么便是虚见，因已离开直觉矣。就如同吃一块糖，觉得好吃，心里就有一种乐在。但是有的人会以此推去，以为有千块糖便有千倍乐。而作为实感的乐是绝对的，并无高低之别。“若愈看愈高或愈低则愈错，实则一平淡而已。”既无高低之别，生活就当只存“平淡”可说。人们常说平平常常就是真，这种生活的真就是乐。这种和生命同在的俱生我执正是儒家认为的根本。
苏东坡评价陶渊明的诗作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平淡之中其实有万般滋味，生活也是如此，而且这些滋味其实都可归于一个“乐”字。
梁先生认为实感便是对，如果在此直觉之外再加一点，就成了非是。也就是说如果抱定了糖越多，乐越多的态度，便是落入了虚见和妄情。这是儒家和佛家都要求破的执。
县城老街上有一家铁匠铺，铺里住着一位老铁匠。时代不同了，如今已经没人再需要他打制的铁器，所以，现在他的铺子改卖拴小狗的链子。
他的经营方式非常古老和传统。人坐在门内，货物摆在门外，不吆喝，不还价，晚上也不收摊。你无论什么时候从这儿经过，都会看到他在竹椅上躺着，微闭着眼，手里是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旁边有一把紫砂壶。
当然，他的生意也没有好坏之说。每天的收入正够他喝茶和吃饭。他老了，已不再需要多余的东西，因此他非常满足。
一天，一个文物商人从老街上经过，偶然间看到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壶，因为那把壶古朴雅致，紫黑如墨，有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风格。他走过去，顺手端起那把壶。壶嘴内有一记印章，果然是戴振公的。商人惊喜不已，因为戴振公在世界上有捏泥成金的美名，据说他的作品现在仅存三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州立博物馆；一件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在泰国某位华侨手里，是那位华侨1993年在伦敦拍卖市场上，以56万美元的拍卖价买下的。
商人端着那把壶，想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它，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老铁匠先是一惊，然后很干脆地拒绝了，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的，他们祖孙三代打铁时都喝这把壶里的水。
虽然壶没卖，但商人走后，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这把壶他用了近六十年，并且一直以为是把普普通通的壶，现在竟有人要以10万元的价钱买下它，他转不过神来。
过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都是闭着眼睛把壶放在小桌上，现在他总要坐起来再看一眼，这种生活让他非常不舒服。特别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茶壶后，来方者络绎不绝，有的人打听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有的甚至开始向他借钱。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他不知该怎样处置这把壶。当那位商人带着20万现金，再一次登门的时候，老铁匠没有说什么。他招来了左右邻居，拿起一把斧头，当众把紫砂壶砸了个粉碎。
老铁匠的生活原本是平淡而和适的，因为他没有把乐寄托在心外的某一件事物上。按世俗的方法，多一块钱就多一份乐，多10万块钱乐岂不是更要多许多？老人就不得已地陷入了这种虚见之中，生活也不再那么舒服了。梁先生说：虚见本不难破，难破乃在他辗转相资，习而不察，离去事实太远，即离当下太远，使我们不知不觉的入于意必固我而不自觉。老人的失眠就在于想着那把壶可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财富所象征着的幸福，却不知道这些在当下看来都是虚无，落入了“执”之中。但他最终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快乐生活与壶并没有关系，所以他做出了选择。他无法对壶做到视而不见，只能用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彻底把自己的虚妄打得粉碎，也算得上是生活的智者。
生活既本是乐，就无需在从外面去找，更不需要从生命之中解脱出来。儒家在生活中看到乐，并提炼乐；而无苦也就无所谓乐，因此佛家把乐也当做了“执”，采取了对苦一样的取消的态度。两家都试图让生活回归到平淡安适，只是方式不同。
弦外听儒音
破釜沉舟：《孙子兵法》上写道“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但该成语为后人所熟知还是源自项羽。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最后大破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