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日本，这个富豪从报上看到“101毛发再生精”风靡海外的消息，当即感到机会来了，立即返回北京，谋求取得“101”在日本的经销代理权。可是他的努力最初并未见效，厂方以无货为由，拒他于门外。但他并不灰心，想尽各种办法接近“101”的发明者赵章光，当了解到他们厂里职工上下班交通有问题时，他当即表示，愿意无偿提供一部大客车和一辆轿车。一个月后，他如约将一部日本豪华客车和一辆德国造的奔驰轿车捐赠给了厂方。于是，他成了赵章光的挚友，顺利地取得了“101”在日本的经销权。赵章光给他的价格特别优惠，每瓶10美元，而在日本，每瓶卖80美元，还是供不应求。日本人对这种大陆来的使毛发再生的神奇魔药，崇拜得“五体投地”，发疯地抢购。他用飞机把“101”从大陆成批地运到日本，滚滚财富也就源源不断地进了他的口袋。
欲取先予，这是大智者所为，应该说，这一道理大多数人都懂，但实际操作起来，则见出水平的高下。许多人都是因为究竟能否“取”到而拿不定主意，终于因畏畏缩缩舍不得先“予”而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人情是一笔银行存款，你存进去得多，能取出来的就多，存得少，能取出来的就少。有了人情就好办事。如果你平时多储蓄“人情”，善于制造“人情债”，就能让对方知恩图报，心甘情愿地帮你办事。
中国人重人情、讲面子，“滴水之恩必以涌泉相报”，聪明人运用这一战术，“糖衣炮弹”一出手，往往一发命中，而且百试百灵。
其实，有时给别人一些小的恩惠和人情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并不费多少力气，可是对别人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必要时他会舍命来报答你。士为知己者死，是因为他欠下了一笔永远也还不完的人情债。
公元前239年，燕国太子丹在秦国当人质，秦国对他很不友好，太子丹对此怀恨在心，偷偷逃回燕国，于是秦国派大军向燕国兴师问罪。太子丹势单力薄，难以与秦兵对阵，为报国仇私恨，他广招天下勇士，去刺杀秦王。
荆轲是当时有名的勇士，太子丹把他请到家里，像招待贵客一样，对荆轲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又对逃到燕国来的秦国叛将樊於期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两人对太子丹感激涕零，发誓要为太子丹报仇雪恨。
荆轲虽力敌万钧，勇猛异常，但秦廷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且有精兵护卫，接近秦王难于上青天。于是，荆轲就说服樊於期用人头骗取秦王的信任，樊於期依计而行。
此后，便有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试想，如果太子丹不对荆轲和樊於期如此礼遇，他们可能为他豁出性命刺杀秦王吗？当然，我们处于现代社会，再也不会出现诸侯相争时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带有血腥味的君与士的交往关系，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原则没有变。因此，往自己的人情账户里多充值还是必需的。
低头的策略
在求朋友办事时，尤其是一些交情不太深厚的朋友，不妨先给他点甜头，让对方高兴或欠你一个人情，这样他就会全力帮助你了。
是取还是舍，拿捏好这个分寸
在大千世界中，有许多我们愿意，而且应该做的事。同时，在有些时候、某些情况下，许多事情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哪怕是一生只能做一次，哪怕因此而中断了自己生命的延续，我们都必须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这些事大到国难当头为国捐躯，小到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
与此相反，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我们不必，而且不该做的事。同时，在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有些事情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干。比如，出卖国家或朋友。
自然，也有许多我们可求也该求的东西，有许多我们不可求也不该求的东西。因此，对于30岁前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必要在这里作出选择。
1948年，朱自清的胃病越来越严重。这天，朱自清正在家里躺着，吴晗来到他家，递给他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书。朱自清看了，不说话，只是颤颤地提起笔，在宣言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到两个月，朱自清便因病逝世了。
朱自清的胃病，对食品是必须严格选择的，在那时候面粉是不可多得的好食品，如果他不签字，别人也能理解，但他还是签了，虽然他的死并不一定仅仅因为这些。我们可以想象，他忍受不了美国面粉的侮辱性，却忍受了病痛的剧烈折磨，这显然是他自己的选择。
亚圣孟子曾说过，不要我所不要的东西，不干我所不干的事。求我所必求，为我所必为；当取则取，当舍则舍，如此而已。我所不要的东西，既包括我们不该要的东西，也包括我们不必要的东西。不该要的东西不要，比如，来路不明的不义之财；不必要的东西也不要，比如，脱离实际的浮名虚荣。不该要不必要的东西，如果要了，人就变成了外物的奴隶，本来受人驱遣被人役使的外物便转而控制了我们。更有甚者，贪小利而忘大义，派生出不满的欲壑，长成吞象的蛇心，最终会一个跟头栽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相同的道理，不干我所不干的事。干不可以干的事，往往会损害别人，会被千夫所指，会受制裁。即使不受制裁，稍有良知，也会日不安夜不宁，问心有愧；良知即便全失，也免不了担惊受怕，饮食难甘，夜不成寐。干不愿干的事，就必须勉强自己，甚至要强迫自己，不能随心所欲，也无法尽心竭力，虽是举手之劳，也会觉得苦不堪言。事情干不好不说，严重的还会因此扭曲了自己、改变了自己，最终失去了精神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
话又说回来，不要自己不要的东西，不干自己不干的事，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其实很难。比如，现在有人正巴巴地送了礼来，要还是不要，就可能十分地伤神费心。这里，不但有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取舍，同时还有人情面子、人际关系的考虑。说到底，我们都是凡人，是凡人就难以超凡入圣。
虽然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因而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程度的做人原则。
做人的原则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对待学习、生活、工作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原则，也就是说有个做人做事的底线，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懂得哪些事应该努力去做好，哪些事可以做，而哪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
做人不能没有原则。没有了做人的原则，也就没有了衡量对与错的尺度，如果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那么，就很容易走入歧途，因为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时时事事都要受到社会公认的法律和道德等准则的约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
做人要有原则，但这些原则也是与时俱进的。社会在不断发展，观念在不断更新，需求也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法律和道德等准则会有所不同，这个时期这样做可能是对的，而同样的做法放在另一个时期就是错的，甚至是违法的。那么，做人的原则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做人要有原则，但还应当考虑到原则与发展的关系。有时候，做人的条条框框太多，并且养成了固有的行为习惯，则可能会束缚人的思维，让人失去开拓创新的精神，甚至思想僵化，很难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因此，人们在遵守做人的原则的同时，还要随时做出适当调整，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时刻能够适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不要让原则束缚和禁锢自己的思想。
低头的策略
是取还是舍，关键在于我们自身。一句话，当取则取，当舍则舍。只要来得正，黄金美玉不嫌重；来路不正，一瓢一饮也不轻。
低头人生，不妨“糊涂”过
人们总是想做聪明一方，而不愿成为糊涂之人，尤其是30岁前的年轻人，总是刻意表现出自己方方面面的聪明，殊不知，很多时候，糊涂也正是聪明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大智慧。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要总是过于表现自己的聪明，不妨适当地糊涂些。
大智若愚的人才难得糊涂
人人都知道郑板桥曾经说过“难得糊涂”四个字，但真正理解其含义的又有几人呢？更何况当今世风日下，人心浮躁，30岁前的很多年轻人都茫然不知所措。
当初郑板桥为官之时，将官场、世事看得太清楚、太明白、太透彻而又无以为释之时，又因其性情刚直，不谄媚、不圆滑，而不平不公之事太多，凭一己之力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在“糊涂”之中寻求遁世之术。
如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聪明，越聪明越好，越聪明越显示自己为人处世的高明。可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聪明过头，并非是件好事。王熙凤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吗？看来一个人还是别过于精明，知道的太多，事事计较，反而会让人伤神。
聪明有大聪明与小聪明之分，糊涂亦有真糊涂、假糊涂之别。
北宋人吕端，官至丞相，是三朝元老，他平时不拘小节，不计小过，仿佛很糊涂，但处理起朝政来，却机敏过人，毫不含糊。宋太宗称他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有一种人恰恰相反，只要是便宜就想占，只要是好处就想贪。为了一点小利，不顾前程；为了一点小过，争个你死我活。这种人看似聪明，其实再糊涂不过。
人毕竟没有三头六臂，当你事事比别人聪明时，总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和嫉妒，终究“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导致自己受到无谓的伤害，甚至牺牲。真正聪明、正直的人大可不必在一些琐碎小事上锱铢必较，此时“糊涂”一下又何妨？只要能在大事上、原则上保持清醒头脑就行了。为人处世，千万不要在小事上纠缠不休，搞得自己精疲力竭，心绪不宁，而到了大事面前，却又真的糊涂了。这样的生活，太得不偿失了。
小事糊涂者，轻权势、少功利、无烦恼，则终成正果；大事糊涂者，则朽木不可雕也。
俗话说：真正聪明的人，往往聪明得让人不以为其聪明。这句话的本意不也就是难得糊涂的内涵吗？聪明的人表面愚拙、糊涂，实则内心清楚明白，这不是一种更为高明的处事艺术吗？
“糊涂”常可使我们心境平静，无欲无贪，正如“值利害得失之会，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则起趋避之私”一样。没学“糊涂”学之人终于在凡尘俗世中不得安宁矣。
低头的策略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事情非要寻出个究竟，有时也是不现实的，倒不如多一点“糊涂”，少一点执拗，何尝不是另一番开朗、超脱的生活风光呢？
必要时学会“装”，藏住心思
为人处世是一门学问，甚至是用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勘破其中三昧的大学问。多少不甘寂寞的人穷原究委，试图领悟人生真谛，创造出自己人生的辉煌。然而人生的复杂性使人们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洞明人生的全部内涵，人们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又总是局限在事件的启迪上。
30岁前的年轻人要想活得潇洒，处世不能玩世不恭，游戏人生，但也不能太较真，认死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太认真了，就会对什么都看不惯，连一个朋友都容不下，把自己同社会隔绝开。肉眼看很干净的东西，拿到显微镜下，满目都是细菌；镜子很平，但在高倍放大镜下，就成了凹凸不平的山峦。如果我们“戴”着放大镜和显微镜生活，恐怕连饭都不敢吃了。再用放大镜去看别人的毛病，恐怕那家伙就罪不容诛了。
碰上貌似老实的人，人们往往一见如故，把“老底”全都抖给对方，也许会因此成为知心朋友。但在现实中，更多可能的情况是：你把心交给他，他却因此而看扁你，更有甚者会因此打起坏主意，暗算于你。所以说，在待人处世中，尤其是对摸不清底细的人，一定做到“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否则，吃亏受伤害的将是你自己。
李经理出差的时候在火车上遇见一位“港商”，二人一见如故，互换了名片。这位港商举手投足之间都显示出一种贵族气质，这使李经理对其身份毫不怀疑。恰巧二人的目的地相同，港商又对李经理的产品非常感兴趣，似有合作意向，李经理便与之同住一个宾馆，吃饭、出行几乎都在一起。这一天，李经理与一客户谈成了一笔生意，取出大笔现金放在包里。午饭后与港商在自己屋里聊天，不久李经理起身去卫生间，回来时出了一身冷汗：港商和那个装满钱的皮包都不见了！李经理赶紧报警。几天后案子破了，罪犯被抓获后李经理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什么港商，而是一个职业骗子。这让李经理对自己轻易相信他人、交出自己底细的做法痛悔不已。
要知道，秘密只能独享，不能作为礼物送人，再好的朋友，一旦你们的感情破裂，你的秘密将人尽皆知，受到伤害的人不仅是你，还有秘密中牵连到的所有人。
在人际交往中，有许多场合都可以使用“装”的办法，躲开别人说话的锋芒，然后避实就虚、猛然出击。其技巧关键在于躲闪避让的机智，虽是“装”，正如实施“苦肉计”一样，却一定要表演得自然。
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才能出众不是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往并不显露自己，因为过于显山露水只会让智慧发挥它的副作用，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后果。所以，刻意隐藏智慧往往是智者的第一选择。这其中自有智者对智慧的独特认识，但更多的还是他们对智慧的副作用心存忌惮。智慧会引人注目，但如果在引人注目之后不能为人效劳，就容易引起他人的嫉妒或忌惮，所以，智者都懂得隐藏智慧，保全自身。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总是那些不知收敛的人，他们的结局大多不妙。
因此，做人切忌恃才自傲，不知饶人。锋芒太露易遭嫉恨，更容易树敌，藏巧守拙才是长远之道。
西汉的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谋士，他智慧过人，屡出奇计，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大封功臣，请张良自选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张良推辞不受，最后被封为留侯。
对于张良的谦逊，很多人颇为不解。跟随张良多年的心腹一次忍不住问张良：“富贵荣华，这是人人都不愿放弃的，大人何以功成之时，一概不求呢？大人也曾是义气中人，这样销声匿迹，岂不太可惜了吗？请大人三思。”
张良随口一叹说：“正因如此，我才有如此的抉择啊。”
张良的心腹闻言一怔，茫然不语，张良低声说：“我年轻时，散尽家财，行刺秦王，追随沛公，唯恐义不倾尽，智有所穷，方有今日的虚名。时下大局已定，天下太平，谋略当是无用之物了，我还能彰显其能吗？谋有其时，智有其废，进退应时，方为智者啊。”
张良和外人从不袒露心声。好友探望他，他从不议论时事。一次，吕后因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之事派人求张良帮忙，软硬兼施之下，张良无奈出了主意，让吕后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邦一直崇敬这四个人，待见他们出山相助太子，大惊失色，自知太子羽翼已成，不得不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
吕后派人向张良致谢，张良却回绝说：“这都是皇后的高见，与我何干呢？请转奏皇后，此事千万不要再提起了。”
吕后听了使者回报，感叹良久，她对自己的妹妹说：“张良不居功是小，弃智绝俗才是大啊。我先前只知道他智谋超群，今日才知他是深不可测，非我等可以窥伺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