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食人间烟火，品理想人生
冯友兰先生说艺术家“清风明月的嗜好”是人生，制造家“神工鬼斧的创作”是人生，宗教家“覆天载地的仁爱”也是人生。而他自己则以“极高明而道中庸，闻旧邦以辅新命”为座右铭。于家国，他与之共沉浮；对人生，他取中庸之道。这既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的现实人生。
鲁迅先生写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中曾有“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之语，而胡适对解放前夕冯友兰滞留大陆之举评论说“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之右者。”在革命者眼里，冯友兰先生不够激进，因而是“安分守己”；在心仪西方文明的胡适先生看来，冯先生留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则是“蠢”——当时的冯友兰在国外也已经颇具盛名，若能飞往美国，此生定然无虞。但是他却选择了留在祖国“辅新命”，这就是他选择的“极高明”。
共产党进京城的前夕，冯友兰和妻子商议着何去何从，最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就待在北京等候解放军的到来来。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兄）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最为普遍的心理，冯友兰先生此举亦是合情合理。
在时代的动荡和变迁之中，像陈寅恪先生那样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境界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他自己也无奈地承认说“最是文人不自由”。文人如是，哲学家亦如是。冯友兰先生没有想过要遗世独立，而是选择在现实中去享受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他“道中庸”的人生哲学之演绎——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只要他相信有益于国，都会努力地与之和谐共处，尽己之力去辅佐，这样的人生才算得上是方游刃有余。因此他双足不离寸土，一直在人间烟火中在编制自己的人生理想。
如果说他的人生引起了当时和后来太多争议，那么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则无人能够视若无睹。
冯先生去世后，他的墓碑碑阴刻有古篆：“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指的就是先生创作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是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儒学大家辈出，熊十力先生由佛转儒，他的哲学体系中“中九西一”； 金岳霖先生受西方思维影响较深，惯用英语思考问题，然后再用汉语写出来，故其哲学为“中一西九”；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是“中五西五”，是真正的贯通中外。
百年前，中国人因严复而开始接纳西方学术；百年后，西方因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在众多的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者眼中，冯著的确堪称翘楚之作。”
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可超不可越”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谁都不能绕过冯先生，而只能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一部《中国哲学简史》，足以让“冯友兰”这三个字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哲学，其实就是本书所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无论是韩非还是墨翟，他们每一种思潮、代表的都是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民族文化。顺着历史的河流而下，魏晋玄学，宋明儒学，他们就是吸天地之精华的灵芝草，自己也成为了天地间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冯友兰先生就是把那些风景一一只给不知如何欣赏的我们看，告诉我们他们美在何处，他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分别。若能读懂，便在刹那间觉得天地为之一宽，领略到原来中国的文化可以如此丰厚。
冯友兰先生为我们解读人生的境界，解读中国的宗教，解读中国的阴阳五行，中国的诗词歌赋。这一些无不是徜徉在中华文化氛围中都能感受到却无法捕捉的。在他那深入浅出的字里行间走过的我们，也能读懂那千年文化之美，将它绕于指间，了然胸中。
冯友兰先生本人曾多次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一言以自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
他是否真的做到了？至少他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人世苍茫，能看清者又有几何？冯友兰先生辗转其中，沉醉于人间烟火，勾勒着关于人生理想的美丽图景。他的人生或许不完美，然后他的理想至今余响不断，让无数后人追之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