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美丽镜像
文化早已是一个经太多人评说的词，冯友兰先生称自己的见解是“老调重弹”。而唯有大家才能将老调弹出新意。冯友兰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家，他能毫不避讳“老调”，就在于他自信这首曲调有重弹的价值，而他也能够将它弹出新意。
第一章 算不上哲学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老调重弹中新生的传统文化
沧海桑田几人得见？正因为山海之难以变迁，所以那些有情人才一再发下“海誓山盟”。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如同高山之伟岸，大海之浩渺，但是有人却因不见山体增高，海岸变宽，便因此批评说中国文化没有进步。但是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若高山沧海在斗转星移之间都无丝毫变化，又何来亘穿古今的生命力？
冯友兰先生也说，孔子讲尧舜；董仲舒、何休讲孔子；朱晦庵、王阳明讲孔子；戴东原、焦循还是讲孔子。从表面上看好像古人拥有一切，而当今的人除了老调重弹，便一无所有。但是，其实孔子就是孔子，董仲舒也就是董仲舒。前人有学问，后人对前人学问的注解又是一种学问。比如郭象的庄子注，就是郭象自己的学问。
关于我国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有个“守仁格竹”的故事，他从小便有做圣贤想法，苦读朱熹的书，希望能从中获得通往圣贤之路的方法。他接受了朱熹的思想，认为人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来成圣，而学习的方法就是“格”。宋明理学的另一位伟大导师程伊川有了明确的指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于是王守仁就开始聚精会神、加班加点“格”上自家的竹子。
王守仁的父亲突然发现整天待在书房的儿子不见了，最后发现他在花园里一动不动地对着竹子发呆，于是问他：“你在干什么？”王守仁回答说：“我在参悟圣人之道！别吵我！”结果就这么没日没夜地“格”出来的结果是一场大病。
直到王守仁三十七岁那一年，他被贬谪到贵州，处境十分恶劣，他产生了疑问：如果圣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他再次联想到格物，突然有所领悟，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从此，他告别了程、朱的理学，苦心研究陆九渊的心学，加以继承和发挥，从中悟出自己的思想，并发扬光大。
或许有人会说，王守仁不过是在陆九渊的旧瓶子里加了点新酒，他的成果顶多算是一种混合酒。从这个观点推断，宋明的道学也只是在《中庸》和《大学》的基础上唱了两句新调子，也算不上什么贡献。实则不然，冯友兰先生就认为，即便我们承认这些学者确实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延伸，但也不能轻视和否定发挥引申的作用，因为这也是一种进步。一个小孩长成大人，大人也只不过是在发挥引申小孩早就具备或潜在具备的官能而已。蛋孵成鸡，鸡也只不过是在发挥引申鸡蛋所拥有的官能而已。难道我们可以说小孩就是大人，蛋就是鸡吗？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来说，潜能与现实大有区别，由潜能到现实就是进步。
在冯梦龙所编著的三言二拍中有一篇叫《碾玉观音》，里面有个故事写郡王得到一块美玉，却不知该雕琢成什么好，这时府中的碾玉匠崔宁站出来说：“块玉上尖下圆，甚是不好，只好碾一个南海观音。”果然完工之后十分精美。
如果不是崔宁的卓然见识和过人技艺，如果它落入了普通工匠之手，这块玉怎能把自己的优质发挥得恰到好处呢？学者的用旧瓶装新酒也是一样的道理，要把已有的文化发挥引申到新的高度，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中国文化看起来是一次又一次的老调重弹，可是在反复的弹奏中，有人能够领会古老曲风的精粹和神韵，沿着老调的暗示和指引创作新的旋律，达到新的境界。听起来大概相似，但是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你会发现这抑扬顿挫的旋律中，每一处细微的差别，都能演奏成另一篇包罗万象的恢弘乐章。
文化拾遗
反其意而用之：毛泽东曾写过一首《卜算子·咏梅》，上题“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诗文为：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陆游的原作：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两下比较，各有千秋。
“不够科学”的别种智慧
中医与西医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不同点：西医给出的药方总是精确到“克”，严谨而细致；而中医虽然有“钱”“两”等计量单位，但是总是习惯于看似随意地抓起一把药草放到炉中去煎。
初次接触中医的西方人士会对此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但是事实证明，中药看似不够科学，但有时却能解西医之不能解。如对高血压的治疗，中医的方式就更适合人体的健康。
这其实就是中西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文化或许不及西方的“科学”，但是同样有效，甚至在与人类心灵的共鸣上比西方文化贴得更近，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智慧。
冯友兰先生先生把中国历史和若干世纪前的欧洲历史相比较，看出虽然它们不同类，却是在一个水平上的。而中国文化没有受过正式的科学影响和辅助，与西洋相比，就显得问题简单论证缺乏而不够科学了。
中国文化的产生，大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是同一时期，或者更早。而中国文化却不同西方那样在现代的开端产生科学，冯友兰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
虽然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体系，许多不同的价值标准，从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于是人们对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同。
从儒家开始，推崇的是自然与人为这两种极端观点的中道，道家的教义是复归自然，而墨家却是站在功利主义的人为立场。三家相比，儒家更接近道家。这是中国思想中有开创性的三个类型。三派斗争的结果是，墨家失败了。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墨家体系本身有缺点，尽管墨子本人人格伟大，但是他一离去，人们也就抛弃了墨家。从秦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也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之后的佛教更是极端的“自然”类型。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的心灵徘徊于儒、释、道之间。再之后有了道学的产生，也是关于人生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说。
这就形成了中国和欧洲的不同：欧洲是认识和控制物质，而中国是认识和控制心灵。正是因为欧洲科学从物出发，才养成了精确严密的习惯。
但是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然缺少清楚的思想，然而得到的补偿，是较多理性的幸福。中国学者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他们希望知道和征服的，是人类自己。道家看来，物质财富会扰乱人心，而儒家看来，虽然物质不像道家说的那么坏，但也绝对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
比较有趣的是，冯友兰先生认为虽然欧洲能将注意力从天上转到人间，但是他们的一切学问都属于“人为”路线。冯友兰先生将基督教创立之前的“斯多噶主义”比作欧洲思想的“自然”路线，它教人事奉心内的神。可是后来的基督教却教人事奉外在的上帝。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却是一个罪人。由此欧洲的心灵，就用上帝存在的证明，把自己占据了。现代欧洲继承了认识和证实外界的精神，强调我们有什么，是外向的。而内向的中国强调的则是，我们是什么。
冯友兰先生说，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事实与之相反，那么中国人几千年的心力便会警告子孙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寻求什么了。那么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的智慧，确确实实是成功的。
文化拾遗
斯多亚学派：又译为斯多噶学派，斯多葛学派。邮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约於西元前305年左右创立。斯多噶（Stoa)这个词汇来源于Stoa poikile（屋顶的柱廊），据说当时他们常在此种建筑下讲学聚会。他们主张宇宙是绝对的理性，理性能提供「共同概念」，使人人具有共同的经验，从而就形成了知识、真理的标准。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主义
孟子也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当学生问他何为浩然之气时，孟子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以与道；无是，馁也。”
气是一种最广大、最刚强的东西，用正义来培养它而不加损害，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它必须与义和道相匹配，没有它们，气就没有力量了。
孟子说的“难言”，因其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神秘所在。
冯友兰先生先生说：若去此隔阂，则个人与宇宙，即复合而为一，而所谓神秘底境界，即以得到。神秘主义“专指一种哲学，承认有所为‘万物一体’之境界者；在此境界 ，个人与‘全’（宇宙之全），合二而一；所谓主观客观、人我内外之分，俱已不存。”
个人和宇宙应该有物我之别的，我就是我，天就是天，但是中国文化中，总是倾向于天人合一。冯友兰先生先生说在中国哲学中势力最大的儒道两家“皆以神秘底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这种神秘的境界和修养即是天人合一。
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就是与天地同游的境界，他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南郭子綦靠着几案而坐，仰首向天缓缓地吐着气，那离神去智的样子真好像精神脱出了躯体。
他的学生颜成子游陪站在他身边，问道：“这是怎么啦？形体诚然可以使它像干枯的树木，精神和思想难道也可以使它像死灰那样吗？你今天凭几而坐，跟往昔凭几而坐的情景大不一样呢。”
子綦回答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时因为今天我忘掉了自己。你听见过‘人籁’却没有听见过‘地籁’，你即使听见过‘地籁’却没有听见过‘天籁’啊！”
子游问：“我冒昧地请教它们的真实含意。”
子綦说：“大地吐出的气，名字叫风。风不发作则已，一旦发作整个大地上数不清的窍孔都怒吼起来。你独独没有听过那呼呼的风声吗？山陵上陡峭峥嵘的各种去处，百围大树上无数的窍孔，有的像鼻子，有的像嘴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圆柱上插入横木的方孔，有的像圈围的栅栏，有的像舂米的臼窝，有的像深池，有的像浅池。它们发出的声音，像湍急的流水声，像迅疾的箭镞声，像大声的呵叱声，像细细的呼吸声，像放声叫喊，像嚎啕大哭，像在山谷里深沉回荡，像鸟儿鸣叫叽喳，真好像前面在呜呜唱导，后面在呼呼随和。清风徐徐就有小小的和声，长风呼呼便有大的反响，迅猛的暴风突然停歇，万般窍穴也就寂然无声。你难道不曾看见风儿过处万物随风摇曳晃动的样子吗？”
子游说：“地籁是从万种窍穴里发出的风声，人籁是从比并的各种不同的竹管里发出的声音。我再冒昧地向你请教什么是天籁。”
子綦说：“天籁虽然有万般不同，但使它们发生和停息的都是出于自身，发动者还有谁呢？”
山谷的风声、小溪中的水流声、鸟儿的鸣叫声这些声响和人自身发出的声音都是可以共享的，它们一起合奏出的就是天籁，也就是自然之音。在这曲合奏中，个人已经完全融在了自然之中。也是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庄子说：“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至人实在是神妙不测啊！林泽焚烧不能使他感到热，黄河、汉水封冻了不能使他感到冷，迅疾的雷霆劈山破岩、狂风翻江倒海不能使他感到震惊。假如这样，便可驾驭云气，骑乘日月，在四海之外遨游，死和生对于他自身都没有变化，何况利与害这些微不足道的端绪呢！”
他和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最后通往的不都是天地吗？儒学发展到后来，分有理学和心学二派，即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这两派一个主张天理在外，一个主张理在人心，但是在“个人与天理合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朱熹说：“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可见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天地之理，若能够“格物致知”，从万事万物身上去钻研，定能最终豁然开朗，明白天地至理。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道理万千变，总不过人心，故可以及推人，可从一人见一国，从一家看天下。
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山上的僧人不知道如何计算甲子日历，只有从树上凋落的叶子那里才能分辨出秋天何时到来。回到最初的人类那里，无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的人就如同道家所说的婴儿一般，与天相相通。
文化拾遗
营魄合一：老子说“载营魄合一，能无离乎！”营魄，即魂魄，如果能够做到精神和身体合一，便能够自由地出入天地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