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习传统文化，悟哲学精华 (1)
向西方学习“爱智慧”
哲学的本意就是爱智慧，而第一个使用这个词汇的人是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一次，菲罗斯僭主勒翁邀请毕达哥拉斯观看竞技比赛。盛大的竞技场里人山人海，场面恢宏。毕达哥拉斯与勒翁谈天说地，气氛和谐。勒翁很钦佩毕达哥拉斯的知识学问，看到竞技场里各种身份的人士和竞技台上身怀绝技的勇士，便转身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样的人。
毕达哥拉斯说：“我是哲学家（古希腊语，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
勒翁问：“为什么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
毕达哥拉斯说：“只有神是智慧的，人最多是爱智慧。就像今天来竞技场的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来做买卖挣钱的，有的是无所事事闲逛的，而最好的人是沉思的观众。如同生活中，不少人为卑微的欲望追求名利，只有哲学家寻求真理。”
全人类都在寻求着真理，因为不管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如何，这一点是不变的。因此东西文化可以相互借鉴。而冯友兰先生先生对学习中国哲学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钻研西方哲学，原因在于“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
和中国的哲学家们一样，西方的哲学家开始时也从一些简单的物质入手去解释世界。“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构成的，同是米利都学派的阿纳克西曼德认为是一种抽象的其他物质，阿那克西美尼则说是气。但是到了毕达哥拉斯之后，西方的哲学产生了关键的转变。
孔子和毕达哥拉斯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从对音乐的不同理解上就可以看出些许东西文化的差异。
有一天，毕达哥拉斯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铁锤打击铁砧的声音，辨听出了四度、五度和八度三种和谐音。他猜想是由于铁锤重量的不同导致了声音的不同，于是通过称量不同铁锤的重量确认了这种关系。
随后，他又在竖琴上做进一步试验。根据不同长度弦的振动，发现了弦的长短与和谐音的关系。证明音乐中蕴藏着数的奥秘，竖琴之所以能发出悦耳的音调，是因为合乎一定数的关系。他甚至认为灵魂就是一种和谐。
毕达哥拉斯比任何人更早把一种看来好像是质的现象——声音的和谐——量化，从而率先建立了日后成为西方音乐基础的数学学说。数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把世界看作是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系统地对世界做出解释，可以把物质再往分子、原子一一解剖下去。由此，西方的哲学发展到后来总是逻辑严密，推理清晰，分类合理，体系由此而成。
而孔子不会去关注声音产生的原因，去探究物理学。他所看重的是音乐的教化功能。
孔子听了《周南》《召南》后赞叹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他从二南中反映的民情看到了周代教化的基础，那就是民心勤劳而不埋怨。
听了《小雅》后，孔子又评论道：“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孔子认为音乐中所表现的是百姓虽然有忧心，但是并没有背叛之意，有怨言但不直接吐露，这是因为周德虽衰，但是先王遗民还在，因此教化依然存在。
从这里可以亦可看出孔子的论述只是只言片语，而且不从逻辑出发；比他稍早的老子谈起哲学则是玄而又玄，虽然其中蕴含着精辟的辩证法思想，却并没有做有条理的论述。其后的庄子和韩非子则更多地用比喻和寓言来说服他人，因此，中国的哲学并没有建立“系统”的理念，而这正是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
冯友兰先生先生基此提出了四条建议：第一，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形式逻辑；第二，须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哲学哲论；第三，须精读三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哲学专论：一形上学，二人生论，三认识论；第四，须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西洋哲学史。期待后学能够从中受益。
文化拾遗
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创立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极大地发展了辩证法。他的辩证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阶段。他的哲学是对三个阶段的描述，因而相应地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组成。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
博闻强识，网罗历史
牛顿说，如果说我能比前人取得更高的成就，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前人所积累下来的点点滴滴经验和知识，再创造就成了无源之水，无图之木，徒然搁在空中的花园。
要钻研中国传统文化，从西方文化那里学得了分条析缕的方法依然是远远不够的。如同要建造高楼大厦，仅仅知道如何才能把它设计得布局合理宜人居住，却没有适合于本地人的审美观，没有建筑的材料，不知道如何辨别材料的优劣，怎么可能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房子呢？因此，冯友兰先生先生把“搜集哲学史料”摆在第二的位置。他还把史料分为了三种：原料、副料和旁料。
原料最是原汁原味，它指的是纯粹的哲学著作，“中国历代哲人自己之著作”，如朱熹的《语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等。对这些史料，冯先生提出了四道搜集的手续：一是全部浏览，把哲学著作通通粗看一遍，这样心中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第二层是严格遴选，按照一定的中心思想去找寻相关的材料，以此作证，去粗取精；第三层是考辩真伪，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其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算有很多不错的著作，也难以令人完全置信。如同现在一样，为了增加著作的名气，有很多托名之作，如李贽的名气很大，他对《水浒传》做了点评后，当时又有很多《水浒》的版本借他的名以刊行；还有一些是后人借前人之名的伪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对很多著作的真伪提出了质疑。《大乘止观法门》，题的是慧思作，实则不然。如果不能弄清，冯先生说，“则便有紊乱进化系统，颠倒事实是非之危险”。最后一层是整理会通，进行文字上的校勘注释和思想上的提纲挈领，这也是水到渠成。
副料指的是别人所作的有关中国历代哲人及其哲学之著作。如《周易》、《老子》等著作或者年代久远，或者本就玄妙难解，所以后人会对其进行注释和解释，有些注释会一注再注。这些著作不仅有助于对原著的理解，而且对保存史料也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很多著作原书因各种原因已经佚失，如战乱，如焚书坑儒，如火烧藏书楼，只能从后所做的文献中找到那些文字。冯友兰先生先生就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等史料“有补助原料不足之功用；如果一哲人的原著散佚，便可引用此类哲学史料，补其缺憾。”
最后提到的旁料，冯先生自称是“杜撰”的。旁料指的其实就是除了原料和副料等正面哲学史料之外可参考的文献，取旁征博引之义，故曰“旁料”，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历代的正史和野史。哲学本来就是流动于人类历史中的思潮，不可能离开社会生活。这些文献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扩充学习者的见识，对掌握哲学的传承关系等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冯友兰先生先生说：在这些“史”中，我们可以见这人的时代背景，及这人的品性身世。哲人的哲学，是这人的品行之表演，是哲人的时代背景之反映。
这三种料滋味各异，地位也有所不同，这从它们与“哲学”关系的远近就可以看出。原料是主食，填饱肚子由它当先；副料是油盐，加了这些才是一道完整的菜；旁料就是依据各人口味可增加的葱花或胡椒粉之类的，让这道菜更加得色香味俱全。如果能把这些料运用得得心应手，必然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烹调师，在中国文化中自在遨游。
文化拾遗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编撰的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能够将各种类型的小说及其发展放在当时社会各种条件下进行考察，所以具有较高的科学性。郭沫若把它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
注疏：对前人的文章做注解称为“注”，对注解再做注释称为“疏”。
分期别派看”迹团”
中国的山水画中，往往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五岳之貌，以此展现中华大地的锦绣河山。迹团这个由梁启超先生所创的词想要表达的也当是这个意思。迹团，是“事迹迹团”的简称，表示的是整个的“哲学在中国实际发展之事迹”中之一小段事迹。有关中国哲学的事迹太多，就如同中国大小峰峦无数一样，要想领略江山多娇，唯有将最为显著的提出来才好。
梁启超说：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这段话讲得极为真诚，中国的山河如此众多，描绘到地图上的也不过是几个而已。虽不能以偏概全，但是祖国的大致风貌却由此可见。至于如何划分迹团，冯友兰先生先生也提出了三个方法，即分期、别派、明域。这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三个方法。
分期自然是按照时间的推进来划分的，冯友兰先生先生认为分期的标准应当是“哲学思潮起伏的段落”或“历史的类型”。
其次是别派。同一时期的不同哲学家可能门户不同，主张各异。要理清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就要弄明白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别派的标准时“师承关系与思想相类”。显而易见，有师承关系的或者思想相类的当属于一派；无师承关系的活着思想不同的则分属两派。师承有关系关系的如程颢、程颐与朱熹，所以有“程朱理学”，有老庄与郭象，所以玄学与道家是一脉，他们的思想也都相类；无师承关系、思想不同的如孔子与老子，很明白。大的流派下还可以再分出小门派，如大江支流一般。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就有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之别；两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也是道家的一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