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习传统文化，悟哲学精华 (2)
第三个就是明域。地域不仅对各国的政治有影响，产生地缘政治，对学派思潮的流行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不也有法兰克福学派、米利都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等的吗？中国也是，最早的有战国时期的稷下学派，东汉时有“荆州学派”，宋代之后又有浙派、闽派、江西派等等，彼此争锋，各不相让。在研究上古时期的《离骚》与《诗经》时，学者们证实了环境对于文学产生的影响。《诗经》发源于中原地区，有北方人民的淳朴直爽，内容贴近现实生活；《离骚》来自于重祭祀信鬼神的湘水之畔，所以又带有瑰丽奇幻的想象，上天入地。因此要深入地读懂这些文化，地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这三者，分期是时间上的，明域是空间上的，别派是迹团的内容，这三者若都能够弄清楚，那么中国文化的迹团也显而易见了，冯友兰先生先生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初步入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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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学是一种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的地理因素，经营政治的手段及方法。有的学者强调海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他的理论被称为海权论。而有的则提出陆心说，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
知人论世，解读人物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事实上，不仅仅是所交之友如何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整个时代背景本身就是最大的影响。只是交友可以选择，而自己出生的时代则无法选择。冯友兰先生先生提出的第四点“探索时代背景”和第五点“审查哲人身世”也正是基于此。这两个方法其实是一致的，如果顺着历史的河流溯游而上，同样也能在儒家那里找到回音。
孔子曾提出了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美学标准，那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其后的孟子对儒家文学思想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不亚于此，那就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曾对万章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之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善士自然与善士结交，所以要去懂一个人究竟如何，看他所结交的对象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而对于古人，要读懂他的作品，既要了解他的为人品德，还应该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王国维说：由其世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
把作者置身于时代背景更加深入地了解他，这样他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冯友兰先生先生把“知人论世”进一步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说，时代背景是组成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原素，中国哲学史中历代哲人的哲学便是由它反映而出。它的内容，非常复杂，撮要言之，则有经济构造、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等。有关这些的资料，就是冯友兰先生先生之前所说的旁料。
关于哲人的身世，冯友兰先生先生又非常细致地把它分为了五个方面：一是所属阶级，这与其意识形态相关；二是所属家庭；三是所受教育；四是际遇；五是气质。
方仲永家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时，从未见过笔墨纸砚，忽然有一天却哭着向家人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作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命他以物为题来写诗，他都立刻能够完成，诗的文采与寓意具备。同乡的人感到非常惊奇，请他父亲去作客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更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见此有利可图，于是每天牵着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一天，方仲永读了《乐羊子妻》，告诉父亲说：“古代有个叫乐羊子的人，到远方寻师学艺，因为思念家人，学了一半就回家了。他的妻子正在织布，于是拿起剪刀到了织布机那里剪断了布。学习也像在织布机上织布，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您每天带着我去见乡里的人（炫耀），很长时间了。我想拜师学习，也许会有所成就。”父亲笑着说：“你曾经说过《卖油翁》。康肃公成尧资善于射箭，举世无双”卖友翁从钱眼里把油倒进葫芦而钱没有沾上油，都是因为熟练了。现在你每天都能拿任意一件东西作诗，不也很熟练吗，还用学吗？更何况人家把咱们当成客人对待，有时还送给我钱币，这个利益很大了，怎么能停止呢？”最终没有让他继续学习。
等仲永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不再像幼时那般突出了；等他长到二十多岁，已经和普通人无异了。
方仲永从一个神童最后被埋没在草芥之中，实在是可惜。对此要负主要责任的自然是他的父亲，也就是家庭，然后涉及到教育。江山代有人才出，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不会因为方仲永一个人如何而有什么改变，但是对于方仲永个人来说，时代未必就毫无责任。如果放在今天，每个孩子都要接受义务教育，事情会不会有所好转？这个可能是存在的。
不论是研究哪个文学家或者哲学家或艺术家的作品，都无法不结合他的身世背景。如一部《红楼梦》，如果没有考证出曹雪芹的家世，不知道他写作时的境况，对书中所写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对“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能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吗？如果不知道梵高的人生经历，又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地去看他的《星空》和《向日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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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荷兰印象派画家。他最初的作品，情调常是低沉的，可是后来，他大量的作品即一变低沉而为响亮和明朗。为了纪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他画了一幅阳光下《盛开的桃花》，并题写诗句说：“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抽丝剥茧，学以致用
有人说，中国人的精神内涵中之所以缺乏创新精神，追本溯源，祸根在于孔子所提出来的“述而不作”，即只阐释前人的见解而不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个说法的存在自然有其道理所在，但是如果回到实践中，就会发现这个论点多少有些似是而非。
述而不作在实践中往往会变成述中有作，因为每个人在通读他人作品并加以解释中必然会加入自己的见解和心得体，如此学问才不至于僵化而能够以青春的面貌流传到今天，因此后世那些阐释经典的学者们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作。
冯友兰先生先生说，评论历代哲人之哲学，即是专家研究，亦称述学。述学者，“用科学的方法，存疑的态度，精密的思想，谨严的文笔，把握哲人的哲学之体系、来源、影响和得失，依次予以描写叙述”之谓也。可见，要把文化推向更高的层次，应当对前人的著作用心翻阅。
对此，冯友兰先生先生也提出了四层述学的手续。
首先是搜寻哲人的哲学之来源。没有一个哲学家的学问可以无师自通，每个有所成就者必然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冯友兰先生先生就说，庄子的哲学成于“剽窃儒墨”，朱熹的哲学成于折衷周程张邵。弄清楚他哲学之来龙去脉，才不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
然后是研究这位哲学家自己的哲学体系。但凡有所成就者，必然是有所创新者。因此如果他本身的著作就已经很有条理，按其叙述即可；如果不是很有条理，就把他的思想实质提炼出来，如此才能更好地得其真味。要为自己心中的疑问找寻答案：他的人生论和认识论是什么？他提出了哪些问题？他是用那种方法来解决的？采用了什么论证？得出了哪些结论？以此而推，该哲学家的哲学就能够在自己的心中有清晰的展现了。
杜甫被公认为是我国的“诗圣”，他如是说自己的学习心得：“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他远师风骚，在《诗经》中学习其现实精神，关心国计民生；在《离骚》那里学习其语言的瑰丽和想象的丰富。对于当时评价不是很高的六朝诗歌他评价颇高，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对于初唐四杰同样很推崇。在诗体方面，他从祖父杜审言那里又精心学习了格律的运用，融会贯通，他的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无人能够超越。
第三部分就是去考察他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位大家何以能够在历史上占据这样的地位？屈原衣披后世，非一代也，贾谊、司马迁等都受过他的熏染。他的《离骚》能够和《诗经》并提，自然是因其对后世的影响使然，这二者并开了中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传统。
杜甫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写的乐府诗，是白居易和元稹新乐府诗歌的先声，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律诗混融一体，为李商隐所借鉴；晚唐的贾岛学其炼字造句，形成苦吟一派；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追步杜诗奇峭的一面，而形成“江西诗派”；清代的杜浚、屈大均、沈德潜等人也都仰其恩泽。与此对照的是他在国破家亡之时表现出的心忧天下之情。文天祥被俘后，在燕京狱中每天读杜诗，集杜诗的五言句，他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甫是“诗圣”，但他不仅仅圣在诗，更在人。
冯友兰先生先生指出可从三个方面去去看哲学家之哲学的影响：一是他对于以后的哲学界的影响，一是对当时的哲学界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对于当时和以后的政治社会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影响。
最后一点就是评判哲人的得失。这就需要在前面的工作都完成的前提下才能去做，先入乎其内，方能出乎其外，正是这个道理。批判得失也有两种方法：一是在他自己的系统内批判他自己的得失，标准时该哲学采用的论证能够自圆其说；一时在他自己的系统外批评他自己的得失，标准时该哲学所得的结论，是否有价值，与他所想要解释的客观事实是否相契合。需要注意的是，要把他的观点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解释，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看待，否则就是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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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程张邵：周即周敦颐，程即二程，张即张载，邵即邵雍，这五个人都是北宋理学家，又称为北宋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