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儒墨，贵族与平民的相互审视
刀和剑的较量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指的自然是儒家，而侠指的主要就是墨家。如果用器物来作为两者的代表的话，那么一者是剑，另一者就是刀。
有一天，子路身着戎装，全副武装地来拜见孔子，见到夫子后，拔起剑就舞了起来，问：“夫子，古时的君子，也是用剑来自卫的吧？”
孔子答道：“古时的君子，以忠义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用仁爱作为自己的护卫，虽然不出窄小的屋子，却知道千里之外的大事。有不善的人，就用忠信来感化他；有暴乱侵扰的人，则用仁义来使他们安定。这样，又何须持剑使用武力呢？”
子路听了非常的敬佩，感慨道：“啊！我今天才听到这样的话，我愿从今以后，至诚恭敬地向您求教啊！”
现在留心去看各种孔子画像或者是雕塑就能发现，孔子的腰上也佩着剑。孔子会武，但剑的杀伤性并不强，只是一种贵族身份的象征而已。如韩信在落魄之际始终守护着他的剑，就是以此明志，将来定要出人头地。
而墨子则不同，之前已经说过墨家来自游侠，他们是真正的侠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能够产生这种威力的就是刀。刀是平民的象征，没有剑漂亮，但却实用。
剑与刀的分别，来自他们各自特殊的地位。冯友兰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是依附于贵族的专门人才，他们自己也属于社会的上层。后来儒生继续来自上层或中层姐姐，侠则更多来自下层阶级。
儒墨的对立从对礼乐态度上就可以彰显出来，因为礼乐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孔子55岁时，因对鲁国政治的失望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他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也没让他参与政事。后来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孔子59岁时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碰上了战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不满意他们的所作所为，怕他得到重用，于是派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孔子师徒绝粮7日，最后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孔子不惜半生颠沛流离而孜孜以求的就是周朝礼乐的恢复。“礼别异，乐合同”，礼就是教导人们要谨守本分，不得做逾越自己地位之事。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征讨就冒犯了周天子的尊严。乐就是润滑剂，三教九流之人都能够欣赏音乐。乐的合同，还是以别异为前提的。
但是墨家则不然，他视礼乐为繁文缛节，认为这是贵族骄奢淫逸的表现，是对百姓的剥削。这一点和老子有共通之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其中除了老子个人辩证的哲理内涵，也是出于他对现实的激愤。他作为史官，看惯了贵族们的奢侈生活，他们要求工匠制造各种乐器，令厨师烹饪各种美味，在田野上狩猎来显示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还争相搜罗各色珠宝相互攀比。而这些离下层的百姓何其遥远。
墨子也认为这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所以要求简化礼乐，减轻下层百姓的负担。
冯友兰先生先生说：孔子是一位文雅有修养的君子，墨子则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布道家。当孔子风尘仆仆地行走于荒田阡陌之间，旅途劳顿，衣衫破旧，但依然仗剑而立，再多的风尘也掩不住他的贵族气质；墨子则在刀锯之间和百姓侃侃而谈，宣扬着他的兼爱非攻。
文化拾遗
良马可驾：墨子对弟子耕柱子发脾气，耕柱子说：“难道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吗？”
墨子问：“我想要上太行山去，可用良马驾车，也可用羊来驾车，那么用什么来驾车呢？”
耕柱子答道：“用良马驾车。”
墨子问：“为什么用良马驾车呢？”
耕柱子说：“因为良马可以负得起驾车上山的责任。”
墨子说：“我也是认为你能负得起责任啊。”
阳春白雪之于下里巴人
儒墨两家，一者在庙堂上徘徊，讲授阳春白雪；另一者则处在江湖之远，为下里巴人呐喊。他们的冲突在所难免。冯友兰先生就称墨子为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
墨子明确提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其一，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悦"。其二，儒者坚持厚葬，父母死后实行三年之丧，因此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其三，儒者强调音乐，造成同样的后果。其四，儒者相信前定的命运，造成人们懒惰，把自己委之于命运。
这四点分歧和他们的地位差别同样是分不开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和上篇中儒墨两家对礼乐的不同态度相结合的，在此就不再赘言了。
有一天，季路向孔子询问应该怎样去事奉鬼神。
孔子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反问道：“连活的人都没有能够相处好，为什么要谈事奉鬼的事情呢？”
季路并不满意，于是又问：“请问死是怎么回事？”
孔子再次反问道：“还不知道活着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呢？”
儒家是不信鬼神的，儒墨两家还就此有一场辩论。
公孟子曾说说：“鬼神是没有的。”但又说道：“君子必学祭祀。”
墨子说：“主张没有鬼神却又学祭祀，就好比没有客人而去学待客礼一样，没有鱼而去结网一样。”
墨子在这里嘲笑了儒家不信鬼神却重祭祀的言行矛盾。其实当时的社会中，一些有学识有思想的人已经开始不信天地鬼神了，儒家的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因此能够对鬼神之说提出质疑。而墨家来自于教育水平不高的下层百姓，是他们鬼神观的代表。
墨家对鬼神的信仰其实是和他们兼爱的理念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认为鬼神对待世人都是平等的，他监督世人的言行，希望他们彼此相爱。违背这一原则的人就会受到惩处。墨子和他的学生有一些关于鬼神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墨子很有意思的态度。
有一个在墨子门下求学的人，对墨子说：“先生认为鬼神明智，能给人带来祸福，给从善的人富裕，给施暴的人祸患。现在我侍奉先生已经很久了，但福却不到来。或许先生的话有不精确的地方？鬼神也许不明智？要不，我为什么得不到福呢？”
墨子说：“即使你得不到福，我的话为什么不精确呢？而鬼神又为什么不明智呢？你可听说过隐藏犯人是有罪的吗？”
这人回答说：“没听说过。”
墨子说：“现在有一个人，他的贤能胜过你的十倍，你能十倍地称誉他，而只是一次称誉自己吗？”
这人回答说：“不能。”
墨子又问：“现在有人的贤能胜过你百倍，你能终身称誉他的长处，而一次也不称誉自己吗？”
这人回答说：“不能。”
墨子说：“隐藏一个都有罪，现你所隐藏的这么多，将有重罪，还求什么福？”
还有一次，墨子有病了，跌鼻进来问他说：“先生认为鬼神是明智的，能造成祸福，从事善事的就奖赏他，从事不善事的就惩罚他。现在先生作为圣人，为什么还得病呢？或许先生的言论有不精确的地方？鬼神也不是明智的？”
墨子答道：“即使我有病，而鬼神为什么不明智呢？人得病的原因很多，有从寒暑中得来的，有从劳苦中得来的，好象房屋有一百个门，只关上一个门，盗贼何门不可以进来呢？”
可见，人的祸福并不是完全由鬼神起作用的，墨子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虽然相信天这种外在的天的力量，但又主张自身的努力，反对儒家的天命观。只是他的反对却找错了点，因为他没有理解儒家所说的天命。
前面已经说过儒家的天命观并非完全是听天由命，而是在尽人事后的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当自己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之后平静地去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部分，这才是“知命”。
从墨家对儒家的批判来看，他们最根本的不相容之处还是从礼乐引申出来的，在鬼神和天命上存在着误解，因此其矛盾也是似是而非的。
文化拾遗
求学在己：有一人游学于墨子门下。
墨子问：“为什么不学呢？”
那人答道：“我族人没有求学者。”
墨子说：“不对：凡爱美的，难道说我族人没有爱美的，就不爱美了吗？凡是希望得富贵的，难道说我族人没有人想得到富贵，就不希望了吗？爱美和希望富贵的，不管别人如何，自己总要努力追求它。何况‘义’乃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何必要看别人呢？一定要努力追求它呀！”
诗情与宗教，矛盾似是而非
苏东坡面对着大江东去，忆起了千古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以酒相敬：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他所对的是空空的天地之间大江流，那些英雄人物早已化为尘土，当年的伟业也无迹可寻。如此，苏轼的祭奠才更显浪漫豪迈。
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诗情：儒家不信鬼神而重祭祀，体现的是一种“诗情”。
每逢清明到来，中国人总会去祭扫祖先的坟墓。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对鬼神的信仰，但是发展到后来，“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犹豫信奉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见有生之年难以亲眼目睹山河归一，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他的后人自当铭记这样的遗志，将先祖的心愿放在自己的生命中。
在祠堂中，面对着祖先的牌位，儒生心中缅怀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它们所代表的去世的先祖。对着已经逝去的人物，心里涌动着真挚的情感，这种浪漫情，不独是对祖先如此，想到每个会引起自己内心共鸣的历史人物，都会想要隔着时空与他对话。
杜甫就写了很多首缅怀诸葛亮的诗篇：“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等等。游武侯祠时。他的祭奠并不是因为相信诸葛亮的鬼魂会看到这一切，也不是和他的鬼魂在对话，而是把诸葛亮当做一个有血有肉依然存在着的现实的人而与之一同悲戚。
因此不信鬼神与重祭祀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存在。
同样，墨家既信奉鬼神，却反对丧葬和祭祀祖先时的繁文缛节，看似矛盾，而实际上也有他的道理。
如前所述，墨家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了推行其“兼爱”的理论，最后受惠的是百姓；而在祭祀和丧葬中主张“节用”，同样也是从平民百姓的利益出发的，减轻百姓的负担。
墨子对公孟子说：“按照丧礼，君和父、母、妻、长子死，三年丧服，伯叔兄弟一年丧服，戚族人五个月丧服，姑、姐、舅父、甥都有几个月的丧服。在不守丧的期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要是依你的话，那么君子哪一天才可以治事？百姓哪一天才可以工作呢？”
公孟子说：“国家乱就去治理它，国治就作礼乐；贫就去工作，国家殷富就作礼乐。”
墨子说；”国家所以治的原因，是因为去治理它。所以才治呀！如果治理废弃，国家的治也废弃了。国家的殷富，是因为工作才富。如果停止工作，那就没有国家的富了。因此既然是治理国家，就必须勤勉不已，然后才可以达到目的。你现在说：国治作礼乐，乱就去治他。这譬如吃饭哽住咽喉想喝水才去凿井，人死了才去找医生一样。从前三代暴王，桀纣幽厉等，盛行声乐，不顾百姓，因而身被刑戮，国为虚厉，都是这样做的结果。”
墨子的考虑是非常现实的。逝者已逝，国家应该为活着的百姓而服务。况且，很多统治者并不是通过仪式来对先祖心存敬畏，而只是劳民伤财而已。因此，薄葬节礼才是最佳的选择。
由此可见，儒墨两家自身内部其实都是自成一体而没有矛盾的。而作为中国的两大显学，这两家虽然在很多具体的意见上有着鲜明的分歧，一者自上而下，一者自下而上，但是也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仁民爱物”之情。
从礼仪来看，儒家主张的礼仪是一种浪费，但是儒家正是以此作为“深情”的表示；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儒家不也是极力推行“仁政”而反对“霸道”吗？他们站在历史河流的两岸，都努力地想要遏制历史的风浪，创造一个清平世界，这份理想情怀，令人景仰。
文化拾遗
称颂先王：巫马子对墨子说：“舍弃当今的人，而去称颂古代的圣王，这是称颂枯骨啊。就像木匠一样，只知道干枯的木材，而不知道活生生的树木。”
墨子说：“天下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先王的学说教导的结果。现在称颂先王，就是称颂使天下得以生存的先王学说。该称颂的却不加以称颂，这就是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