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道家与法家的两级斗争 (1)
人性是天真还是邪恶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是苏东坡的一首诗《洗儿》，回顾自己的一声，他看到的是聪明给自己带来的困扰。他所说的愚且鲁，其实就是道家所说的人没有开化时最自然的状态。这时候的人，见花有花之形色而无花之名称。《道德经》中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因为人原本就是天真的，外面附加上去的东西，反而使人受累。道家常说的“婴儿”所代表的就是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随着人的长大，虽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很多风雨，但是豪华落尽依然可以见到真淳所在。
孔子的徒弟子贡从南方的楚国返回晋国，经过汉水南岸时，看见一位老人在菜园中劳动。这位老人凿通一条地道到井边，抱着瓮装水过来灌溉，费了很大的劲，效果却很差。
子贡说：“现在有一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一百块菜园，用力很小而效果很好，老人家不想要吗？”
种菜老人抬起头来看着子贡说：“怎么做呢？”
子贡说：“削凿木头做成机器，后面重前面轻，提水就像抽引一样，快得像沸水流溢。这种机械叫做槔。”
种菜老人面带怒容，讥笑子贡说：“我听我的老师说：‘使用机械的人，一定会进行机巧之事；进行机巧之事的人，一定会生出机巧之心。机巧之心存在于心中，就无法保持纯净状态；无法保持纯净状态，心神就会不安宁；心神不安宁，是无法体验大道的。’所以，我不是不懂得使用机械，而是因为觉得羞愧才不用的。”
子贡满脸羞愧，低着头不说话。
子贡的方式显然要聪明得多，但是在种菜老人看来，这些小聪明却会使得自己的生活不安宁，远离了最初的本真，即天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曾写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婴宁，看似不知瓜葛之爱与夫妻之爱的区别，纯真清澈之极。然而等她涉入人世后，“故逗之亦终不笑”。婴宁名字正是来自《庄子》：“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蒲松龄在这里寄寓了对这种自然天真失落的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
冯友兰先生先生说，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邪恶的。
韩非子曾说着这么一个故事
齐国有过一个中大夫名字叫夷射，和齐王一起喝酒，醉醺醺地就出来了，靠在廊门边，受过刖刑的守门人请求他说：“您也赏点剩酒给我喝吧！”
夷射怒气冲冲的说：“呸！滚蛋！像你这样受过刑的人，怎么居然有胆量向我这样的人要酒喝，太不要脸了。”
守门人马上退下了，夷射也就走了。
等夷射走了以后，守门人去找了些水，在廊门檐下倒了，做的像有人撒尿一样。
第二天，齐王外出看到了，快气疯了，呵斥说：“谁居然在这里撒尿？”
守门人说：“小人一直在这里，没有看到谁在这里撒尿。昨天只有中大夫夷射在这里站过。”
齐王因此讨厌夷射，找个机会把他杀掉了。
夷射在酒后暴露出了自己狂妄自大的性格弱点，而守门人则是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他人一旦戳到他的痛处就想方设法要出自己的恶气。齐王也习惯于听取一面之词，所以心有芥蒂，就想要除之而后快。守门人无端受辱，夷射莫名其妙地被处死，不正是由于人心之邪恶吗？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不仅是孟子和荀子在儒家内部一水中分，也成了道家和法家树立各自学说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们各持一段，向着自己选择的方向飞行，在中国的文化天空牵扯出了不同的色彩，斑斓多姿。
文化拾遗
为花遮雨：五岁的汉克和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到森林干活，突然间下起雨来，可是他们只带了一块雨披。爸爸将雨披给了妈妈，妈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汉克。
汉克问道：“为什么爸爸给了妈妈，妈妈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我呢？”
爸爸回答道：“因为爸爸比妈妈强大，妈妈比哥哥强大，哥哥又比你强大呀。我们都会保护比较弱小的人。”
汉克左右看了看，跑过去将雨披撑开来挡在了一朵风雨中飘摇的娇弱小花上面。
做“自己”还是做“王臣”
鲲鹏展翅高飞，水击三千里；雀鸠奋起而飞，不过蓬蒿上下。它们各有各的自由，各有各的天地。然而在庄子的眼里，它们都没有到达真正的自由，因为不管是谁，他们的起飞还需要借风而行，还是受制于他物。可见道家追求的自由是何等纯粹。因此冯友兰先生先生说：“道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因为在自由的状态中，人只有一个最为完整的自己，这就是道家追求的天真纯然的境界。
有一天，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遣两位大臣先行前往致意，说：“楚王愿将国内政事委托给你而劳累你了。”就是楚王想要请庄子去做楚国国相。
庄子手把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箱装着它，用巾饰覆盖着它，珍藏在宗庙里。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为了留下骨骸而显示尊贵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水里拖着尾巴呢？”
两位大臣说：“宁愿拖着尾巴活在泥水里。”
庄子说：“你们走吧！我仍将拖着尾巴生活在泥水里。”
自在逍遥于江湖之中，不看君王色、不服官吏管，更无条条框框来将自己束缚，以天为帐以地为席，不是痛快得很吗？庄子不想为功名利禄所羁绊，因为他不愿意以自由的生命为代价。
春花秋月本无价，一同携人归尘土，这种自由自在又岂是凡俗之人可以参透、做到。西方有个谚语，说平民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那一方寸土再小，却能够由自己做主。
而韩非子不同，冯友兰先生先生说：“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诗经》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法家的眼里，一切都应该在君王的控制之下，没有什么能够逃离君王的掌控。即便你是一个筋斗云就十万八千里的齐天大圣，始终难逃如来佛祖的掌心。
春秋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现，在韩非子看来就是王权松懈造成的混乱，因此他反对制约王权的民间学术，要求君权至上。而法正是用来体现君王的意志的。
韩非子说：“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除了君主的命令，没有第二尊贵的言论，国家的法令不能同时迎合公私双方。个人的言行必须要遵守法律制度。但是这种极权主义很容易造成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事情，因此对君主这个独裁者要有非同寻常的要求。柏拉图提出了“哲人王”，而中国往往也寄希望于明君贤臣。
韩非子曾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孔子在卫国当相国的时候，他的学生子皋在做监狱里执法的官员，一次砍了一个犯人的脚，这个被砍了脚的人后来是做看守大门的职业。
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人看孔子不顺眼了，在卫国国君的面前说孔子的坏话，说孔子要造反，于是，卫君就要抓孔子，孔子只好逃走了，弟子也就做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