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风云变化，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计谋屡见不鲜，因此用兵需注重灵活，不能拘泥于规则和方法。但是真正的“活”，并不是只轻装上阵或搞伏击，而是要在分合问题上，有呆兵、活兵，有重兵，有轻兵。他说：“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只有四者相互配合才能显示出威力。
曾国藩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挂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1854年，王鑫所率湘军在羊楼司被太平军打得大败，不得不退保岳州，曾国藩派出炮船到岳州城下虚张声势，王鑫等人才得以逃脱。太平军乘胜攻占了岳州、靖港、湘阴、宁乡等地，形成了对长沙的钳形攻势。然而太平军由于进攻太锐，分散了自己的兵力，也暴露出了不少弱点。尤其是占领湘潭的林绍璋一军，由于后军不继，攻势停顿，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境地，表面上好似全军的精锐，实际上却变成了全军最脆弱的部分。曾国藩及时抓住了这个渴点，制定了集中兵力、攻打湘潭的作战计划。结果湘潭一战，湘军果然大胜。
这就是“奇正之变”的威力。这种变化之道不仅在战场上，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适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道光皇帝钦命曾国藩为四川乡试主考官。这时，曾国藩还只是一个从五品宫，而给他担任副手的赵楫，则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像这样的人事安排，在清朝可是前所未有的。
曾国藩到四川成都以后，谢绝了四川总督宝兴的特殊关照，坚持不住总督府，而要和其他考官一起住在接官厅。但是开考这天，正是烈日当空，考生都浑身流汗，十几个七十多岁的老考生已经是脸色发白了。曾国藩见考棚如此闷热，马上令侍卫去买了大量冰块。很快考棚里就凉爽了起来，考生们都能够专心从容地对付考题了。
但是此前并无乡试给考生购置冰块的先例，而且花费过大，有人恐怕巡抚大人怪罪。曾国藩想了一下，就说：这银子就由官员们自行捐出吧。说着就让侍卫去取了几百两银子。主考官都已经破了费，其他的考官也就纷纷跟着捐了，购置冰块的一千多两银子很快就凑齐了。
曾国藩这样的做法既保证了考生的正常考试，又不为难管理财政的藩台大人，也避免了藩台大人的怪罪，可谓一举三得。
不论是战场还是官场，生活中处处都会有浅礁暗流，成功者就是那些懂得顺应时事而变化、及时调整自己步伐的人。
外圆内方领悟变通之道
适时则贵，失时则损。
——曾语良言
世界千变万化，人心难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但是原则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要追求外圆内方的智慧。曾国藩身处复杂的官场，要与不同的人、各方的利益打交道，只有通权达变，处世圆通，在不违背自己原则问题的同时协调好各类关系，才能够稳居高位。
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通，行得通也。
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懂得变通之道的，他给家人或者子弟的每一个教诲都是通过的亲身经历得出来的。
1853年初，曾国藩奉命前往长沙兴办团练时，尚未领悟到变通的重要。
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湖南各地的会党活动频繁，而一般的地主不敢与之对抗，更不敢筹办团练。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两项铁血政策：一是坚决镇压各地会党起义；二是采用就地正法的屠杀政策，他还以团练大臣的身份直接插手当地的司法事务。他的这种越权行为导致了地方官的不满和嫉恨，他们对他处处设防刁难。曾国藩被孤立了起来，举步维艰。他意识到如果要战胜太平军，那么不仅要在战场上与之厮杀，还有在官场上做好工作。
好友欧阳兆熊于是建议他去学习黄老之术，委婉地说明了对他过去为官之道的担心。曾国藩在读了《老子》等文章后，才真正地懂得了自己过去处世的缺陷。一年之后，他再次出山，镇压太平军的志向仍在，然而他已经明白了仅凭自己一人之力是无法实现的，懂得了变通之道。
李鸿章攻陷苏州、常州后，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增援迟迟没有攻下天京的曾国荃，于是就写信给曾国藩进行试探。曾国藩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在前线的曾国荃一心想要由自己来攻打天京，独揽大功。一方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一方是亲兄弟，如果处理不妥当不仅有伤和气，还会影响到战况，因此曾国藩左右为难。
最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我和弟弟都盼望着你能来增援，但是有两点担心：一是你们的军资比我们的富足，两相比较，恐怕我们这边的士气会受挫；二是两军合兵后可能会有些不必要的麻烦发生。因此，如果你们来的话，湘淮两军的军饷必须平均发放。
这些处世的技巧也是曾国藩经过多年的磨炼才日渐得心应手的，这样的措辞不是一个年少轻狂之人所能想出来的，而李鸿章同样也精通官场的路数，一看就明了了曾国藩的话中之意。
外圆内方，既守住了自己的原则，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不屈从他人意见，又没有直接地回绝别人，为以后的交往留了后路。习得这种处世艺术，才能够在待人接物上更加滴水不漏，不至于把自己逼入到角落中。
攒足实力再去较量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曾语良言
兵贵在活，不仅是指在每次作战之中要灵活地调兵遣将，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准出兵的时机。太早出兵，自己羽翼未丰，经不起打击，很容易全军覆没；而出兵太晚，对方士气高涨，攻城略地，而自己这方依然稚嫩，而且需要夺回来的城市就更多了，大大增加了军队的重任。曾国藩在权衡了利弊之后，承受住了来自权势和情感的压力，根据湘军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最为有利的选择。
1853年，太平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地向进攻湖北进发，攻占了一座又一座城池。第二年年初，黄州被攻克。咸丰皇帝如坐针毡，虽然不愿意让湘军集团势力太大，但是此时唯有他们出马才有可能保住大清江山。
在半年的时间里，曾国藩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出兵的诏令，但是他一再地按兵不动。咸丰皇帝很生气，说，你平常不是很骄傲，以为没有人比你厉害吗？既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就依言而行，做给我看看！
曾国藩没有中激将法。他并不是不想救，而是因为不能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他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认为，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作战力很强的军队，接受过严格的训练。虽然自己的军队也小有规模，但是无论在作战能力还是在士气方面都还不足，不能与之抗衡。如果贸然出动，只是以卵击石，不仅不能消灭敌人，反而会让自己仅存的力量也失去。因此他把精力都花在了提高军队素质上，精神素质和物质装备水平并重。
他大力组建水军和炮队。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做工必须精细，船体必须要牢固，同时规定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因为虽然洋炮的价格要高，但是它的杀伤力很强。总而言之，曾国藩一切都以质量为重，尽可能地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这些筹备工作并非朝夕可成。在这段时间里，太平军一直在往北方进发，而曾国藩为了最后的胜利，不能轻举妄动。
当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曾国藩的老师、湖广总督吴文镕亲自写信向他求救。他在曾国藩的仕途上起过很大的影响作用，彼此之间情谊很深。曾国藩回信禀明自己的难处，告诉他自己不出兵的原因。而吴文镕也理解了他的选择，表示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让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出兵。就这样，吴文镕战死。
直到1854年的时候，曾国藩的军队已成规模，这才大举与太平军去作战。虽然开始的时候败多胜少，但是至少已经能够与太平军相抗衡了，不至于一蹶不振，这也就给了曾国藩屡败屡战，最后取得胜利的机会。
曾国藩在这件事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忍耐，更是一种智慧，在敌方如此强大的时候，在己方施加压力的时候依然清醒地做出判断——先壮大自己，而后制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