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贪婪断交，与清风做伴
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
——曾语良言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之官并不清，这样的官员生前为百姓所怨恨，死后也大都埋没于历史浩瀚的故纸堆中，寂寂无闻。
曾国藩认为，做官重在于守廉。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自己就会被贪婪所吞没，因此他洁身自好，为官不求钱财。
曾国藩攻下武昌后，朝廷派来兵部郎中满人德音杭布，名为效力，实为监察。他进入曾国藩的卧室时，竟不敢相信自己之所见。“只见屋内除一张床、一张书案、两条木凳、三只大竹箱外，再无别物。床上蚊帐陈旧黑黄，低矮窄小，仅可容身。床上只铺着一张半旧草席，草席上垒着一床蓝底印花棉被，被上放着一件打了三四个补丁的天青哈拉呢马甲。屋里唯一饰物，便是墙上挂的当年唐鉴所赠‘不作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德音杭布不由感慨道：大人也太俭朴了。不只曾国藩的屋内装饰简陋，就连他用来装旧衣服的竹箱还是其先祖星冈公时制的，已有四十余的历史了。曾国藩平时吃饭时只有一个荤菜，不来客人从不加菜，因此也被人笑称为“一品大人”。
曾国藩不仅如此要求自己，也以此来教育儿女。他自己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还写诗道：“但留德与能，教儿须自行。”
品德才是能伴随一个人一生的最宝贵的财富，金银珠宝不过是身外之物。唯有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曾国藩后代人才辈出，有不少人成为科学家、教育家、学者和诗人，可见这份精神遗产之丰厚。
历史上受后人景仰的杰出政治家大多具备这一品质，于谦就是其中一位。
明朝宰相于谦打退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位极人臣。但他并不以名利为本。他认为“钱多自古坏名节”，把钱财看得轻如鸿毛，从不聚敛，廉洁自守。他的俸禄用在自己身上的少，常常用以救济贫穷亲朋。平时自奉俭约，衣不锦绣，食不兼味，从不铺张浪费。当时达官贵人把生日看得极重，要大肆庆贺。但于谦过生日，谢绝一切贺客，拒收任何礼物，常常是独坐静思，回省自己的政务，激励自己。于谦执政，日理万机，“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门前无列戟”，常被“错认野人家”，与他的职位极不相称。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他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阎闾话短长！
这种两袖清风，有多少游迹于官场之人能够做到？在于谦之后，明朝另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在推行改革时虽然倡清廉、反腐败，可惜自己却未能洁身自好。改革刚开始时，张居正确实是带头执行。他父亲过生日，派仆人骑驴回家送礼，特吩咐不得住驿站。但后来他回乡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轿，沿途地方官员郊迎郊送，还要呈上奠金，担负护卫任务的是比国家正规军装备还要精良的特殊卫队，弄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他反对别人受贿，而自己受贿却十分惊人。
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每一个政治家都是这个舞台上的匆匆过客，他们的是非褒贬，逃不过后人的评论。反观现实，盖棺定论的时候，清官永远是百姓所敬仰的。即便没有什么惊天伟业，但是能造福一方百姓而清廉自守，足以让这一方的百姓铭记。
嫉妒别人，不如提升自己
嫉妒别人，不如提升自己。
——曾语良言
在社会中，能够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定然有着压过他人的长处。面对这样的对手，努力从他身上学习自己所没有的品质，努力向他看齐才是正确的道路，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事实上，很多人对超越自己的人容易心生嫉妒。嫉妒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会吞噬人的理智，让人做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因此明智的人把比自己优秀的人当做是自己超越的目标，而不是打击的对象。
曾国藩就懂得在前进的道路上，嫉妒对自己毫无用处，反而会招致祸乱。清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天津教案时，因案子十分棘手，他觉得自己可能因此丧命，所以写下一份遗嘱，这就是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他在信中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嫉妒）不求为重。
善妒者，心胸往往不会宽大，容易因他人的成功和快乐而心生痛苦与愤怒，这种情绪会扰乱他的生活，而他总是会把自身痛苦的嫁祸于他人。找错了原因，他的解决之道也自然会走上岔路。
庞涓和孙膑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们师徒三人隐居在深山之中研习兵法，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庞涓先下山到魏国做了三军统帅，而孙膑则留在山中继续学习，并且研读了《孙子兵法》。学有所成之后，孙膑也经人介绍来到了魏国。
在魏国，孙膑与庞涓朝夕相处，因为孙膑的军事才华远远超过了庞涓，庞涓感到自己的地位不保，对孙膑暗起嫉妒之心。为了除掉孙膑，保住自己在魏国的将军地位，庞涓不顾兄弟情义，设计污蔑孙膑谋反，让魏王把孙膑髌骨削去，孙膑因此成了一个废人。当孙膑知道自己是因为庞涓的陷害才沦落至此之后，孙膑装疯卖傻，后来逃到了齐国，成为齐国的一员大将。
若干年后，魏国进攻韩国，孙膑协助齐国出兵救韩。他采用添兵减灶的诱敌之计，骗得庞涓轻进，最后用伏兵把庞涓率领的魏军团团围住，庞涓兵败自杀。
庞涓和孙膑就像两棵树，庞涓认为是孙膑太高而遮住了他的阳光，而不把着眼点放在自己太矮上，因此他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孙膑砍倒，而不是自己奋力长高。最后在中国历史上闻名的还是孙膑，庞涓在他面前暗淡无光。
嫉妒使人不择手段，虽然一时把对方压倒，只能够得逞一时，因为一个人面对的对手不可能只有一个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总会不断地有人出来构成新的挑战。因此这种做法其实是最为愚蠢的，要想超越他人，提升自己才是正确之道。
曾国藩正是懂得其中的利害所在，才以此教导后辈，告诫他们不要被嫉妒心糊弄住心智而走上岔路。
莫因一时之仁乱大局
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
——曾语良言
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三万贼同归浩劫，谈何容易？而弟作可必之词，余窃不敢遽信。目下收投诚之人，似不甚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其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手段只能用残暴、狠辣来形容。
他在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在《思痛记》中写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在南京城中，曾国藩的大肆屠杀政策是与他对敌的态度一致的。当他听说老百姓以粮食等物救济太平军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因此他杀一儆百，使得老百姓即便有心反清也不敢轻举妄动，通过这种方法来孤立太平军，实践也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现在看来曾国藩似乎过于残暴，然而站在他的立场上，意识到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的水火不容之势，而曾国藩又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这种极端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回顾历史，要真正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很多时候就得舍弃仁慈，因为仁慈不能解决他们面对问题。
三国时期，曹操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后，想要继续消灭南方的孙权和刘备两大势力，但是孙刘集团攻击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曹操于是上书皇帝辩解，这就是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他说：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为确保朝廷和自己的绝对安全着想。
天下统一是势之所趋，曹操大胆坦白自己不愿“慕虚名而得实祸”，这个实祸不仅是对于曹操个人而言，也是从天下出发去考虑的。国家的分崩离析，最终带来的还是社会的动荡。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种取舍方显风范。
把历史往前推移，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借鉴。楚汉相争之时，项羽在鸿门宴上就因为心一软而放过了刘邦，这真正是放虎归山。韩信对他的评价非常准确，那就是他有的只不过是妇人之仁。毛泽东在读这段历史，再结合与国民党斗争的实际时，就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