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罪恶的一生
周佛海，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
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2.弃蒋投汪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时，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室副主任兼机要秘书，CC十大头目之一，已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了。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这就是周佛海的性格，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1936年1月2日，由平津两地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在河北固安县宣传抗日。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大唱反调和低调。为首的是胡适，常来的有张伯苓、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等人。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成功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以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如此等等。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当然，胡适后来当了国民党驻美大使，就不唱“低调”了。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奸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他儿子周幼海在回忆录里曾写到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周佛海的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1938年冬，周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在河内，周在香港，汉奸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底汪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一把抓。“沪西路”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都爬上了顶峰。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国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可是，等着周佛海的又是什么呢？
3.生活糜烂
周佛海和其他大汉奸一样，被重庆国民党政府通缉，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对他的审判。
尽管他权势两旺，富可敌国，但内心总是夜夜惊梦，惴惴不安。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汉奸这顶大帽子是戴定了，如果一旦日本失败，吾家无噍类矣！但这与你无关，我已替你备好十万美金，你到美国去读书。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给你护照。他每年要从北平经上海到重庆去一次。他和蒋先生关系极好，正在做中间人谈判中日和平呢。至于我自己，只有醉生梦死，醇酒美人了。希望日本不要失败，才有活路。”由此可见，当大汉奸的滋味也是苦涩难受的。
周佛海是从前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的常客。有张小报登过一段艳事：有个名妓叫“真素心”，死活要周佛海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
“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汉奸歪才，倒也不易，把真素心三字都嵌进去了。但一个“大人物”的艳联挂在妓院里，当时传为笑谈。
约在1940年初，“76号”臭名昭著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是要巴结周佛海，将京剧坤角“小伶红”，替周拉皮条。二人一见倾心，立成好事。“小伶红”是个年仅二十的女孩子，任周摆布。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事被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探悉，周妻大发雌威，叫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孙曜东满身粪汁，淋漓尽致“小伶红”脸色刷白，跪地求饶。周佛海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替周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不认账。
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到东京治病，又和护士金田幸子搭上，生了个女儿，叫白石和子。这一会杨淑慧无法河东狮吼，只有忍耐，因为是日本人，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何况拉皮条的还是汪伪经济顾问冈田西次呢。
周佛海内心不安，腐化淫乱之外，就是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刚当汉奸，已为自己的退路打算了。当时在中国，只有三大政治势力：日本军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日本人是主子，自不必说。重庆和延安，用的关系都深，他要预埋伏算，留取退路。是重庆，还是延安？他没有决定。来者不拒，手里多几张牌，总是好的。
4.再次投入蒋介石怀抱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就是周埋下的伏笔。刚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业，让他立功赎罪，也已派人来找他了。
杨宇久是周佛海岳母的干女儿，同他的老婆杨淑慧以前以姐妹相称，这次杨宇久奉***之命，到南京来做周佛海的工作。杨叔丹透露给杨淑慧后，她说：“老姐妹到了！快来，快来。她是共产党，但我保证没人动她一根毫毛。”周佛海也说：“肯定是***派她专门找我的。告诉她，绝对安全。”于是，在周家华丽的客厅内，杨宇久来了，和周佛海、杨淑慧作了竟夜长谈。
周佛海首先开口：“宇久，你不必瞒我，是少奇派你来找我的。你今后来去自由，一切安全。不过，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谈得拢吗？”
杨宇久笑笑说：“共产党现在讲统战政策，只要姐夫能为人民做事，过去的事就不谈了吧。”
周佛海说：“宇久如此爽直，我十分欣慰。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人的饭不好吃呢。你就谈具体任务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无不照办。”
“姐夫，这次不是有具体的事来的。少奇同志叫我来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我方可以给你宽裕的回旋余地，使你在政治上有个光明的退路。”
既然没有触及任何具体问题，谈话就在半夜时结束了。杨宇久说，以后自有人会来安排一切。杨宇久到了上海，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周佛海眼开眼闭，也不加干涉，还安全礼送她回了苏北。但此事说来奇怪，以后即再无任何进展，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1944年，当日本将要失败、周佛海已投入军统戴笠的怀抱时，共产党还曾派高级人员冯少白，化名冯龙，冒险到上海找周（周是伪上海市长），希望他认清形势，在此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悔悟立功赎罪。
周佛海政治投机的秉性难改，各方来客，都要应付，就在湖南路豪华的私宅内会见了冯少白。冯开门见山说：“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腐败透顶，日子不长。中国的前途，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满脸堆笑：“得人心者得天下，贵党前程无量。”冯说：
“你曾是我党‘一大’代表，和我党领导人是很熟的！”周大笑说：“怎么不熟，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都是老朋友。和恩来最熟，我们同是黄埔军校教官。”谈到具体任务时，冯少白说：“日本失败时，周先生要立大功，我会叫人找你。”会见就此结束。
其实，周佛海早已和蒋介石、戴笠打得火热。对共产党，只是来者不拒，虚假敷衍。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冯少白曾写了亲笔信，由一个叫章克的人来找周。周不见，只收下信。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他看了信后，撕得粉碎，撒向窗外，抛尽了党对他最后的挽救。
周佛海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戴笠走呢？其中缘故，且听慢慢道来。
周佛海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原本是很深的。周所以再投蒋、戴，是他政治投机的必然结果，原因自然很多。
自从周随汪投敌后，蒋介石即命令戴笠，将周在湖南的亲属，全部逮捕软禁。周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等，都关进了军统特务设在贵州的息峰训练班集中营，但生活待遇是十分优裕的。周佛海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被捕，耿耿于怀，老早就转托戴笠照顾。
后来，周母在息峰病死，戴笠曾代当孝子，开吊祭奠，目的自然是要拉拢利用周佛海。
周在政治上正式重投蒋介石，是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周佛海曾歇斯底里般惊呼：“日本完了！我也完了！”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周认为蒋的力量仍比共产党强，而自己又曾是他的心腹，尤其是母亲、岳父等都在蒋、戴的手里。
1942年初，周即派戴笠驻在自己身边的军统特务程克祥，持给蒋的亲笔信，专程到重庆去面交戴笠转呈。信中表白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愿意力保东南半壁，不落入共党之手，以赎罪过。蒋介石对周佛海的来归心领神会，当即亲笔写了回信。
“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
周得了此信后好比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和戴笠合作，把共产党的挽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首先，周佛海在小舅子杨惺华家中设置了电台，天天和戴笠通报，由程克祥和另一军统特务彭寿负责。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尤其是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周已向他全盘托出。日本人为何不干涉呢？原来，自从太平洋中途岛海战美国大胜后，日本步入下坡路，天天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结束中日战争。现在周和蒋恢复关系，求之不得。日本人幻想能架起直通重庆的桥梁。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周佛海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投机呢！
周佛海按照从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办法，建立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税警团。
说是说“团”，其实是一支有2万人的精锐部队，接近两个师。武器都是通过川本芳太郎取得的“三八”式枪械，而且还有小钢炮等重武器，这是其他伪军绝对没有的。后来，周和国民党第三战区进行物资交换，又得来许多连日军也没有的卡宾枪和冲锋枪。自从周和蒋介石恢复联系后，戴笠就千方百计要控制这支部队，密令军统干将熊剑东，到周处当了税警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后来周当伪上海市长，熊又是保安司令。提起熊剑东此人，敌伪时在上海大大有名。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的大案，就是周、熊按戴笠的密令干的。日本投降后，熊剑东是汉奸中唯一受到国民党军委会公开表扬的人。
5.狡免死，走狗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是38摄氏度的大热天。
8月16日，周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周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
“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既有如此美差等着，他已不要什么共产党的关心，共产党派来的人不见，带来的信撕掉。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别忙，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和陈公博闹点小磨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30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周这样一做，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使他坐以待毙。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这倒不假，戴笠已密令周佛海给予支持。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的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不料忠于陈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的目的已经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