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每天读一点世界史(近现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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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欧洲的转变 (1)

让“赎罪券”见鬼去吧

1517年10月的一天,特策尔红衣主教由一群教士簇拥着,很早就来到德意志维登堡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他这次到德国来是遵从罗马教皇的指示,向德国人民推销“赎罪券”。

所谓“赎罪券”现在就在红衣主教的手里,看上去那不过就是像羊皮文书一样的东西。在红衣主教的身后,立着两名僧侣,他们合力抬着一个募捐箱,表情木然。

原来,罗马教皇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为借口,正派手下人分赴德意志各地出售“赎罪券”。这些人到处宣称:一个人要想让灵魂得到上帝的拯救,必须要由教会来帮忙;教皇就是上帝意志的代表,无论是谁,只要他买了“赎罪券”,教皇就可以代表上帝免除他的罪。

特策尔开始演讲了:“孩子们,上帝是仁慈的,他在尘世间的代表——教皇陛下,派我来这里为你们赎罪。你们全都罪孽深重,如果不悔过求赎,死后就会堕入地狱!”

许多穷教徒听了红衣主教的话后,都哆嗦着从口袋里摸出钱,投入钱柜。他们小心翼翼地收好“赎罪券”,憧憬着死后灵魂能进天堂,不再受罪了。

“孩子们,钱币落入钱柜,叮当作响,你们的灵魂必将飞上天堂!”特策尔大声鼓吹着。

有人在悄声议论:“胡说!我们可不能上当!如果换成我,我宁愿用这钱去买面包。”

“按他的说法,上帝岂不是太贪财了?”人们叹息着渐渐散开了。

可是,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维登堡大教堂门前聚集起了明显比上次多了好几倍的人。他们不是来做弥撒的,而是围聚在教堂大门旁边贴着的一张文告前面。

“关于‘赎罪券’的效能……”有人大声念着,“……很显然,当穷苦百姓的钱投入钱柜叮当作响的时候,只会让人更加利欲熏心……”

“教皇在一切富人中是最富有的人,他的钱比米底亚国王的还多呢,他为什么不自己出钱造教堂呢?为什么要穷苦百姓筹集募捐呢?……”

每念完一条,人们便齐声叫好:“好呵!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神甫听到风声后,立即冲出了教堂。他满脸怒气地拨开众人,叫道:“该死的,是谁在散布邪说?听信这种邪说是有罪的,快散开!”神甫气急败坏地冲到文告前面,想撕毁它。这时,他看到了文告的下角龙飞凤舞地署了名。等他看清这个名字时,鼻子都气歪了,他连连道:“是马丁·路德?叛徒!这个吃里爬外的叛徒!但愿主会惩罚他,越重越好,那样才解恨!”说完,他迅速将此事向主教作了汇报。

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大学担任神学教授。22岁时,他就成为爱尔福特市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一名修士。他潜心修道,对各种赎罪活动奉行不悖。然而,梵蒂冈一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开始困惑于高级教士生活的奢华和腐败,他没想到圣洁之地会那么肮脏。出售“赎罪券”的教士对教徒的欺骗,更让他义愤填膺。他劝告人们不要购买那骗人的玩意儿,可是善良的人们还是上当受骗了。路德思索再三,在教堂的门口贴出了这张《关于赎罪券的效能》的论纲,该论纲共有九十五条,所以又被称为《九十五条论纲》。路德的本意是借此让教会的上层人物纠正天主教会内部某些不合理的做法,没想到这却使他逐渐走上与罗马教廷决裂的道路。

《九十五条论纲》一经公布于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在整个欧洲传开了,引起很大震动,人民由此开始对教会神权进行反抗。直到这时,教皇才醒悟:它绝不是一个喝醉酒的德意志修士的胡言乱语,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反封建教会的政治论纲。论纲公布之后,买“赎罪券”的人明显地少了,人们对教会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教皇慌了神,决定用红衣主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作为交换条件,请路德撤回这个论纲。但是,路德断然拒绝了教皇。教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教廷驻德意志的特使——红衣主教卡叶坦召见路德,态度强硬地要求他承认错误,放弃其观点。但路德却引《圣经》中的话来坚持自己的观点,卡叶坦被驳得无话可说。他暴跳如雷,准备把路德抓起来。路德闻讯后,连夜隐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1519年6月,在维登堡大学校长和200多名手持武器的学生的护卫下,路德来到莱比锡,与神学家们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大辩论。只见路德手捧《圣经》,目光坚定,直截了当地指出:“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教皇和宗教会议作出的决定并非无误,当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宣布捷克的胡斯为异端就是错误的。出卖‘赎罪券’是对神明的亵渎。人之得救不在于参加不参加宗教仪式,向不向教会捐献,而决定于对上帝的信仰。教皇没有任何权力免除对任何人的处罚。真理的根据,不是教会或者教皇的意见,而是《圣经》。”这就是路德著名的“因信称义”的宗教理论。这一理论把在场的听众彻底征服了。

莱比锡辩论过后,德国上下产生空前反响。此时,对天主教进行改革已经不仅是穷苦百姓的愿望,也成了皇权代表们的愿望。德意志的许多诸侯也都对路德的主张表示拥护。

教皇恼羞成怒,宣布路德的学说为“异端”,罗织了41条罪状,并要他在60天内承认错误。而路德采取了焚烧教说的革命行动,他在维登堡当众把教皇的命令投入火中,说:“像你折磨上帝一样,永恒之火将折磨和烧毁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了与法国进行意大利战争,需要教皇的支持,所以竭力反对宗教改革。1521年1月,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要路德到会辩护或公开表示悔改。

路德有一些世俗诸侯的支持,高唱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赴会。在会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对皇帝的压力让步。

会后,皇帝下令逮捕路德,萨克森选侯把他藏在自己领地内的瓦德堡中。这期间,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成德文,1522年9月德文《新约》正式出版。路德翻译的《圣经》对德语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使德国农民和平民群众能直接利用《圣经》中的语句,作为他们社会诉求的根据。

路德教简化宗教仪式,废除圣像、圣物和十字架,牧师可以结婚,用地方语言做礼拜,实行廉价的教会。路德教会的首脑是诸侯,不受教皇控制。但由于德国的分裂割据,没有统一的路德教会。德国的北部和东北部的诸侯改宗路德教,南部和西南部的诸侯多宗天主教。1555年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

今天,路德教是新教中最大的一派,在德国、美国和北欧各国有很大势力,约有信徒7000万人。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是德国神学家路德的神学思想核心。他认为,基督徒是自由的,他们通过自己的信仰而与基督建立了新的个人关系。灵魂的得救不是教会的工作,是上帝把恩赐给了他的信仰者。因此,信徒不必依靠教会极其烦琐的宗教礼仪,只凭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就可以得到灵魂的拯救。

“因信称义”是对天主教会所宣扬的“行为称义”的否定,这种思想也有利于培养新兴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它把人们从教会烦琐礼仪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使灵魂得救成了个人的事情,给人以精神的自由。

如火如荼的新教

除了马丁·路德以外,另一位传播新教的著名人物是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生于法国,因宣传路德的宗教思想受到迫害,于1534年逃往瑞士。1536年,加尔文在借鉴路德和瑞士宗教改革家慈温利的观点的基础上,撰成《基督教原理》一书,阐述了自己的宗教改革观点。

他和路德一样,主张“因信称义”和建立廉价教会。但他比路德更激进,提出了“预定论”的宗教学说,认为个人的命运、成败和灵魂得救与否,不是靠善行、斋戒、忏悔,而是上帝预先决定的。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两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衡量一个人是“选民”还是“弃民”的标志,是他在现实活动中的成功或失败。这一宗教学说更能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要求。地理大发现所引发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剧烈的商业竞争形成一股巨大的经济力量,左右着个人的成败得失。同时,新兴资产阶级竞相追逐利润,成功者产生了优越感,增强了自信心,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预定论”鼓舞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揭示的就是这一道理,读者可以参看。

1541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将自己的宗教改革主张付诸实施。由于加尔文教的教义和教会的组织形式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英、法、尼德兰等国广为流传,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

英国的宗教改革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与天主教决裂,不接受教皇的领导,自设国教。

在英国,天主教寺院的地产占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一,罗马教廷每年从英国搜刮大量财富。这不仅是加强王权的严重障碍,也是新兴资产阶级所不能容忍的。英王亨利八世曾是罗马教皇和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忠实的捍卫者”,因教皇拒绝批准他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案,这位彪悍的国王一怒之下,于1533年同教皇决裂,发动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

1534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有任免各级教职和决定教义之权。1536年—1539年,国会连续通过一些法案,废除修道院制度,先后封闭全国500多所寺院,没收教会大批土地和财产,并将其中的大部分土地廉价卖给或赏赐给新兴资产阶级。这些措施进一步打击了教会贵族势力,促进了圈地运动的发展,加强了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

改革后的新教称英国国教,亦译作“安立甘教”。它把天主教拯救灵魂的教义与路德教信仰得救的教义结合起来,用英语做礼拜,各教区按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主教制度和主要教义不变。由于教会首脑为世俗君主,教会成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

这场不彻底的宗教改革不仅经历了反复曲折的斗争过程,也为以后清教徒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天主教会的大量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英国、荷兰、瑞士、北欧诸国和部分德意志邦国,纷纷成立不受罗马控制的新教组织;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有力地削弱了封建统治,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新教成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并对后来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16世纪中叶以后,新教渐渐成为西欧、北欧和英国以及美国的主要宗教信仰,并助长了欧洲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也应运而生。

何谓清教

亨利八世创立英国国教后约30年,又有新的宗教运动兴起,参与者多为商贾资产者、新式贵族与普通百姓。他们痛责国教上层腐败,力主废弃主教制度,清除烦琐豪华的宗教仪式,敦化习俗,严肃勤劳地生活。他们自称“清教”,取清除国教中天主教旧习之意。

清教徒在英国受到迫害,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美洲殖民地谋生。他们成为美国的早期开拓者。

亨利八世与英国国教

亨利八世(1491—1547年),是英格兰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1509—1547年在位)。说起这位国君,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他与6个老婆的风流韵事。说他是个风流天子毫不为过,他晚年的残暴也确实令人惊心。而他对历史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他发动并领导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

亨利八世的老爸亨利七世是一代有为名君。他利用法国人的支持,将理查三世赶下王位,结束了30多年的玫瑰战争,同时也结束了自英法百年战争以来战火不断的局面。他还是个理财能手,为儿子积聚了大笔财富。

当18岁的亨利继承王位之时,也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丰厚遗产。年轻的亨利英俊潇洒,精通音乐、骑马、网球、外语,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同时又不耽误政务,可谓世间第一得意之人了。然而,过于顺利的早年生活可能也是造成他日后暴虐乖张性格的原因。

自爱德华时代以来,苏格兰和法国一直是英格兰的两个主要敌人。亨利八世时代早期,继续与这两个国家兵戎相见。1513年,英格兰在弗洛登战役大败苏格兰军队,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20多个贵族和1万多士兵阵亡,继位的詹姆士五世年仅1岁,由太后(乃亨利八世之妹)摄政,从此英格兰的北部边境稳定了下来。但亨利八世与法国的战争却无所收获。

早年的亨利八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与法国对抗的需要,他也打着保护教皇的大旗,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亲密合作。当听到在马丁·路德的倡导下,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正方兴未艾时,他亲自撰文谴责马丁·路德,为教皇辩护,由此从教皇那里赢得“信仰捍卫者”的称号。然而,几年后,形势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亨利八世成为教皇眼中的头号敌人。

亨利八世实行宗教改革的导火线,通常都认为是因为他的离婚事件。面对渐渐人老珠黄的原配妻子、原为西班牙公主的凯瑟琳,因为她只生了一个女儿玛丽,急于要一个男继承人的亨利逐渐对她的肚子失去了耐心,转而爱上了她的侍女、年轻但据说不是很漂亮的安妮·博林。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负心的男人想抛弃年老色衰的妻子,而妻子则哭哭啼啼地坚持不肯答应,但当这发生在激烈斗争时代的王室中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离婚案件了。亨利八世坚持要离婚,但是遭到英格兰国内正统天主教势力的反对,当离婚诉讼提交给罗马教廷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来想批准,但他慑于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不敢贸然行事,只好迁延不决。亨利八世等不及了,于是就有了下列一系列事件发生。

1529年9月,亨利八世免除了执政20年的首席大臣、约克大主教、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的职务,这是亨利八世跟过去决裂的一个重要信号。接着,召集议会开始讨论宗教改革问题。两年后,在改革派的策动下,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规定教会所征收的税,一律停止上缴罗马教会,改为上缴英国国王。同时,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夺取了枢密会议内的主导地位。1533年5月,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同年6月安妮·博林终成正果,加冕为英格兰王后。作为报复,罗马教廷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籍。而亨利八世则针锋相对,在1534年促使英格兰议会通过了“至尊法”,规定国王为英格兰教会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并宣布与罗马教皇断绝一切来往。

“我绝不准许任何人摆布我——亨利八世坚持的信条;哪怕教皇开除我一万次教籍,我也不在乎,我要向所有的国王证明,教皇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亨利八世这样阐述他宗教改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