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对中国人外在的第一印象，就是千人一面。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的相貌似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穿的衣服统统是蓝色的，眼睛呆滞无神，辫子也一模一样，像一个豆荚的两半。
但是事实上，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只要略加体验，即使最不善于观察的人也会意识到这个错误。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在他们的口音上也有所差别，两个地区间隔越远，那差异也越明显，所以在中国有很多的“方言”。经常有人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写起来都一样，但是不同的人说出来却又有很大的不同，这点我们也深有同感。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十里之外不同俗，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事例。然而，最常见的是计量标准的差异，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他们看来，计量标准应该是绝对不变的。
西方人厌烦任何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对此却表现得无可厚非，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像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
如果你询问一个卖汤圆的人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圆，他会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圆，留给你自己去猜想了。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牛有多重，他会告诉你一个与实际相差太多的数字，并解释说，这个数没将骨头算在内！问一位职员的身高，如果他给出的数与实际有很大的悬殊，那他估计曾经当过兵，因为部队在分配挑担子的时候，注重的是人的锁骨的高度，他告诉你的数字，是没有把头部算在内的！一个乡下人的计量标准就更难理解了，他说他家“离城九十里”，但实际距离只有“四十五里”，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
在中国，铜钱计量的不一致，是最为明显的事例。铜钱是中国唯一的货币，各个地区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一种最简单的计量方法。按道理来说，“一串”铜钱是一百个，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百个。不用走遍所有的地区，就很容易发现一串铜钱的数目的不同，事实上，一百、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如陕西省会）、三十三（直隶东部），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还要少。
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银子是以“两”为单位的，但是全国各地的“两”，除非是巧合，否则是决不会一样的。这样的情况，让外来人糊里糊涂，让老实人异常烦恼，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我们不做研究，我们现在只关心存在的事实。
除了钱币，其他的计量同样是混乱不堪的。用来称量粮食的斗，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如果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忍气吞声的民族，在粮食征税中引发政治动乱，是很容易的事。
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显然，“全世界”并不包括中国，因为他们的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也不是一斤。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混乱还大行其道，随处可见（尤其在盐业专卖中）把十二两叫一斤的纯属武断的标准。买东西的人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实际上只得到十二两。而且这种做法是公开的，同行的人都这样。百姓们都清楚，这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不叫欺诈。
类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于土地的丈量中。有的地区，一“亩”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在这个边界线上有人居住，丈量土地的时候，为了适用不同的田亩制，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工具了。
在中国，要想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首先要弄清楚“斤”是哪种斤；要想知道粮食的亩产量，必须弄清楚“亩”是哪种亩。如果只凭借现有的材料（像外国人来中国后经常做的那样），得到的结论是很不可靠的。
旅行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中国在距离的计量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在陆地旅行中，路程以“里”计算的话，就要弄清楚这个“里”指的是不是“大”的里！我们承认这种计量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
外国人普遍感觉到，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会变“长”。一个人在国道上每天可以走一百二十里，在乡村小道上每天顶多走一百里，到了山区，每天就只能走八十里。中国人对这一点不否认，即他们测算路程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而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因而，如果中国人说到山顶有“九十里”，那么估计实际里数还不到一半，因为他们告诉你的，是走这段路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
还有一件更稀奇的事，也和测算的距离有关，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欧几里得的假定，在中国已经不起作用了，需要加入一个否定词。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上，有一段路，里程碑上标明从北到南长一百八十三里，而从南到北却是一百九十里。无论你再怎么穿梭于此，再怎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如此，真的是太奇怪了！
与此相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特别是在河道航行中，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你打听到，距前面某一个地方有“四十里”，经过慎重严密的考察后，才知道四十是两个十八的和，他们的回答更会让你哑口无言：“四个九，不是四十吗？”按照他们的理论，“三个十八”就是六十。
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政府的通信员参加考试，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全程，申辩说，这个“六十里”是“大”里，经过实际测量，发现是“八十三里”，从那以后，这段路才按八十三里计算。
一座城市周围的村子，都可以叫做“三里屯”，虽然它们离城从一里到六里不等。还有一个现象，如果道路两边建有房子，实际上只有一里的路，村民也会很认真地告诉你，有五里长。当你提出质疑时，他们还会再三向你保证，路确实有那么长。
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一些标准，在看了那么多的事情后，你也不必太过于惊讶了。造秤的人常常徘徊于大街小巷，按客户的要求给秤杆镶上秤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意人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来进货买东西的，一种是用来销售卖东西的。除非是杆旧秤，新秤他们一般都不买现成的，因为市场行情在变，秤的标准对于每个生意人都是不同的。
最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的，莫过于说人的年龄大小。最简单、常见的事情，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属相，能轻易地推算出这个人的年龄。事实上，在中国，如果说一个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可能去年才满七十岁，在他们的观念里，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的准确些，就要先减去后面这个“常数”。
中国人即使说出了他的准确年龄，也不能太相信，因为他给出的多是过完下一个春节后的岁数。计算年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以“十”为单位，把岁数弄得很模糊。说一个年龄的时候，多是“一二十岁”、“好几十岁”等词语，严格而确切地说出年龄的情况非常少见。
在中国，“万”是人们计算的最高限度，当然模糊也就只能延伸到这里，“百”、“千”无一幸免。中国人没有兴趣去改变这些表达，即使有更加准确的方式。
有个朋友和中国人聊天，这两个人说花了“两百串钱”看一场戏，在这位朋友的追问下，他们说：“确切地说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和两百串没什么区别，不是吗？”
有一对外国夫妇，在中国居住了好几年，在要回国之际，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了两幅卷轴，要他们分别转赠给他们的老母亲，夫妇俩的父亲都已去世，老母亲恰好同岁。打开条幅，分别题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字样，而且每个条幅的边上还有一行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和赞美贵夫人享有了“六十年的荣华”。
夫妇俩大加赞赏之余，对条幅上的小字很不解，其中一个虚心地请教：两位母亲是同岁，这我们都知道的，可为什么一个说是七十，另一个是六十呢？这位中国朋友的回答，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要是两个条幅都写“七十年”，那就显得很没创意、很没文采了。
我们所要求的精确，在讲究社会裙带关系的中国人面前，显得很无力。一个人正在打官司，他说他“家”在一个村里，可是从他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其实住在城郊，他的先辈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从那个村子搬出来了。问他：“你现在是城市居民，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他简单而肯定地回答：“不是的，我现在虽然住在城里，但我老家是那个村！”
还有一个人指着村里的一座古庙，骄傲地宣称：“建那座庙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其实，那座庙建于明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那个“我”，是不可能存在的。
外国人学习中文，最开始遇到的困难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区别于他人，表明自己的身份。西方人喜欢把一切弄得很确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知道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这就够了，可想而知，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在数字的运用上，中国人缺乏精确性，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同样也是如此。在中国，要想找到一本完全没有错别字的书，那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写错别字并不是图省事，因为有的错别字的写法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是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并没有把精确性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在常用字中，这种现象尤其严重，或不认识、不知道正确的写法，或书写马马虎虎，大量的错字、别字常常代替了正确的同音字。
人们在书信的称呼上，将漠视精确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人的家信，称呼一般是“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父大人”、“贤弟大人”等等，而且用非常醒目的字迹书写，但是，“大人”的姓名一般不会出现。
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他们注重实际，对自己的名字就满不在乎。他们的名字，一下写成这样，一下又换成那样，往往弄得我们摸不着头脑，看到名字还得问一下以确定是谁。最让外国人弄不清楚的是，同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时专门用来注册的名字。
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的有两三个名字，但事实上又不是一个比一个更贴切。一个名字有了别名，那么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平时交谈中就可以交替使用了，甚至可以把别名当成形容词，和原名组成一个复合的名字来称呼。
像化学分子式那样需要绝对精确的教育，在中国还很缺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很难想象，抱着这样的态度，中国第一代化学家把“没几十个微粒”的东西和“有好几十个微粒”的物体混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抱有精确的态度，甚至会更精确，因为他们有着无限的耐心。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目前不重视精确，也不知道精确是什么。
从这个看法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推论：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的特性。采用他们提供的数字和数量时，不要被骗，要知道他们从来没想过精确。第二，对于中国人提供的权威性材料，即冠以“统计数字”的材料必须留心，他们的整体有可能大于部分的总和。
当我们看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后，就会像拿着“不确定大法”的聪明的苏格兰人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儿有“对案件的最终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