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多疑（一）
中国有句谚语，叫“一人不入庙，二人不看井”，意思是一个人不要到荒凉的寺庙里去，不然有可能被恶僧所害；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不要探头看井，不然有可能被另一个人推到井里去。从这些警句中，中国人的猜疑心很重可见一斑。
中国还有一本关于外出旅行参考的书，叫《示我周行》。书的开始就以旅客的心得体会揭示了出行注意的十二法则，主要是对盗贼、诈骗、掏摸、偷换等事情的提醒。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候，注意这些是应该的，但是把别人都看成是盗贼，就显示出了中国人爱猜疑的本性。在中国的男女之间、同僚之间以及君臣父子之间，也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改朝换代是相当频繁的，君臣的位置也经常更换。中国是一个“今日臣下，明日君主”的国度。《左传》中说：“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也就是说，君主要想得到臣子的忠心不贰， 那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得不随时关注着臣子们的行为举止。
软弱的君主，如刘宋顺帝、隋恭帝，在被夺位后忧郁地度过了一生，只发出“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或“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的感叹。有为的君主，为能稳坐帝位，往往借机对权臣进行杀戮，“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清朝黄莘田有过这样的诗句：“汉家多少韩彭将，不得铭旌一字看。”这是对一向以宽容大度而著称的汉高祖刘邦登位后，将韩信、彭越等功臣杀害这件事发出的感叹，认为高祖对功臣的恩情实在太淡薄了。
性情仁慈一点儿的君主，如宋太祖，巧言说服老臣解甲归田；残暴凶狠一点儿的君主，如明太祖，公开对功臣进行杀戮。虽然手段上有所不同，但做事的目的是一样的，对臣子的猜疑心是一样的。可以共患难，却难同富贵，这就是中国君臣的写照。
敏感多疑（二）
儒家是中国政治和教育的榜样，而法家是官制的核心。法家讲究的是人本性恶，应该对此加以警惕，因此法家维护君权的策略是让臣子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仔细看来，中国历代官制组织，显示出来的不是对官吏的信赖、利用，而是对官吏的猜疑、防备。
例如清朝官制，一方面对百官有专门的督察员，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有弹劾权，这就形成了一种互相监督的机制。中央大员可以弹劾地方官，地方官也可以弹劾中央大员；总督可以弹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弹劾总督。这种体制的产生，不得不说和中国人的猜疑心密切相关。
中国官场有严密的回避制度，也正是中国人猜疑心很深重的最好证据。这种回避包括地方官不能到他的家乡上任；科举考试时，和考官有亲属关系的考生就可能不准参加考试等。由此可以看出，回避的要义就在于，排除官吏们徇私枉法的可能。
敏感多疑（三）
明哲保身，是中国官僚生存处世的第一原则。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能在君主的猜疑、同僚的猜忌下存活，官僚们费尽了心思。
唐朝时，娄师德任宰相，他的弟弟也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官，即使兄弟二人都身居高位，但是也害怕招来祸事。娄师德曾多次告诫弟弟，虽为高官，但一定要注意谦让忍耐。他的弟弟说道：“从今以后，有人吐我一脸的唾沫，我也不做声，自己默默地抹去。”娄师德听后说的一番话，不禁让人感叹中国官吏的苦心实在是太惨淡了。娄师德皱着眉头说：“要是我的话，我不会随意擦拭的，那样可能招来对方的怒气，要保持微笑，让唾液自然地干掉。”
唐朝有一位大臣叫苏味道，他处理事情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建议来，一直是模棱两可的，被人称为“苏模棱”。其实，中国的官吏，大多是“苏模棱”之流，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曾国藩曾指出官场成功的秘诀是“拙进而巧退”。要看清在中国的官场中，消极、宁静、保守比之积极、活动、革新，更能很好地生存下去。这只是事物的一面， 并不能囊括事物的全部真相，但大体上是如此的。
中国人的猜疑心，牵制了其他人分内的事，却推诿自己应该做的事，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事无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贝子载振曾奏请改革官制，认为中国官制存在着两大弊病，即推诿和牵制。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猜疑心导致了这两大弊病的产生。
敏感多疑（四）
中国是一个家族式的国家，父子关系被看成是家族、社会和国家的基石。虽然观念是这样的，但是看中国的历史，悲惨的事件经常发生在天子和皇太子之间。皇太子之位，很容易招来天子的猜疑和其他皇子的嫉妒，很少皇太子能够善始善终。为此，清代的皇族立下了这样一个规矩，即皇帝生前不宣立太子。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从众多的皇子中选出能继任大位者，亲自写下姓名，密封在一个匣子里，并把这个匣子放在乾清宫内世祖御笔的“正大光明”匾之后。等皇帝驾崩后，大臣们再将匣子取出打开，奉匣内署名者为帝。父子、兄弟之间太多的猜疑和妒忌之心，是设置这一制度的理由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男女的界限就很严格，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古时，有很多的礼仪规定，例如，男女七岁以后就不能同坐一张席，男女讲究授受不亲等。十年以前，北京的动物园、保定的工厂，还有这样的规定： 单数日是男性参观日，偶数日是女性参观日。这种区分，或者是出于对男性的猜疑心和忌妒心吧。
除今天的中华民国外，中国历代后宫使用宦官的动机，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宦官制度经历了众多朝代的更替，始终没有被废止，甚至连主张废止的人也没有。像司马光、丘浚、顾炎武、黄宗羲等中国政治学者，对于宦官制也只不过谈到其弊病，主张降低宦官的地位，减少他们的数量，而从没有提到要彻底废止。
出现这种情况，可从两个方面究其原因：一是古书上曾有宦官的记载，连圣人孔子都认可的事，尚古保守的中国人不会提出废止的要求； 二是对后宫女子的监管，如果不用女子或无性的宦官，猜疑心很重的中国人，心里一定会不安。
在中国传教三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其著成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曾举出许多例子来说中国人很重的猜疑心。例如，一个仆人行为不检点，受到主人的训斥或被解雇，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先会怀疑是谁向主人告的密，然后想办法对其报复；如果同时雇佣几个工人，在支付工钱时要一个一个给，不能让人代领，不然容易产生矛盾，其他人会怀疑代领的人有不公正的行为。中国人猜疑心之重，从这些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