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临水照花人(女人花:杰出女性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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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萧红:没有温度的女书(2)

金剑啸是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上海读书,之后又接受党的委派回到哈尔滨。萧红与萧军跟着他耳濡目染地接受一些左翼思想。1932年洪水过后,到处都是难民,于是中共满洲省委一些成员组织了“维纳斯助赈画展”。萧红也跟着金剑啸参加了,画了幅粉笔画。这次画展并未筹到多少助赈的资金,对于萧红来说却意义重大。参与这次画展的还有画家冯咏秋,他是当时哈尔滨牵牛坊的主人。

牵牛坊位于哈尔滨市新城大街,冯咏秋夫妇喜爱牵牛花,便在木屋前种了一排牵牛花,每到夏季,牵牛花盛开如织锦屏障,十分悦目。这宅院也因此而得名。冯咏秋是当时哈尔滨的名士,热情好客,身边聚集了一群左翼知识分子。

画展之后,萧红渐渐与哈尔滨左翼圈子的人混熟,因而与萧军二人也常常出入牵牛坊。这是二萧左翼思想的启蒙之处,也是他们携手走向中国文坛的第一站。

舒群、方未艾、金剑啸等人也是牵牛坊的常客。东北沦陷时期,这些进步作家以此为中心,常常在一起谈论文艺作品,发出“不愿做奴隶”的吼声。牵牛坊表面上是文艺沙龙,实则还是地下党的接头处。

萧红在众人的鼓励下,开始执笔写作。她以“悄吟”为笔名,在《国际协报》新年增刊发表第一篇作品《王阿嫂的死》。不同于萧军的刻苦经营,萧红一直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来写作。她的性格中有着敏感的感知能力,而她的经历让她见识过人生的生老病死苦,诸多因素的碰撞,使得她的作品一开始起点就很高。

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她也渐渐开始走上了写作之路。在东北文坛,一个叫“悄吟”的女作家开始崭露头角。

1933年 10月,在朋友的资助下,萧红和萧军自费出版了《跋涉》。其中收录了萧红和萧军的小说散文,分别署名悄吟和三郎。这本书出版后引起轰动,二人很快就成了东北文坛的耀眼明星。

然而,书中大量描摹人民的苦难,揭露日伪军的黑暗,出版又未通过日伪的出版法,因此很快就被当成了禁书。两人也因此被日伪军盯上。

眼看着在哈尔滨就要待不下去了,他们开始筹划着去青岛。他们将家中的锅碗瓢盆都卖了。想到要离开,心中都是不舍。这是他们的哈尔滨,然而,伪满洲国一日不死,他们便一日不能回来。

来到青岛之后,他们又见到了舒群夫妇。这两对年轻人,在了观象山一路租了两间房子,比邻而居。在青岛的这段时光,是二萧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宁谧。青岛的大海是宽广的,清新凛冽的海风稀释了他们对哈尔滨的乡愁。二萧在此安心地创作,开始了自己的长篇巨著。萧红开始写《生死场》,萧军则开始写《八月的乡村》。

哈尔滨的牵牛坊已经成了记忆。在青岛,他们走进了“荒岛书店”,在这个左翼阵地里,他们认识了张梅林,还与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了联系。

当时,鲁迅是广大进步青年心中的旗手和偶像,不断地有人寄信到内山书店,述说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作品寄给鲁迅先生,期待能够得到回复。萧红和萧军无疑是其中的幸运儿。他们把信寄给鲁迅之后很快就得到回复,鲁迅先生同意看他们的作品。于是二人将《生死场》的抄稿和已经出版的《跋涉》寄给鲁迅。

就在此时,舒群被捕,青岛的共产党组织也逐渐暴露。孙乐文将萧军约到栈桥,给了他 40块钱路费,嘱咐他们赶快离开。就这样,萧军、萧红、张梅林三人仓皇地离开青岛,坐上了日本船的四等舱,奔赴上海。

初入上海,三个北方人又兴奋又不习惯。这个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自然让他们觉得新鲜,然而逼仄的住所,迥异的生活都让他们无所适从。

张梅林在回忆萧红的时候写道,那时候,二萧住在拉都路尽头近似贫民窟的地方,小砖楼上,低头能看到窗外的菜园子。家具不过是从房东那儿借的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张木桌,墙角处蹲着一袋面粉,那就是他们的全部食粮。

张梅林说:“我们从青岛乔迁到这个人间天堂的上海来,还没有喝一杯。走,我们到馆子里去。”正在掏面粉的萧红对他一阵揶揄,然后开始烙饼。烙饼是二萧结束“列巴时代”之后最重要的食物,经济好的时候,买上些牛肉青菜做俄式苏伯汤来配。张梅林描述道:“天知道,有多么香!”

二萧来到上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见鲁迅先生。而鲁迅先生当时的情况并不明朗,安排约会耗去了很多时间。一日,他们终于收到鲁迅的来信,约二人在内山书店会面。

两个年轻人激动地赶往内山书店,只见鲁迅先生已经在那里等待了。

见到萧军,他便问道:“是刘先生吗?”萧军应允。鲁迅先生便引着他们走出去,两人在他身后怯怯地跟着,兴奋又紧张。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咖啡馆,据说是先生与人接头的地点,外面是舞厅,里面少有人来,因而十分隐蔽。不多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领着儿子海婴进来。这是二萧与鲁迅先生的第一次会面。当时的他们还是如此青涩稚嫩,身上散发着东北人特有的直率和天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让鲁迅先生对他们欣赏有加,也才有了鲁迅后来源源不断地提拔和帮助。

那时候,整个上海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许广平和鲁迅的生活是压抑而晦暗的。鲁迅先生身体开始渐渐恶化,因为环境所迫,很多人情也断绝往来。二萧的出现,无疑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生活带来几丝生机和活力。许广平在《忆萧红》中写道:“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二萧的坚强乐观是鲁迅所欣赏的,然而,“热情、希望,换不来宿食”。为了介绍二萧进入上海文坛,鲁迅煞费苦心地筹划。

1934年 12月 19日,借胡风儿子满月的名义,鲁迅邀二萧去梁园豫菜馆出席宴会。这是二人进入上海文坛的重要起点,多年后萧军还在记录这次宴会。

二人收到宴会邀请信之后便十分激动,几乎坐立不住。萧军找出一张上海市地图,认真地研究路线。他那副一本正经的军人作风,被萧红取笑,像是出兵打仗的将军。

而萧红呢,她恐怕比萧军还要紧张,看着萧军身上的破罩衫,她说这样去赴宴是绝对不礼貌的。而萧军又没有第二件衣服。于是萧红噔噔噔地跑下楼,不多时又带回一幅黑白格子的绒布。她下定决心要给萧军做一件“礼服”。

萧红仿照萧军的旧衬衫,大显“神针”,连夜剪裁、缝制了一件哥萨克式衬衫。第二天赴宴的时候,萧军就穿着这件衣服。当天参加宴会的有九人,鲁迅一家三口,“老板”茅盾、聂绀弩夫妇,还有就是叶紫,主人胡风反倒没有来成。木头木脑的萧军多年之后才明白了鲁迅先生的苦心。

之后,叶紫与萧红、萧军说要组建“奴隶社”,得到了鲁迅的称赞。不久,这三位“小奴隶”出版了“奴隶丛书”——萧军《八月的乡村》、叶紫《丰收》、萧红《生死场》,鲁迅作序,三人也因此在文学史中占得一席之地。

出版《生死场》的时候,“萧红”这个名字第一次被使用。这个名字是萧军取的,据他所说,之所以取名叫“萧红”是为了与“萧军”呼应,取意“小小红军”。之后,她在左翼文学刊物上的作品都署名萧红。

这个名字,伴随着她在左翼文学道路上一路前进,像是一个坚韧的灵魂永远挺立,而那些小儿女的情感都在“悄吟”的名义之下被悄悄地吟唱。

情爱生死场

当时的上海情况十分险恶,人人自危,随口向人问地址或是透露自己的住址都是极不可靠的。鲁迅先生与人联系都是通过内山书店,而与二萧逐渐熟识之后,他却将住址告诉他们,欢迎他们随时来访。之后,萧红便成了家中常客。为了能够方便照顾鲁迅,二萧又搬到了鲁迅所在的北四川路。

萧红与鲁迅的交往一直以来都是个谜。有人说这是缺少父爱的女孩终于找到了一个可敬可爱的师长,也有人说二人的忘年交里有着暧昧的成分。如鲁迅这样一个时代旗手也会给萧红的穿衣着衫出谋划策,告诉她该如何打扮,如何搭配衣服的颜色。其中情愫,自然要超出旁人。

其实,笔者认为,萧红之所以频繁地出入周家其实是一种“缺爱”的表现。她生于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自幼除了祖父,很少从别处得到温暖。她爱过的男人也都十分自私或是极度大男子主义,除了给她带来灾难,没有过一丝一毫家的温馨。

鲁迅与许广平,这一对因理想和自由而结合的夫妻,简直是世人心中高尚爱情的典范。写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鲁迅先生不仅文学上有建树,在生活中也对妻儿充满关怀。他和许广平在高压政治下相濡以沫,还有爱情的结晶:儿子海婴。这一切,在萧红看来都是极其完美的,也是她一直想要却苦苦不得的。

大概是在那个充满书香和生活气息的家中,萧红感受到了许久未得的温暖。她常常拎着香肠、酱骨头去周家串门,与许广平一起话家常、包饺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些女人家的私事儿。许广平的儿子海婴也很喜欢她,常常拽着她的辫子玩儿,对她很亲近。

她是快乐的,鲁迅这样的师长,还有许广平这样的闺密,让她一直以来空洞的情感缺口得到补救。只是率性而为的萧红没有想到,她的热情反倒给许广平带来很多苦恼。

在许广平回忆萧红的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广平对于萧红的频繁到访很是头疼,却又不好意思下逐客令。其间还有一事,因为忙着陪同萧红,许广平无暇顾及鲁迅,结果招致鲁迅着凉发热,害了一场病。

萧红去世后,许广平才将这些事情说出来,虽然说是斯人已去,说了也无妨,可是其中不难读出责怪的情绪。

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

——许广平《忆萧红》

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许广平《追忆萧红》

其实,萧红此时频繁的到访还有一个原因:她与萧军开始面临情感危机。

若说在哈尔滨时候的两桩桃色事件只是小风小雨,那么来上海之后,他们的感情接二连三地经历冰雹天气。

这第一颗砸下来的雹子便是李玛丽。她是萧军从前暗恋的人,萧红与萧军最初相恋的时候就有所耳闻,颇为忌惮,而此时,在上海,这个美丽高贵的身影再次出现。萧军旧情复燃,写下一首又一首的情诗。然而,李玛丽对他无意,因此这段感情也很快扑灭。

这时,已经结婚生子的“南方姑娘”陈涓回到上海,她主动登门拜访。其实,早在二萧刚刚来到上海的时候,萧军就已经去她家拜访,只是那时候她已经漂泊到松花江畔了。她一直是萧红最担心的情敌,虽然已经结婚,还是引起了二萧的多次争吵。

陈涓本身对萧军并无爱意,只是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并不能让他考虑到对方的想法,他很容易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情感强加到别人身上。因此,他这次对陈涓展开猛烈的追求。一次,陈涓带着男友回家,被萧军看到了,不由分说便上去一阵猛打。这感情令单纯的陈涓感到恐惧,而被萧军抛在脑后的萧红则感到心寒。

萧红身体里那个被情感驱使的女诗人又开始悄悄吟唱了,在初遇萧军的时候,她写过爱情的美好和甜蜜,而此时,她的心中只有“苦杯”。

萧军每天早上去公园读书,回来之后,必定会像严厉的老师一般责备萧红的“懒惰,不用功”。面对这些无理取闹的责骂,萧红总是有苦难吐,生活是要继续的,总得有人淘米煮汤,有人擦地洗衣服。这个人当然不会是萧军。他还要趁着闲暇,去向情人献媚,写几首赞扬的诗歌。

于是,萧红一边默默承担着家庭主妇的工作,一边还要帮助萧军抄写文稿。二人一旦有纷争,定是拳打脚踢,萧军是练武出身,体弱多病的萧红哪儿经得起他这么折腾。流浪的生活使她早早失去了少女的娇颜,这也是她在情敌面前无力反击的原因之一。只不过,这些苦,萧军从来都不知道。

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

——《苦杯·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