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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1978年(2)

拨乱反正

● 成语,“拨乱世,反诸正”。意指整顿混乱,使之回复正常。

● 关联词:粉碎“四人帮” 正本清源 百废待兴

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会把这个成语和某个特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首先,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八大确定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后来却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三中全会果断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过程。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来。

第四,全会实现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坚决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

百废待兴的中国,正本清源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这一古老的成语在1978年的中国有了崭新的含义,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平 反

● 一种纠正历史错误或政治结论的行为。

● 关联词:胡耀邦 冤假错案 有反必肃、有错必究 落实干部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要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面临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决了第一个即“两个凡是”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

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下,推行一系列政治运动。例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7年3月,第二次复出的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不管到哪里,胡耀邦始终把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放在第一位。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针锋相对提出:“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尤其是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解放了那么多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推倒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为沉冤二十余载的数十万“右派分子”摘帽;为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他的勇气、胆略和推进工作的速度无人可比!胡耀邦曾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真可谓“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标志着“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接下来更大的平反工作一一展开。平反所涉及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彭真、谭震林、黄克诚、陆定一、罗瑞卿、邓子恢、习仲勋、谭政等等。重大事件的平反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武汉“七二○事件”和“三家村”……据不完全统计,那一阶段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三十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给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解脱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

恢复高考

● 特指结束“文革”十年动乱,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 关联词:1977级 大学梦 工农兵学员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几乎是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1966年“文革”开始之际,已经有着十七年历史的高考被废止,高校停止招生。千百万渴望求学深造、渴望以知识改变命运的莘莘学子的大学梦从此难圆,他们的人生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所改变。

废除高考只是停止了以考试为核心的升学制度,其实大学并没有完全停止招生,从1971年开始,部分大中专院校陆续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办法,文化程度规定为“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而被推荐出来的人,必须从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区、县、地区和学校“过七关”。“群众推荐”到后来,难免也有“出身论”、“唯成分论”和“走后门”的情况。

1977年的金秋季节,众多正在田间辛勤劳动的知识青年,众多被“出身”和“成分”压抑得对生活了无希望的年轻人,突然听到一个令他们万分惊喜的大好消息:全国将恢复高考!也就是说,不依赖权力,不借靠人情,不需要千方百计地串关系走后门,不考虑自己是不是“红五类”出身,只需在考试中一显身手,凭一份好成绩就可以堂堂正正走进大学的校门!

仅用了两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大批的考生就从四面八方走进了考场。

以后,人们渐渐知道了“恢复高考”是因为邓小平的战略决策。1977年8至9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无疑是惊天动地的大喜讯,是平地一声春雷!会议产生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纲领性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1977年招生工作于当年四季度进行,全国57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被录取的27.3万名新生1978年2月入学,录取比例为29∶1。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参加高考者一提起这个话题依然是心潮汹涌,热血澎湃,纷纷以“1977,命运在那一年改变”、“1977,我心中永远的丰碑”,“永远的1977”为题撰文纪念。其实“77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仅仅指“1977级”,还应该把随后的“78级、79级”包括进来。他们都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产生的时代精英,后来成为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