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梁代费旭的诗曾说：“不知是耶非。”殷沄的诗曾说：“飖飏云母舟。”简文帝说：“费旭既不知道他的父亲，殷沄又让他母亲到处漂泊。”这些虽然都已经是往事了，但是你们也要注意不可轻率引用。有人在作文时引用《诗经》的“伐鼓渊渊”；《宋书》对这些不懂得用反语的人曾予以讥讽。像这样的词句，你们一定要避免使用。如果在侍奉母亲，在与舅舅分别时，却尽情吟唱《渭阳》；如果在侍养老父，送别兄长时，却以“桓山之鸟”来表现自己的悲痛情绪，这些可就是大忌了。列举这些例子，你们要懂得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处处谨慎小心。
古代人物【原文】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译文】江南人写作，总是盼望听到别人的批评责备，一旦发现毛病，就立刻修改。陈思王曹植就是从丁廙那里体会到了这种习惯的。山东的风俗，则不知该如何去请教别人来对自己的文章进行批评指导。我刚到邺城之时，曾因批评别人的文章而得罪他人，至今还为此懊悔。你们可别轻易地就去评论别人的文章啊。
【原文】凡代人为文，皆作彼语，理宜然矣。至于哀伤凶祸之辞，不可辄代。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作其父铭曰：“葬我考议郎君。”《袁三公颂》曰：“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为潘文则《思亲诗》云：“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而并载乎邕、粲之集，此例甚众。
【译文】凡是替别人写作，就都要用别人的口气，按理说这是必需的。至于那些表达哀伤凶祸内容的文章，最好不要随便替人写作。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道：“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代笔替他父亲写墓志铭说：“葬我考议郎君。”还有《袁三公颂》说：“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替潘文写《思亲诗》说：“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这几篇文章都收录在蔡邕、王粲的文集里，此类例子有不少。
【原文】古人之所行，今世以为讳。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龙飞。”孙楚《王骠骑诔》云：“奄忽登遐。”陆机《父诔》云：“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云：“伣天之和。”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赠杨德祖诗》云：“我君饯之，其乐泄泄。”不可妄施人子，况储君乎？
【译文】古人的这些做法，今天看来是触犯了忌讳。陈思王曹植的《武帝诔》，用“永蛰”一词来表现对亡父的深切怀念；潘岳的《悼亡赋》用“手泽”一词来抒发看到亡妻遗物而勾起的悲伤。前者将父亲比喻成了永远冬眠的昆虫，后者则将亡妻跟亡父等同了。蔡邕的《杨秉碑》说：“统大麓之重。”潘尼的《赠卢景宣诗》说：“九五思龙飞。”孙楚的《王骠骑诔》说：“奄忽登遐。”陆机的《父诔》说：“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说：“伣天之和。”如果今天仍然延用这种写法，早成了朝廷的千古罪人了。王粲的《赠杨德祖诗》说：“我君饯之，其乐泄泄。”像这种表示母子言和的话尚且不能妄用于一般人家的儿女，更何况是太子呢？
【原文】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
【译文】挽歌辞，有些人说始于古代的《虞殡》之歌，有些人说出自田横的门客，这都是活着的人用来悼念已故的人，以表悲哀之意的。陆机写的挽歌多是死者的自叹之言，在挽歌诗的文体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也与制作挽歌诗的本意背道而驰。
【原文】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陆机为《齐讴篇》，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吴趋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灵帝乎？
【译文】凡是诗人的作品，不管是讽刺的，还是针砭的，还是颂扬赞美的，都有它本来的源流，从来不会将贬恶扬善的内容混淆在一处。陆机作《齐讴篇》，在前半部分讲述山川物产风俗教化的盛况，却在后半部分时忽然出现了鄙薄山川的情怀，这就与诗的体制违背了。他写的《吴趋行》，为什么不谈及子光、夫差的事呢？他写的《京洛行》，又为什么不叙述周赧王、汉灵帝的事呢？
【原文】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误者有矣；百家杂说，或有不同，书傥湮灭，后人不见，故未敢轻议之。今指知决纰缪者，略举一两端以为诫。《诗云》：“有鷕雉鸣。”又曰：“雉鸣求其牡。”毛《传》亦曰：“鷕，雌雉声。”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郑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鸣。”潘岳赋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则混杂其雄雌矣。
【译文】从古至今，那些才华横溢、博学多才的人才，引用典故不恰当也是大有人在；诸子百家的杂说，有些对相同的事件持不同的看法，如果这些湮没，那么后人就看不到了。因此我也不能妄加评论。现在我只指出那些绝对错误的，简单举几个例子让你们引以为戒。《诗经》说：“有鷕雉鸣。”又说：“雉鸣求其牡。”《毛诗训诂传》也说：“鷕，是雌雉的鸣叫声。”《诗经》又说：“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郑玄注《月令》也说：“雏，是雄雉的鸣叫声。”而潘岳的赋说：“雉鷕鷕以朝雊。”如此看来就混淆了雄雌二者的区别。
【原文】《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异物志》云：“拥剑状如蟹，但一螯偏大尔。”何逊诗云：“跃鱼如拥剑。”是不分鱼蟹也。
【译文】《诗经》说：“孔怀兄弟。”孔也就是非常之意；怀，就是思之意。孔怀便是非常想念之意。陆机的《与长沙顾母书》，讲述了从祖弟陆士璜之死，却说：“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中感到痛苦，当然是十分想念了，为什么还要说“有如”呢？看来他话语中的意思是把“孔怀”理解为亲兄弟了。《诗经》说：“父母孔迩。”如果依据陆机的用法，则应将父母称作“孔迩”了，这样如何能说得通呢？《异物志》说：“拥剑的形状如蟹，只是有一只螯偏大。”何逊的诗却说：“跃鱼如拥剑。”这就是不区分鱼和蟹了。
【原文】《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鸟。”而文士往往误作乌鸢用之。《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而简文诗云：“霞流抱朴碗。”亦犹郭象以惠施之辨为庄周言也。《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锒铛鏁。”锒铛，大鏁也；世间多误作金银字。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诗云：“银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为俗所误。
【译文】《汉书》说：“御史府中排列着一行柏树，经常发现数千只野鸟栖息在上面，早上离开了，傍晚又飞回来，因而称之为朝夕鸟。”但文人墨客却往往将“鸟”字误当“乌鸢”的“乌”字来用。《抱朴子》说，项曼都伪称遇上仙人了，自言：“仙人拿一杯‘流霞’让我喝，我饥渴的感觉就消失了。”而简文帝的诗说：“霞流抱朴碗。”这就跟郭象将惠施辩说的话当做是庄周的话类似了。《后汉书》说：“囚禁司徒崔烈用锒铛锁。”锒铛，即大的铁锁链；人们经常把“锒”字误作金银的“银”字。武烈太子也是酷爱读书的学士，他却曾做诗：“银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这是因其受世俗的影响而导致的错误。
【原文】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美玉之瑕，宜慎之。
【译文】文章中提及地理的，必须精准。梁简文帝《雁门太守行》中说：“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曾经在《陇头水》中说：“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这些就是明珠上的一点微小差别，美玉上的一点瑕疵，这也应该相当认真地对待。
【原文】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王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译文】王籍的《入若耶溪》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地方的人都认为此乃无可比及的绝句，没有人对此有异议。简文帝诵吟之后，总是无法忘怀。梁元帝也经常反复回味，认为这是难得的佳句，所以在《怀旧志》中仍收载入《王籍传》。范阳卢询祖，是邺城的儒雅之人，他却说：“这两句不是什么佳句，也看不出他有多高的艺术境界。”魏收对此观点持赞同态度。《诗经》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诗诂训传》说：“这是肃静不喧哗嘈杂的意思。”我每次都叹服这个解释真是别有情致。而王籍的这一诗句也正是由此而得到的。
【原文】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美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译文】兰陵地区的萧悫，是梁上黄侯晔的儿子，最喜好做诗。他曾作过一首题为《秋》的诗，诗中说：“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那时的人们并不看好这两句诗，而我却很喜欢，我觉得它空远散淡，所联想的景象简直就是栩栩如生。颍川荀仲举、琅琊诸葛汉，也都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卢思道等人，对这两句诗却不太满意。
【原文】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常云：“‘蘧车响北阚’，不道车。”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脁，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饶清巧。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亦为冠绝。
【译文】何逊的诗真是清爽奇巧，而且形象生动的语言很多；而扬都的评论家却批评他的诗总是太多痛苦，用心太深，衰冷萧瑟之意太浓，没有刘孝绰的诗那样雍容闲和。虽然如此，刘孝绰还是很妒忌他，平时诵读他的诗句时，总是说：“‘蘧车响北阙’，不道车。”后来他又撰写了《诗苑》，却只选录了何逊的两首诗，当时的人们都嘲笑他心胸狭窄，不够大度。刘孝绰在当时已大名鼎鼎，所以也并无谦让可言。他只佩服谢脁，常常把谢脁的诗放在桌案上，动不动就讽诵玩味。粱简文帝因为喜欢陶渊明的诗，因此也常常像他这样做。江南有俗语说：“梁朝有三何，子朗才气最足。”“三何”指何逊、何思澄、何子朗。何子朗的诗也擅长清新奇巧。何思澄登游庐山时也常有好诗问世，他在当时也是桂冠级的诗人。
名实第十
【原文】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妹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译文】名气对比实际，就好比实物对比影子。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德才深厚，那他的名声一定不错；如果一个人面容姣好，那他的影子也一定是很美丽的。如果一个人根本不修身养性，却希望得到很好的名声，就好比那些容貌长得丑陋又希望能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漂亮的影子一样。最上等的士人是不追求名利的，一般的士人懂得修身养性，自己去树立自己的名声，最下等的士人是想方设法去偷窃名誉。忽略名利，淡泊名利的人，认真考察事物发展的规律，言行举止也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他们享受鬼神所赐的福祐，并不希望用这些去求取名利。树立名声的人，修身养性，还担忧荣誉不能明显，并不希望谦让他们的名誉。那些窃取名誉的人，貌似忠厚而心怀奸计，追求浮华的虚名，这并不是能得到好名声的途径。
【原文】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