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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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讨灭宗室

司马休之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身为晋国宗室,却一生颠沛流离,历经东晋、南燕、后秦、北魏四国,他的列传并见于南北两朝的史书《晋书》和《魏书》(与他情况类似的南朝宗室亦有不少,比如刘宋宗室刘昶的列传并见于《宋书》和《魏书》;南齐宗室萧宝夤的列传并见于《南齐书》和《魏书》,等等,关于这些人的事迹,我们将在后文陆续提到)。在朝秦暮楚的南北朝时代,我们无须对他的道德人品进行抨击,他也不过是大国博弈、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品。

刘毅被诛后,司马休之继任荆州刺史,颇得江陵一带人心,由此却遭到了刘裕的嫉恨。这个时候的刘裕,对权力的渴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需要的是像刘敬宣那样即使不在身边也能够做到“早请示、晚汇报”的听话的部下,而不是能据守一方,有可能对他形成威胁的地方长官,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得不对司马休之有所动作。还别说,加罪的借口很快就被他找到了。

借口来自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文思,此人轻浮放任,喜欢四处结交好友,颇有些侠士之风。他袭了伯父司马尚之的谯王爵位,呆在建康一带,每日里只与亲朋好友、随从小厮们外出打猎,有时跑到别人的坟头上,感觉玩起来碍事,就一把火把坟头给烧了。这样的纨绔作风,在以往的皇族宗室中并不少见,但却偏偏冒犯了刘裕新颁布不久的严正法规。

结果,堂堂亲王隔三岔五地吃官司,司马文思被折腾得十分不爽。同时呢,他也看不惯司马氏的江山被姓刘的大权独揽,便与手下人暗中谋划作乱。计划还没成形,就被刘裕的细作探明,向刘裕禀报。刘裕早就盼着这样的情报了,当即下令收捕司马文思一党,诛杀他的手下,并将司马文思绑了送到江陵,叫司马休之自己看着办。

司马休之明白刘裕这一手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却只上一道疏,向朝廷谢罪,承认自己管教不严,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的职务,并进一步治罪。

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并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认为应该废掉他的王爵。刘裕十分不满,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对司马休之摊牌,将还留在建康的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一并赐死,自领荆州刺史之职。他把建康的事务都托付给刘穆之,亲自带兵讨伐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已有防备,他与同样不满刘裕专权的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联络,并向朝廷上表列举刘裕的罪状,以荆州兵马对抗刘裕。

刘裕听说司马休之的参军韩延之是个人才,有心招降,便给他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司马文思的事情,远近所知。我去年把他执送给司马休之,给他留足了面子,而司马休之这个人毫无愧疚之心,此乃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只捉拿他们父子而已。你们这些原先的官员,一概不问罪。当年刘毅的手下帮着刘毅规划谋反,不得善终。如今足下诸位为形势所逼,并不想谋逆,我一向虚怀若谷,敬贤爱才(即“虚怀期物,自有由来”),只望足下能够早日归顺。将来军临城下,刀枪可是不长眼睛,只怕到时不小心伤了足下诸位的性命。足下可将此信给你的同僚看,希望他们也能顺应局势。”

韩延之不为强势所屈,一封回信慷慨激昂,大骂刘裕无耻,可谓拒降书的经典之作:

“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恇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辱来疏,始委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即司马休之)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君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

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也!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义旗以来,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径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言‘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虚怀期物,自有由来’矣!刘藩死于阊阖之门,诸葛(即诸葛长民)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臧洪乃是东汉末年名士,因为上司张超复仇起兵,被袁绍所擒,面对袁绍诱降,义正词严,指斥袁绍,兵败被杀。韩延之引用这一典故,也显示其决心)。”

刘裕碰了一鼻子灰,一个劲地叹息,还让自己的手下都好好阅读这封信,说:“事人当应如此!”

(韩延之拥帝反刘的彻底,也表现在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上,他听说刘裕的老爹刘翘字显宗,就把自己的字也改成了显宗,并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韩翘,以示对刘裕的不敬。晋末名士陶渊明有感于韩延之的事迹,也曾在他的《读〈三海经〉》的诗中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名句。)

劝降宣告失败,刘裕便以大军强攻,他命参军檀道济和朱龄石的弟弟朱超石率步骑兵从襄阳出发,江夏太守刘虔之屯兵三连(今湖北安陆西),接应檀道济。竟陵的鲁轨突袭刘虔之,将其击杀。刘裕有意提拔自己的女婿徐逵之,让他率领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从江夏口(即长江与夏水的汇合处,今湖北监利西)出兵进攻鲁轨,两军在破冢(今湖北江陵东南一带)交战,徐逵之等人战败身亡,只有蒯恩的军队勉强守住。

刘裕的大军抵达了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就得到了连败两阵、女婿战死的消息,他勃然大怒,立即指挥诸军渡江,直扑西岸的江陵。这一带的江岸都是数丈高的悬崖峭壁,鲁轨与司马文思领兵四万把守,在悬崖上排下阵势,刘裕的军队根本无法上岸。刘裕披挂整齐,准备亲自登岸,众将苦谏不听,主簿谢晦以死阻拦,才将他劝住。刘裕又强令建武将军胡藩登岸,胡藩用刀尖在峭壁上刺出一个个小的凹槽,正好可以容下脚指,由此一步步往上攀爬(可见胡藩是攀岩运动的早期开拓者)。随后的部众越来越多,跟着他奋勇上岸,与司马文思等人的军队展开肉搏战。

荆州的军队没见过如此勇猛的架势,很快被击退。刘裕乘胜猛攻,司马休之的军队溃败,江陵被攻克。司马休之、鲁宗之北逃,并派人向后秦和北魏求救,鲁轨则据守石城(今湖北钟祥),以期作最后一搏,却被刘裕部下赵伦之、沈林子击败。司马休之、鲁宗之两对父子,以及那位誓死反刘的韩延之等一干人只好投奔后秦,宗室司马休之再度被迫离开了故国。

太尉刘裕取得了权力斗争的最后胜利,他被加封太傅、扬州牧,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最高待遇。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他又被加封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并增加都督南秦州,总共都督的州数达到了二十二个。至此,刘裕已是名义上的“一人之下”,实际上的“万人之上”,可以为所欲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