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经济遇到了麻烦。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繁荣之后，随着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西方的经济开始出现全面解体的迹象。人们发现，十年来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虚幻”财富想象的基础之上，而非真实的富足。为了抵消制造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所带来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政府一度尝试通过刺激消费、鼓励服务业发展和为企业家们创造更有利的商业环境来提振经济。于是，他们鼓励银行使借款比以前更容易，利息更低，使生意人和个人的债务超过他们本身能偿还的额度。银行本身也增加了许多金融产品，包括由聪明的数学家设计的投资者并不知悉的债务包。有些产品对银行家来说都很难理解，更别提普通的投资者和民众了。泡沫总有被戳破的一天，当个人与机构开始拖欠银行债务时，一系列恶性反应出现，最终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
对于这些深层的经济问题，政府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近十年来，政府投入了太多非生产性资金，政府管理者致力于利用税收争取投票，提高政府人员工资支付，增加巨额福利预算，而不是寻找新途径发展新经济，鼓励创办新行业，鼓励企业发展。事实上，政府推动高税收和高消费，而非投资，无异于在阻止人们努力工作和改革创新。
随着以传统制造业和农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的下滑，以及以消费和信贷为基础的新型经济的严重受损，西方的城市和农村都遭遇了严重的身份危机。人们开始变得愤怒。许多人开始抗议甚至攻击为众多民众带来大量福利的市场制度。
“没有未来的青年”的抗议游行
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几乎完全垄断了制造业。通过制造产品并销往世界各地，西方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英法等强大帝国的解体，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奋力追赶。西方国家无力继续与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所以，它们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创造财富。今天，全球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均为服务业——包括银行、医疗保健和旅游，这些产业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实物产品。相反，农业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仅占4%。在西方，农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更低，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差距更大。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西方国家开始鼓励许多人加入所谓的“空洞消费”（EmptyConsumerism）行列，人们开始购买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了鼓励消费，西方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期里，做出了两项尤为危险的举措：大幅增加信贷的额度以及放任房地产泡沫持续扩大。如果普通房屋价格突然上涨到几十万英镑、美元或欧元，房屋所有人就有了更值钱的借款担保。但是，他们很有可能无力偿还。2008年，定时炸弹终于爆炸。银行纷纷申请破产，政府意识到如果不采取干预，整个金融系统势必崩溃。于是，政府向银行注入数千亿美元，确保它们继续生存。当然，政府必须为这笔资金寻找来源，埋单的却是普通民众，实现方式是更高的税赋和大幅地削减公共服务。
过去十年，西班牙等国经历了最为剧烈的房地产泡沫，受到的影响也最严重。我们为此飞赴马德里，了解西班牙人民对房产泡沫的反应。
今年31岁的奥尔默·加尔韦斯，在大学拿到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之后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在中国工作了三年。2010年，他返回西班牙时，发现国内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年轻人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他在推特（Twitter，一种文本信息服务平台，相当于中国的微博）上加入了一个组织——“没有未来的青年”
（YouthWithoutaFuture），并在2011年4月第一次参加了抗议游行。后来，他又参加了另外一个组织——“即刻真正民主”（RealDemocracyNow）。2011年5月15日，该组织曾因占领马德里大型广场名噪一时。这一行动启迪了其他国家的在西班牙，50%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责怪当局，并在马德里集结了大量的抗议者。他们被称为“愤怒者”，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95个西方城市都出现了这样的抗议活动，包括伦敦、纽约以及柏林。奥尔默·加尔韦斯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青年组织，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最著名的是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WallStreet）。现在，加尔韦斯是Indignado运动（Indignado意为“愤怒者”）的领导者之一。2011年，他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
加尔韦斯向我们介绍了Indignado第二天即将实施的计划：“罗德里戈·拉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他来到西班牙，受政党的委派，担任Bankia银行董事长。Bankia银行近年来通过不断合并公共社会银行来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张。两年前，Bankia银行通过审核，进入股市，公开募股交易。但是，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它宣布破产。在拉托掌管Bankia银行的两年间，银行出现了大批无力还贷客户。银行还向市民出售储蓄产品，后来人们发现这些产品变成了永久性债务，而且原因不明。现在，这家银行已经倒闭，人们无法拿回自己的钱，都非常愤怒。我们准备在Bankia银行两座大楼之间示威，让人们关注此事，让相关人员承担责任。
“这次活动非常积极的一面是，我们坚决反对暴力行为。我们不会与警察冲突。有时，警察会主动出击，那是另外一回事。明天参加示威的包括中壮年、青少年、儿童，今天这场示威中的一站是西班牙最大的银行Bankia的总部。和很多西方银行一样，Bankia曾在经济繁荣时期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大量贷款。2008年房地产大规模贬值，导致银行负担了大量毫无价值的资产，政府不得不补贴数亿欧元才能维持银行的正常运营。银行家们保住了工作，大规模失业却被转嫁到人民身上。
甚至还有老奶奶，因此整个过程会非常平和、有趣、充满欢乐。明天，大家便能看到这次活动。我相信明天气氛会非常好，这将是一场十分轻松的活动。”
第二天，在抗议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一位参加活动的65岁老先生，他说：“这场运动还很年轻，它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改变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的状况。我们对这家银行充满愤怒，我们慢慢看清了他们的面目，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企业宗旨。他们利用民众的资金——我们在银行的储蓄——填补银行的窟窿，而不是保护储户安全、促进就业和保障社会秩序。与此同时，政府削减了医疗和教育支出，将相应资金投入银行。所以，我们公众利益与银行利益发生了冲突。这些银行试图在短期内获得巨额利润，根本不考虑长期不利影响。”
但银行辩解说它为国家赚了很多钱。对此，他有什么看法呢？“大笔资金正在向其他地方转移（其他地方指的是避税港）。他们不在西班牙投资，他们不在西班牙创造财富。现在，资金不会开拓新领域，而是哪里更赚钱就流向哪里。因此，大家普遍认为，现在在西班牙投资不划算，最好寻找一个更好的投资目的地。”
如果有银行在西班牙投资，老人认为这样的投资选择是错误的，尤其不应该投资房地产，他说：“西班牙的银行从法国和德国银行弄到了一些钱，现在我们应该偿还了，因为这些投资都没有价值。”
与此同时，他认为，西班牙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秩序，但是他看不到那一天了。“这个国家40％的年轻人都处于失业状态。这一代人完全垮了。大多数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不能为自己和整个社会创造财富。他们都很优秀，但是他们没有工作。”
加尔韦斯预测，这次游行是和平的，但是是毫不妥协的。“将银行家送进监狱！”他们齐声高呼。不过，一位旁观者认为，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当前局势。这位旁观者名叫佩德罗·施瓦茨，是当地圣巴勃罗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施瓦茨教授还担任了马德里一个社会政策中心的主席，其成员包括商会、经济学家和企业业主。所以，他对银行破产很有发言权。那么，他是否同情抗议者呢？“我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们在事情的起因方面可能考虑得有点肤浅。不过，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西班牙的经济危机也给施瓦茨教授造成了不利影响，他说：“去年我的工资削减了12％，今年又削减了10％。我试图为我的学生寻找工作，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没有成功。”
那么在他看来银行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呢？“首先，我们要说，没有人真正知道原因。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承认自己无知非常重要。危机让我们感到惊讶，‘感到惊讶’说明我们不知道原因。其次，从过去某个时间来看，许多方面都犯了错误。2001年以来，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等中央银行，都制定了极低的存贷款利率。所以，借贷成本很低，人们大量贷款，负债状况非常严重。现在，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无力支付这些贷款，大家都遇到了麻烦。另外，制度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纰漏。例如，西班牙经济非常僵化。18到25岁的年轻人有50％失业，这一事实就是证据。这并非一场危机带来的正常现象。如果只将失业归因于经济不景气，这一比例也太大了。我认为，主要还在于劳动法和劳动力市场运转方式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改革劳动法，但是很多人反对这样做。”
随后，我们又向他了解对于银行危机他认为银行家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施瓦茨教授认为，对于违反法律的银行家，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同时，他也认为，人们对西方各国政府挽救银行的做法存在误解。“政府挽救的并非银行家，银行的许多管理人员已经被解雇。国家保护的是存款客户。如果Bankia或其他银行破产，这些银行的储蓄客户每人可确保10万欧元的最高提款。银行股东损失也极为惨重。所以，当政府说挽救银行时，应该向公众表述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有些国家拯救银行的目的是确保欧元继续流通，这让施瓦茨颇为不满，在过去，主要是那些懂得使用社交媒体，比如推特和脸谱的年轻人参加游行活动。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各个年龄段的参与者。游行的民众使用罐子和平底锅来表示自己只是普通民众，并非某种党派。他们的标语也表明了他们的独立性。
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理由。过去二十年，在欧洲许多国家，欧元是唯一引入市场的货币。欧元进入市场前，经济存在问题的国家可以通过降低货币兑换率和向其他国家出口商品价格的方式进行弥补。但是，引进欧元以后，这一手段便不复存在了。那么，在施瓦茨教授看来，中国应该从这场危机中汲取哪些主要教训呢？
“如果货币不再起作用或者失去应有价值，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我们需要中央银行遵守规则，不要人为降低货币价值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巴西、美国、欧洲和中国。如果中央银行试图以货币贬值的方式刺激投资和消费，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
“另外一个教训是，所有经济体都会有起有落。在一个可能出现过度投资或者投资失误的市场体系中，发现和终止不良投资行为是正常的事情。认为可以避免任何投资终止、错误和危机，实现平稳增长的想法是错误的。出现危机时，政府不要过于急躁，因为危机通常可以自行纠正错误。各国政府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开动印钞机等错误做法（这只能导致通货膨胀失去控制）。换言之，为疾病开处方也存在现实风险，甚至比疾病本身产生的风险还要大。另外一点是，如果国家的外债过高也会出现麻烦。美国就属于这种情况。美国拥有巨额外债。西班牙也存在这一问题。为了偿付外债，你必须实现贸易盈余，但是对发达的经济体来说，这并不容易。”
施瓦茨教授还认为，各家银行规模应该小一些，这样如果一家出现问题也不至于导致灾难性后果。信贷危机初期发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人们认为，某些金融机构“极其庞大，不可能破产”。换言之，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政治家们都会设法去拯救这些银行。这种认识会阻止这些机构实施负责任的行动，它们就会拿储户的资金冒险。如果银行非常谨慎，担心失去稳健经营的好名声，它们永远不会冒这样的险。
关于目前欧洲国家应对危机的选择，我们也向施瓦茨教授提出了疑问。为了降低债务，西班牙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大幅压缩开支，他是否赞同这种做法？
“我认为，厉行节约是不可避免的。当你债台高筑时，你必须想方设法减少支出。如果政府减少债务，并不一定意味着私有企业和家庭的资金也会减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资金都冻结了。私有企业和小型公司无法获得足够贷款。新创意需要信贷支持。这部分信贷应该解冻。如果每个人都试图降低负债，就不会有人申请贷款了。”
从上述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施瓦茨教授发现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危机是过度负债造成的，试图以增加债务的方式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方案。但是，没有负债，一切都会陷入停顿，康复计划也不可能启动。
施瓦茨教授认为，西方人不要将所有银行都视为敌人。“银行是一种服务产业，如果停止运转，人们就会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应该挽救一批，关闭一批。然后，我们希望国家出资救助的银行将来能回报纳税人，政府可以像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那样，将银行重新出售。”总之，他认为，西方人应该更耐心一些。如果政府不过分干预，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此时，一位站在旁边的示威者愤怒地质问施瓦茨教授：“我认识你，你是一个新兴资本家！难道你不认为，资本主义应为这场危机负责吗？”
“是的，应该承担部分责任。”教授答道。“哦，好啊，这还差不多！”那位示威者说，怒气好像也减少了一些。关于这个故事，最新的结果是：2012年6月，罗德里戈·拉托以及其他32名银行家被传唤至西班牙高等法院，就Bankia银行倒闭案接受刑事欺诈指控的审讯。示威者好像赢得了这场战斗，但他们是否真的赢得了这场战争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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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危机下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