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文化，一切都是关于“我要”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暴乱让我如此愤怒，许多人说着一个又一个借口：“哦，是因为种族歧视，是因为制度，是因为缺少机会，是因为缺少教育维持津贴（EMA，政府补贴费用），是因为缺少年轻人的俱乐部。”但事实是，这些参与暴乱的人穿着500英镑一双的运动鞋，每个人有大约三部智能手机。他们比我还有钱。
在我看来，这些年轻和并不年轻的人们的行为是没有自律精神、没有规矩的。我们采访的一半人都是参与骚乱者，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能够这样做”，“这就是个笑话”，“这轻而易举”。他们看到其他地方的人这样做过，只是因为所谓的“同伴压力”。让我感到骄傲的是，经我培训的这些年轻人，虽然都有黑莓信使，也收到过写着骚乱发生的时间地点、怂恿他们参与其中的短信，但他们谁都没有据此行动。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道德上的松懈，想要轻松。他们都没有这种概念——只有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他们只知道：A他们的权利，B借口。我记得听过一场《今日》（一个探讨社会问题的重要媒体论坛）的采访，受访者是一位十三岁穿着连帽衫的小孩，他被问道：“你参加暴乱是为了反对普遍的种族主义吗？”“哦，是的，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对。”或者，“你参加暴乱是因为EMA被切断了吗？”“对，这就是原因所在。”这当然是在胡说，他们甚至不知道提问是什么意思。参与骚乱者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可以这么做。
未受过教育的黑人年轻人会使用许多俚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许多受过教育的黑人年轻人知道他们应该接受这一点，然而，这让他们无法走出贫民区。
我们采取的第三种行动就是阻止学生使用俚语的词汇和句法，这样与他们交流的人会自在许多。
我们的看法之一是希望年轻人挑战，而不是迎合社会对他们的成见（例如，人们总是认为黑人男孩不会说规范的英语）。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这样那些成年人、那些居高位的人才能重视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如此重要。语言就是力量。我的父母都是工人阶级，从未受过任何教育，但是他们看到了语言的优势。
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严格要求年轻人，因为我爱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到最好，而且我不相信“不要担心语法，意思对了就可以”这种说法，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和教授历史一样：历史就是一堆日期，日期就是你用来挂东西的钉子。语法也一样，语法就是你用来承载意思的钉子。
年轻人不断来到我们的俱乐部。我问：“为什么你们喜欢来这里？”“因为你让我们改邪归正，你不辞辛苦纠正我们身上的毛病。”他们这样回答，“在学校里，没有人给我们纠错，没有人告诉我们犯一个语法上的错误有什么问题。”并不是老师们没有注意，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去为这些学生纠错。但是我的组织和我自己非常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价值。他们一直来我们这里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们为他们订立的规则。我愿意相信我们帮助过的这些孩子都能以全新的面貌获得重生。
当然，我不能提供这些年轻人需要的所有技能，但至少我能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告诉他们如何从阅读和思考中获得乐趣和启发。我是西方的产物，也是西方教育的产物。如果我出生在中国，如果我是中国的佛教徒或印度的印度教徒，可能我的经历会非常不同。
由于殖民教育体系，许多加勒比海、印度或是非洲地区的人都比英国本地人能更好地引用弥尔顿、莎士比亚的美文，他们说的英文可能比我们和我们国家的年轻人还要好，这是因为他们的学校并没有被这种破坏性的思想全面接管。
我猜我对文学的喜爱是因为我对永恒真理以及人类社会基本真理的理解。那些文学作品，比如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莎士比亚、狄更斯、济慈等——我对其他文化传统并不是很了解——对何以为人有着美妙的表述。
为什么我认为文学对年轻人很重要呢？因为文学能让他们与比他们伟大得多的东西联系起来。年轻人越来越目光短浅，只能看到眼前的事，认为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现在，当他们阅读正典圣经、阅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是《埃涅伊德》第二部时，他们就超越了种族、宗教和阶层的界限，与宇宙相连。我并不是说其他的文化传统不能有所帮助，只是我对它们并不熟悉。在我的世界里，是伟大的西方文学影响最深远。
莎士比亚、维吉尔、但丁、波伊提乌，他们都和这群年轻人息息相关。我讨厌人们因为他们贫穷就说这和他们“毫无关系”，或者认为我们应该让他们阅读和他们贫贱的生活“相关”的书籍。
我讨厌现在这种必须把《哈姆雷特》加入嘻哈元素才能与佩克汉的年轻人“相关”的说法。都是胡扯！《哈姆雷特》在过去四百年一直都没有被质疑过，如果认为佩克汉的年轻黑人只有在加入嘻哈元素后才能理解五音步抑扬格的美妙，那才是种族歧视。这种想法太局限了。
韦鸣恩勋爵（LordNatWei）
韦爵士是一位社会企业家，之前曾担任英国政府“大社会项目”（BigSocietyProject）的顾问。这一项目旨在鼓励人们更加关爱他人，更加注重团体精神。同时，他还是英国上议院议员。他非常关注公民社会的衰落以及青年人融入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
修补社会裂痕
多年来，可能至少从2005、2006年起，我内心开始出现一种想法，以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为主要手段解决这个国家的系统性社会问题。后来，为了不过度纠结它的法律结构，我们称其为社会创业（SocialVentures）。这些企业充满了我们能在19世纪看到的精神。那时，我们有一批优秀的改革者——他们建立了学校、社会企业等，废除了奴隶制，改革工厂和实践工作，推行禁酒运动——所有这些举措都曾引起很大的共鸣。“以教为先”（TeachFirst）便是如此，它在三年内就已经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项目。这个项目通过志愿机构开展工作，同时与政府和企业都保持合作关系。
我们并不缺乏社会资源，但出现了种种社会怪象，例如肥胖、福利依赖、无志青少年犯罪乃至成为惯犯，究其原因是我们的行为出了问题。这与社会期望、个人的习惯和态度相关。
所以，对我而言问题始终是，我们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努力打破这种周期性行为。也许可以让一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和社会企业家进入这个群体，或是为那些可能会出问题的人提供一些有益的体验，帮助他们完善其整体人生观，譬如，让他们多参加一些同龄人的组织，以此为他们指明方向，使其远离深渊。福利制度、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并不意味着连肥胖这类事务都要涉及，它们要做的是，治疗小儿麻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同时也不意味着要应对老龄化危机，或者解决医院或社区内，由护士或其他人提供良好护理服务的需求。这些是更加复杂的问题。当面临所有这些复杂问题时，人们往往认为，只有政府有能力解决它们。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按照现有的政府运作模式来看，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就某些情况而言，任何大型组织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许多非常细微的方面。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惯犯，要说服自己出狱后不再犯事，找到出路，开始工作，不再重蹈覆辙，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我感兴趣的是如何从细微之处开始尝试、进行改善，以及这样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概括为何种因素。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消灭或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这些问题只能依靠政府来解决，而事实上政府也没能够解决。
我们建立了一个组织——“以教为先”（TeachFirst），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暂时放弃薪金优厚的工作，去中小学支教。支教使志愿者看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也使这些教育背景良好的老师们了解了处于较差教育环境条件下的年轻人。
众所周知，很难让牛津、剑桥或任何顶尖学校的学生到市中心贫民区的中小学任教。因此我们有意将“以教为先”的对象设定为有能力任教却不愿任教的人。通过让那些人同意在“以教为先”这一项目中尝试全新的、对其有益的经验，并承诺“只需任教两年，其后可以做任何有关长期计划的决定”，阻碍这些潜力巨大的优秀教师来到市中心贫民区中小学任教的种种困难和行为障碍被我们一一克服了。因为他们知道，在此之后，他们依然可以从事咨询、银行、商业或其他任何职业。在这里，当他们中的大部分体会到那种被全力支持的感觉后，都会爱上并愿意任教——事实上，其中已经有人成为高级教师以及教育改革家。而在被我们说服参加这个项目前，他们从未有过此类经验。
“挑战项目（TheChallenge）是我创立的另一个组织。我们总是对年轻人说：“去做点事，那将帮助你们学习如何服务社会，因为作为一个年轻人，你需要为社会服务。”当我们真的对年轻人这样说以后，他们说：“好吧，在初中会考之后，我们有九周无事可做，我们愿意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耗费一点体力，还能够有点互动，结识一些新朋友。”因此，我们把它称为“挑战项目”。在项目的开始，我们设计了一些热身活动，随后给那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项目的机会，并以类似龙之穴创业投资（Dragons’Den）的方式（即向潜在的投资者展示一个新的创业案例）向当地社区推销自己的项目，以取得支持。之后，他们还要亲自执行这些项目。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活动结束时，他们也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