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我们这个“金钱神话”的时代，诗人多如牛毛而又被彻底“边缘化”的时代，诗人已不可能充当尼采式的文化英雄，真正的诗人也是凤毛麟角，却有的是无真心、无真情、无真思、无真理的写家，尽管语言浮肿不堪，思想苍白干瘪，诗意丧失殆尽。因此我们对那些还算是有一点诗意的诗人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渴望着尼采式的文化英雄和真正的诗人的出现。当然当文坛的游戏规则被彻底颠覆，使人无法按照轨道运行时，这样的美好愿望似乎让人感到好笑。因为人们不禁要追问：诗人何处安身立命？何以安身立命？诗人何为又何去？这或许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当传统被完全搁置，终极价值全面颓败，人文精神成为不合适宜的对象时，当代人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生活，诗人也不例外。我们怎么可能像上帝那样要求诗人例外？但一个平凡的人要成为一个诗人，他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生活，只有超越自己的生活，他才能成为一个诗人，否则永远是一个平凡的人，而不是一个诗人。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更加要付出别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正如老舍先生所说：“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
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2回首20世纪那个文化价值失序和巨大转型的动荡不安的时代，诗人的心灵要强韧地承担时代的苦难，但极度的骚乱与搏战就足以将他们撕裂。俄罗斯杰出的诗人索尔仁尼琴曾在他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辞《为人类而艺术》中描述过古拉格群岛被关押的诗人所遭到的不幸：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号牌。
试想，还有什么代价让人觉得比这更沉痛呢？亲身经历过古拉格群岛冰冷的寒夜，从死亡地带挣扎过来的索尔仁尼琴，不止一次渴望着要向全世界倾吐长久哽塞在心头的郁结，以抚慰和润泽那些惨怛的灵魂，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古拉格群岛》这部旷世奇书，他认为诗人应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世界和平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何谓诗人？这就是诗人，永远的诗人。
我不止一次反复追问过自己，何谓诗人？诗人何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否定后，我觉得现在可以这样肯定地说：诗人是渴望进入酒神生命状态的天之娇子，是不以任何时髦词句为脂粉而又终身追求诗意的人，是不随波逐流而在时代的漩涡中勇于搏击的弄潮儿，是不屈服于命运的法则而在炼狱与净界的选择中向往新生活的圣者，是在众多灵魂无寓的苦涩时给予他们温暖和希望的天使，是以非常个人化的话语绽放绚丽的艺术之花的歌手，是一团炽烈的闪耀着人性光芒的永远燃烧着的火焰，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诗人，平凡而又不平凡；这就是诗人，普通而又高尚；这就是诗人，本身就是一首难唱的歌，一本难以读懂的书；这就是诗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一团难解的谜。我渴望解开这一团谜，虽然这对我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梦想，然而我却感到我似乎站在了通向诗人心灵的入口处，仿佛听到了远处酒神的召唤，闻到了一股醉人的酒香，诗人啊，我来了！
但愿缪斯让你们打开那扇长久关闭的神秘的阿里巴巴的大门！
3、直面诗人“临终的眼”
诗人为何自杀？，1927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35岁的青春年华时自杀了，川端康成曾为此在一篇着名的随笔《临终的眼》写道：“无论怎样厌世，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杀的人想要达到圣境也是遥远的。”但他对他的同胞芥川自杀遗书中“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
这句话又特别激赏。在那封遗书里，芥川为人类“为生活而生活”感到可悲，他觉得自己想自杀是因为大自然比诗人更美，而“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1这一个让川端康成心仪的比喻，这一个足以代表日本文学精神主旨的符号，这一个把哲学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凄艳、超逸绝伦的诠释，把作家心中久久不得释怀的生死症结，一下子疏通了。大自然是那样的美妙，但只有在“临终的眼”里才能见到它。只有临终的“眼”才能重现世间百态芸芸众生，重现流离失所无可归宿的孤独灵魂。“临终的眼”，特别拨动了川端康成的心弦。他意味深长地说：“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这只‘临终的眼’。”一个多么精妙的推论！诗人自杀之奥秘不也在诗人“临终的眼”吗？
和诗人那一双“临终的眼”对视，对我来说是一件残酷的事情，那会带来身心的极度苦痛。但为了磕开诗人的生死之门，我还是愿意直面诗人“临终的眼”，因为唯有诗人“临终的眼”，才能映现出自然的美，而且映现的不仅是自然的表象，更是意志的本质，他们通过自己之手完成对生命的重塑，对自身最彻底的遗弃。的确，诗人的生命多从喜剧开始，以悲剧告终。现在就让我们直面诗人“临终的眼”，以一个达观者的身份，在我们最不愿意目睹的地方，回顾诗人的那些悲剧吧。
千百年来，每逢农历五月初五，我国民间便有龙舟竞渡、角黍吊祭等活动。
粽子外面还缠缚五色丝线，扎上楝树叶子；竞渡船头彩旗飘扬，迅楫齐驰，歌鼓相催。这些由荆俗楚风起始又流播岭南塞北的古老习俗，是为了纪念中华民族一位不朽的诗人——屈原。但谁又能想到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个让人不堪回首的黑暗的日子呢。这一天一身兼有政治家和诗人两重品性的屈原站在波浪翻滚的汨罗江边，心潮难平，自闻秦兵攻楚，郢都失陷，眼见秦楚相争胜负已成定局，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泡影，不由悲愤万分。他明白，国难当头，国家已无可救药，自己即使有回天之术，无奈楚王听信小人谗言，鸡盗狗鸣之徒又从中作梗，他的政治抱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现，面对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悲惨景象，他宁愿赴死，也不愿蒙尘、受辱。因为他是一个高洁自诩的诗人，在他眼1[日]芥川龙之介《傻子的一生》·<给一个旧友的手记>，香港小知堂出版，2001年1月。
里举世混浊而自独清，众人昏睡而自独醒，他不苟流俗，对美好理想，上下求索，持之以恒，虽九死一生而不后悔。他的诗乃发愤之作，以奇瑰无比的想象灌注着一个真实的自我，其间奔涌着只有真实的生命才会具有的强大的宇宙流，上则与日月争辉，下则与山河争秀，无愧于古代中国第一诗人。而这对他来说已不重要，他已经在此之前写下了绝命辞《怀沙》，表达了将把自己的生命肉体从此岸生存世界抛向彼岸死亡世界的坚定信念：
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诗人视死如归，虽然他深爱着他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和河流，但他别无选择，他义无返顾地走进了汨罗江中，悄悄沉没在黑夜里。这是华厦文化史程中最早、最为后世诗人青睐而又非敢自尝的诗人自杀悲剧，但中国人却将这一天永远镌刻在自己的记忆中，并把它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屈原以其毁灭生命的自杀悲剧卓然独立华厦文化史的源头，为后世文人仰之弥高，它成为二千年后一位中国现代诗人——朱湘企图寻求的最终的答案。在朱湘的心目中，屈原一直是一个伟大的源泉，一切东方的美丽与力量，一切憧憬与梦幻，都来自屈原创造的一个不朽的传奇。而屈原本身就是一首永恒的诗，他把朱湘带进了一个追求永恒的境界。面对流淌着屈原精魂的汨罗江，朱湘写下了《这条江虽然干涸了还叫汨罗》：
这条江，虽然干涸了，还叫汨罗：
这里的人，或许还与当初一样；这白云里暮秋时令的白太阳，还照着，不知在何处，你的魂魄。
你留下了“伟大的源泉”，我庆贺；我更庆贺你能有所为而死亡，好比，向了大湖，蜿蜒着这波浪，目标总不变，虽说途中有顿挫，在你诞生的地方，呱呱我堕地。
我是一片红叶，一条少舵的船，随了秋水，秋风的意向，我漫游。
那诗灵[他便是我的宗主，皇帝]
是前路如何连自己都不了然——虽说他已经给与了鲢鲤、浮沤。
在这首诗里朱湘为屈原的“有所为”死亡而庆贺，注定他要效法屈原，决意寻找自己的汨罗江了。
1933年12月5日凌晨6时许，在上海开往南京的一艘轮船上，清瘦憔悴的朱湘缓缓地步上甲板，眺望他多次往返经过的航线，心绪暗淡到极点。九年前从南京到上海，使他从一个被除名的学生，变成一位以诗歌、批评、翻译为职业的文坛怪杰，被鲁迅赞许为“中国的济慈”；四年前从上海到安庆，他以一个归国留学生的身份，一跃而为踌躇满志的大学教授。而这一次他却要埋葬他的所有记忆。诗人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瓶酒，一本海涅的原版诗集和经过自己仔细修订的《草莽集》，迎着扑面的江风他在船舷旁坐下，一边饮酒，一边读诗。四周死一般的沉寂，突然诗人翻过船舷跃进了波涛滚滚的长江，欲晓的天幕上一颗刚刚升起的璀璨的诗星悄然陨落。这个名和字都有水、而最终又托身于水的诗人，是不会随流水年华消逝的，他的名字、他的诗歌、他的人品都将和他崇敬并以身相随的中国第一诗人屈原一样，在人们的心中传诵和铭记。与朱湘生前时有冲突，但每每在关键时刻都给与朱湘以重大支持的清华四子中的子潜，以其对朱湘内心世界的深刻了解，特意选择了美国女诗人文森特米莱的《海葬》，作为他对子沅的悼词：
我这个肉身该死在海中间，我要的不是在一块新坟六尺来深的土里去长眠，我要在汹涌的海水里浮沉。
让骇人的巨鱼啮我的骸骨，你们生人想起了得发抖，让它们吞我趁我在新鲜时，别等我死过了一年半载后。
然而朱湘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悄然陨落的诗星，在此之前与朱湘同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王以仁(1902——1926，字钦孟，号盟鸥)的自杀，才是中国现代诗人悲剧的序幕。王以仁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受族人欺侮，被迫借住于劝学所，靠着勤谨聪惠的母亲持家度日。家境由小康中落，遭尽世人讥嘲冷眼，没有机会留洋深造、承袭余荫、出人头地，有的只是具体实在的风霜刀剑，年轻无名，失业飘零，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又要抖索着褴褛的长衫，他能敏锐深切地感受到外界的任何的一点屈辱，但只能用饱蘸着酸处的笔让自己躁动不安的青春紧紧裹夹在历史的潮流中，写下一串串凄寂的长叹。1924年5月，王以仁的处女作《神游病者》问世。此后不断有小说、散文、诗歌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两年之中至少写了25万字，杰出的文学才华为文坛所瞩目。王以仁的创作既有文学研究会作家敢于直面人生、写实主义的基调，又采取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的方法，注意探索人的精神世界，袒露心灵隐秘。作品大都反映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彷徨，风格凄婉、清丽。在《定姑之死》和《孤雁》等作品中，以饱含愤懑和痛感的笔触刻画出惨淡的人生，对黑暗的现实提出了深沉的控诉。中篇小说《孤雁》由六封可以独立成章的书信连贯而成，写一位失业的青年教员，在浪迹天涯中备尝“世味秋荼苦”，造成精神变态，终因沉溺于赌博和酒精而吐血夭亡的悲剧。王以仁的长诗《灵魂的哀歌》，从残章断句“我找求那蔷薇飞散的香土，啊啊——那知我所经行的都是罪恶铺成的道路”中，分明可以感受到那种探寻改造现实道路的屈原式的抱负。在另一首未完成的长诗《哀中国》
中，现实的腐朽黑暗、诗人对祖国热烈的爱，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但1926年6月19日，王以仁诅咒的黑暗也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正当创作盛年的王以仁却因他早已不堪重负的心灵遭到失恋这沉重的最后一击而出走，在海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毅然投入大海的怀抱，静悄悄孤零零逐清流而去，让肉躯最终挣脱那撕裂灵魂的紧张苦痛，短促的24个春秋恰似彗星一闪，他来不及更深远地展示自己的文学世界，如同自己作品中的主角，他也成为那个“时代牺牲者”。
王以仁的幻灭不过是那个时代身处沙漠，盼望甘霖的滋润而不得，心灵套着自卑的枷锁而无法挣脱的青年的缩影，从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茅盾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中的一个影子——强连长，其模特儿顾仲起。顾仲起原名顾自谨，1903年生于南通，从小家境贫寒，过继给伯父，后来被学校开除，1923年流亡到上海，走投无路之中差点自杀，幸得郑振铎的大力帮助，才成为当时上海文坛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归来》、《风波的一片》、《碧海青天》
等短篇小说，引起读者瞩目。在郑振铎和茅盾的热情资助下，顾仲起离沪去广东考进了黄埔军校，茅盾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下了《现成的希望》一文，对投入革命的青年作家顾仲起寄于极大的希望，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一颗正在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1927年顾仲起成为北伐军的一个连长，却变得有些颓唐起来。大革命失败后，顾仲起回到南通故里，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派，以中共南通特委军事部长的身份担任如皋农民“五一”暴动军事总指挥，暴动失败后秘密潜回上海。1928年初他在上海加入了蒋光慈等发起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但在大革命产生的幻灭感却如幽灵一样缠绕着他，生活的贫困不堪，失恋而不能自拔，寄寓他乡的孤独，一连串的无法摆脱的精神折磨撕裂了他的灵魂，1929年初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一头栽进冰冷的黄浦江中，让郑振铎和茅盾的希望化为江涛的泡沫。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写下他的名字，我却在阴风凄惨的诗人自杀的行列中看到了他黑暗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