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二十五史首开“循吏列传”先河，而列为循吏第一人的就是孙叔敖，后人因此称孙叔敖为“天下第一循吏”。
孙叔敖（约公元前630—前593年），出身于楚国公族，因为受父亲官司连累，外迁期思（今河南固始），过着隐士般的生活。相传孙叔敖秃头矮小，手臂残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的人，却在楚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有人将其与屈原、刘邦、项羽一起，合称“熊楚四杰”。
隐居期思的时候，孙叔敖了解到危害期思地区最大的是水患。于是，他决心带领民众修建排水引水灌溉工程，解除水患。他身体力行，主持修建了我国亘古以来第一个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期思陂”，不仅免除了水患，而且灌溉了数千顷良田，造福一方，老百姓形象地称期思陂一带为“百里不求天”。至今，古老的期思陂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抗旱排涝作用。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曾称赞孙叔敖是“伟大的水利专家”。
孙叔敖隐居期思之时，正值楚庄王意欲“一鸣惊人”之际，为此庄王求贤若渴，特别需要左臂右膀辅佐自己完成这番宏图伟业。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为令尹也。”因为设计修建期思陂，孙叔敖显现出过人的才能与品德，他的名声也传到了楚庄王耳中。于是，孙叔敖脱颖而出，成为楚国令尹，全力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
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所设的最高官职，职责是辅佐楚王制定治国方略，处理军、政、外交等大事，被称为“百官之长”。庄王非常信任孙叔敖，孙叔敖也尽职尽责，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史书记载：庄王“尽付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
孙叔敖担任令尹之后，登门贺喜的人络绎不绝。一天，有一个老者，披麻戴孝，要面见孙叔敖。孙叔敖谦恭地对老者说：“楚王让我担任宰相这样的高官，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来吊丧，莫不是有什么话要指教吧？”老者说：“我的确是有三句话要对你说：一个人当了大官，狂妄自大，百姓就会离开他；职位高，又大权独揽，国君就会厌恶他；俸禄优厚，却不满足，祸患就会能加到他身上。”孙叔敖向老者拜了两拜，说：“我诚恳地接受您的指教，还想再听听您的意见。”老者说：“地位越高，态度越应谦虚；官职越大，处事越应小心谨慎；俸禄越丰厚，越应清廉俭朴。您严格地遵守这三条，就能够把楚国治理好。”孙叔敖回答说：“您说得太好了，我牢牢记住您的忠告！”并毕恭毕敬地送走了老者。
从此，孙叔敖谨记老者的忠言，恤下便民，勤政敬业。关于楚车形制与楚币规格的改变，就是其中两个最好的例子。
楚国民间当时多用牛车，车厢较低，不易改为马车，既不方便生活，也不便于战时征用。为此，庄王同孙叔敖商议，想颁布一道法令，让百姓把牛车车厢升到和马车相等的高度，平时方便生活，战时可用作战车。孙叔敖认为庄王的主意的确很好，但是法规和命令不宜颁布得太多太勤，否则百姓就会无所适从。他对庄王说：“这事无需大王颁布命令，只要臣吩咐把城门的门槛加高一些就可以了。门槛一加高，低车过不去，车上的人必须下来把车抬过门去。乘车的都是贵族，他们懒得在进出大门时下车，此后就会主动把车厢升高的。”庄王觉得孙叔敖言之成理，立即照办。大约半年以后，楚国牛车的车厢都升高了。
当时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庄王认为这种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强令通行，但是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引发市场混乱。孙叔敖了解情况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市场又趋繁荣。
孙叔敖从安定人心，稳定社会出发，对法规、法令的制定和公布时间把握恰到好处，充分显示出他高人一筹的治国才能。
楚国是一个农业国，水利又是农业命脉。因此，孙叔敖执政后，更加重视水利建设。上任不久，就发动安徽寿县一带农民群众兴修芍陂水利工程（位于今安徽寿县西南），缓解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的干旱问题，从而又解决了楚国在这一地区疆界不稳定的问题。芍陂是古代淮河流域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孙叔敖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在沮漳河下游等地也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
孙叔敖主持建设的这些水利工程比西门豹修建的漳河渠要早200年，比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要早360年，是我国水利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对楚国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为楚国的争霸事业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先生在考察芍陂时，兴致勃勃地吟诗赞道：“楚相千秋业，芍陂富万家。丰功同大禹，伟业冠中华。”
孙叔敖还注重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他劝导百姓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节通过河道运出去卖掉。这样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国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
孙叔敖非常重视军事改革，建设强大军队，以适应争霸战争需要。孙叔敖制定了军法，对各军的建制、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并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如军法增加了步兵人数，以弥补车兵之不足。车战，适宜广阔的原野，如遇上在山林、坡地、沼泽、沟壑作战，车兵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有战败的危险。增加步兵，就弥补了车兵这一弱点，增加了战时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又如军法改革了军队行军制度，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各部分工明确。规定各级军官战时各执不同的旗号，部队按旗号行动，做到了进退有序。再如军法还将30辆战车兵分为左右两广，右广从早晨值勤到中午，左广从中午值勤到晚上。夜晚还派近臣按顺序带班、督班，以防意外。经过孙叔敖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楚国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了。
楚庄王眼见楚国国力逐渐增强了，便萌生了兴师伐晋、争霸中原的想法，为防止有人反对，他宣布：“有敢谏者死无赦！”孙叔敖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认为与晋国开战的条件还不成熟，取胜无把握，贸然出兵将铸成大错。作为重臣如明知国君的决定是错误的，怕死而不谏，是对国君最大的不忠。于是，他对庄王说：“臣闻畏鞭笞之严而不敢谏其父，非孝子也；惧斧钺之诛而不敢谏其君，非忠臣也。”为了使庄王收回成命，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不久，一处花园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园子一棵榆树上，一只蝉正在树枝上饮露水，却不知道背后有只螳螂正要捕它；螳螂要捕蝉，却不知道后面有只黄雀正要吃它；黄雀要吃螳螂，却不知树下一童子挟弹丸在瞄准它；而童子只想逮黄雀，却不知自己前有深坑，后有荆棘。蝉、螳螂、黄雀、童子都只看到眼前好处，而不顾后患，都很危险啊！庄王明白了孙叔敖的用意，决定暂时中止兴师伐晋的计划。这就是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由来。
经过孙叔敖一系列的改革，楚国朝政大振，国家大兴，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做好了争霸的充分准备。楚国终于踏上了陈兵周郊、问鼎中原的征程。
公元前597年，楚与晋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西北），孙叔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邲之战，以楚国大胜、晋军惨败而告终。
不久，陈、郑、鲁、宋等国放弃晋国，而与楚国结盟，中原霸主的地位遂转向楚国，楚庄王终于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庄王成就如此恢宏的伟业，与孙叔敖的尽心辅佐是分不开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叔敖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尹，可谓位高权重，但是他廉洁自守，轻车简从，粗茶淡饭，生活异常简朴。同时，“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即要求自己的家人不穿丝质服饰，他所乘骑的马匹也只能喂草饲料，不允许用粮食喂养。孙叔敖任令尹多年，两袖清风，家中居然几无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无力置办。
孙叔敖死后，家中生活无以为继，他的儿子只能以打柴维持生活，生活异常艰难。楚国宫廷艺人优孟听说这件事后，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也非常不安，他决定帮一帮孙叔敖的后人。于是，优孟就天天和孙叔敖的儿子待在一起，穿着孙叔敖衣帽，揣摩孙叔敖的神情、声调。渐渐地，他模仿得像极了孙叔敖。一年后，楚庄王举行生日宴会，优孟穿着孙叔敖的衣冠上前祝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要拜优孟为相。优孟却说妻儿不答应，因为他们听说孙叔敖虽然贵为令尹，但因为廉洁奉公，一贫如洗，连妻儿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楚庄王听后，立刻明白了优孟的良苦用心，马上召见孙叔敖的儿子，给予资助。
孙叔敖虑事深远，行事谨慎，廉政为官，勤政为民，为后世为官者树立了榜样。这也是司马迁为循吏立传时以孙叔敖为第一人缘由所在。“廉吏何为，行将奋于百代焉”。孙叔敖的行状无疑将给后人以极大启迪和激励。
（刘玉堂张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