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湖熟，天下足”（亦曰“苏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时代，“湖广熟，天下足”则流行于明清之际，这两句略带夸张的谚语表明了苏常地区和湖广地区的粮食生产，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居于全国的重要地位。
“苏湖”即苏州、湖州，代表的范围就是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源流可上溯至古代的吴越文化。“湖广”则是指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地区，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从稻作起源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国人引以为豪的浙江余姚河姆渡稻作遗址，距今约七千年。但两湖地区也有令人惊异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水稻遗址，距今八千年。这表明两地的稻作文明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且发展难分伯仲。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一度领先于吴越，只是后来荆楚经济渐衰，而吴越经济日盛。
从唐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地农业，逐渐被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田农业所超越。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北方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大量南迁，以及稻田耕作经验的传播，促使这一地区的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经过五代和北宋两百余年的持续发展，江南农业生产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地生产的粮食成为国内主要的商品粮来源。于是，从南宋中期开始，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最早记载“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的是宋代范成大，他在《吴郡志》卷五十《杂志》中记载：“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吴郡志》成书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可见这一谚语在绍熙三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而陆游在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撰写的《常州奔牛闸记》中又说：“方朝廷在故都，实仰东南财赋，而中吴尤为东南根柢，谚曰‘苏常熟，天下足’。”在此，湖州，换成了常州。可见此时在陆游眼中，常州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湖州。而早在宋仁宗景祐初年，在《范文正公集》卷九《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中，范仲淹就指出“苏、常、湖州，膏腴数千里，国之仓庾也”。无论是“苏湖熟，天下足”，还是“苏常熟，天下足”，这一谚语背后表明以苏州、湖州、常州等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本地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还有大量富余，足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调拨并供应外地。
其实，宋代江南“鱼米之乡”的形成并非易事，因为这一带虽然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但地势低洼，洪涝频繁，有时也会出现持续干旱，还容易受到台风和海潮的影响。只是自晚唐、五代以来，不断兴修水利，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排灌系统，特别是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期（1127—1189年），兴修太湖地区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孝宗时，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严重水灾，使低田与高田尽得灌溉。
此外，江南农业生产水平到宋代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江南人口增加，土地有限，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传统。北宋初年，从今越南引进的早熟双季稻已在江南推广，使得水田的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农作物一年两熟，上田亩产达五六石，土地利用达到极致，史料记载云“耕无废圩，刈无遗垄”，遂使苏湖一带成为南宋农业高产区。对此，宋人高斯德在《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曾云：“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虽遇旱暵，可保无忧。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
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却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改变。显然，以今天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已经取代苏湖常，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
“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谚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所见明人何孟春《余冬序录》卷五十九《职官》中有“今两畿外，郡县分隶于十三省，而湖藩辖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其地视诸省为最巨，其郡县赋额，视江南、西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此文作于弘治年间，据此可知，“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谚至迟在弘治初年已经在民间出现。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谚便从民间走入宫廷，屡次出现在皇帝谕旨和大臣的奏折之中。如《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载，康熙帝在给大学士的上谕中有“谚云‘湖广熟，天下足’，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雍正朱批谕旨》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鄂尔泰奏云：“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流通之故。”
明清时期，湖广地区之所以能取代苏常地区，成为新的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主要得益于江汉――洞庭湖平原垸田的兴盛，使得广大低洼地带得到了较好的开垦，扩大了耕地面积。垸田系围垦河湖淤积的洲土而成，腐殖质含量高，田地肥沃，一岁两收，产量可观。明代是江汉―洞庭湖平原垸田空前发展的时期，在明清“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中，随着大量移民进入湖区，成为推动垸田发展的生力军。嘉靖年间，潜江县的堤垸由成化年间的48垸增加到100余垸，天门县堤垸也在70处以上。到了清代，堤垸更是星罗棋布。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双季稻的推广和轮作复种制度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了两湖主要粮食产区的土地利用率，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使得两湖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并保证了商品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其他缺粮省区。
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居长江大动脉中段的便利的交通运输，使得湖广获得了“天下足”的殊荣。从明代开始，包括江浙在内的广大地区，开始购买湖广米粮。明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就曾指出“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到了万历年间，更是“（荆楚）鱼粟之利遍天下”。明末甚至出现“吴以楚食为天”的说法。到了清代，江浙一带市场上的米粮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湖广以及江西米谷运到的多少。康熙皇帝在南巡过程中，曾经就江浙地方米价高昂的原因询问，“百姓咸谓数年来湖广米不至，一致价值腾贵”。清代湖广地区的米粮，不仅接济江浙一带，其他如广东、山东、陕西、山西诸省，亦屡见有受济于湖广的事实。
曾经作为全国粮仓的江南地区，何以到了明清时期需要依赖湖广地区的米粮？这背后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人口与耕地的因素。从人口密度上比较，明清时期湖广地区的人口密度远低于江浙地区。明洪武年间，江南、浙江、江西三省以七分之一的土地，集中了全国二分之一的人口。当时的人一致认为，长江以南人口的分布是“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而随着江汉—洞庭湖平原的开发利用，湖广人口虽有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仍然大大超过江浙。二是商品经济和农业经济结构的因素。明代苏松嘉湖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种植结构中，棉花种植比重和蚕桑经营的扩大，大大压缩了生产水稻的耕地面积。据统计，以上海为中心的广大植棉区，用于种植棉花的耕地达到50%，太仓州达到70%，嘉定县更高达90%。不少农家也开始依靠商品粮生活。加上棉纺织业、丝织业的发展，大批手工业商业市镇的兴起，江浙一带非农业人口数量剧增，加剧了粮食缺口的态势。
因此，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取代了宋代江浙的经济地位。如果将两个谚语的经济、社会背景加以具体考察、比较，则能反映谚语背后特定的经济现象和深刻内涵。两个不同时期产生的谚语，它们之间是一种历史的承袭关系，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江浙和湖广地区，其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是相辅相成、次第进行的。当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将经营重心转向经济作物种植，进入城镇成为工商业者之时，依赖的正是以两湖平原为代表的地区的米粮供应。或者说，两湖平原地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正是因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经营重心发生改变而提供了机遇。两者经营重心的次第变化虽说是当时经济条件下，专业生产在不同地区的理性分配，有利于全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却相差了一个层次，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就是说，两湖平原农民以水稻种植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支持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型。由此可以想见，江南的商业和城镇不断膨胀侵蚀了农业的发展空间，先前的大片农田雨后春笋般出现一座座城镇，水稻种植的重心向西转移，“苏湖熟，天下足”由此变成一种历史，“湖广熟，天下足”跃然纸上，显现出明清时期湖广地区农业的快速发展。
（陈锋杨国安）